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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与法律》
中国知识产权法院的愿景及其实现路径
【英文标题】 Chinese IP Courts: The Vision and the Road
【作者】 袁秀挺【作者单位】 同济大学法学院
【分类】 知识产权法
【中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法院;审判组织专业化;司法统一;专门法院;司法改革
【英文关键词】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 Specialization of Trial Organizations; Judicial Unity; Special Court; Judicial Reform
【文章编码】 1003-9945(2015)01-0022-1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
【页码】 22
【摘要】

中国知识产权专业审判组织的建构始自20世纪90年代,知识产权法院是其自然延伸。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有诸多理由,如促进司法统一、提高程序效率、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树立良好国际形象、试点司法改革等,但并不能从理性上由此得出知识产权法院具有必然性的结论。因而,知识产权法院是综合政策的结果。知识产权法院在我国应定位于专门法院,其建立与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必要借鉴域外知识产权法院的经验,并结合现实国情,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知识产权法院制度。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还应置于司法改革的背景下,在司法体制、机制以及知识产权特别程序制度方面进行探索,为全面的司法改革积累经验。

【英文摘要】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property (IP) trial organizations began in the 1990s, and the creation of specialized IP courts is a natural extension of a developing IP system. There are many reasons for establishing IP courts such as the promotion of judicial unity, increase in litigation efficiency, strengthening of IP protection, creating an international image of domestic IP protection, and testing new methods of judicial reform. However, these reasons alone do not signify that specialized IP courts are necessary. Rather, IP courts are a result of a comprehensive policy. They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special people’s courts, and their creation and perfection will be a long process. The creation of a China-specific IP court system will require both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s of foreign IP courts as well as a consideration of current domestic conditions. The establishment of IP courts should be considered under the context of judicial reform, the mechanisms of the judicial system and specific aspects of IP procedures should be explored to foster comprehensive judicial refor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1830    
  目次
  一、知识产权专业审判组织发展沿革24
  二、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理论证成与观点评析27
  三、域外知识产权法院的类型及对我国的启示31
  四、知识产权法院的定位及专门人民法院建构35
  五、司法改革视野下的知识产权法院—代结语372014年11月6日,我国首家独立的知识产权审判专业机构—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北京挂牌成立,这标志着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事实上,自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于2014年8月31日通过《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就表明知识产权法院在我国已真正“落地”并开始实质性建设。之前,关于知识产权法院的讨论,已持续一段时间。随着该决定的出台,从应用研究和实务操作的角度,围绕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地点、层级、审理范围等的争议应宣告平息。但在理论上,梳理知识产权法院的历史线索、厘清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依据、借鉴域外知识产权法院的先进经验、明确知识产权法院的目标定位等,仍具有积极的作用,有助于正确认识和理解知识法院的地位及意义。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法院的建成绝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决定》第7条明确规定,“本决定施行满三年,最高人民法院应当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本决定的实施情况”。这意味着,目前在[1]北上广三地设立的知识产权法院也仅仅是试点,未来不可避免会存在一些变数。基于此,有必要将知识产权法院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下来加以评析,把握其脉络,对其进一步的发展方向作出预判,进而促成这一改革举措的最终成功。
  一、知识产权专业审判组织发展沿革
  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与其他基本民事法律制度一样,始建于改革开放以后。《商标法》和《专利法》分别于1982年8月和1984年3月通过,甚至早于《民法通则》。随着《商标法》和《专利法》的实施,以及《民法通则》中明确规定了著作权制度,实践中出现了相关纠纷需要司法解决,彼时既有知识产权案件由人民法院审理。早期的知识产权案件分散在法院的不同业务庭审理,如著作权案件由民庭审理,商标和专利案件由经济庭审理。之所以有这样的安排,一是因为案件数量还很少,二是因为案件的专业性还未得到体现。
  80年代后期,随着知识产权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展、中美知识产权争议日渐频繁的背景下,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呼声不断增强。1993年8月5日,北京高、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庭,这是国内最早成立的专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审判组织。[2]其后,部分地方高、中级人民法院纷纷设立知识产权庭。1994年,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在全国基层法院中建立首家知识产权庭,并于1996年1月首先试行“三审合一”审判模式,即由知识产权庭统一审理涉及知识产权的民事、行政、刑事案件。这一做法被称为“浦东模式”,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推广。[3]客观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知识产权庭审理的绝大多数案件还是属于民事纠纷,适用民事诉讼程序。
  作为新生事物,知识产权庭的设立首先由地方破冰,体现出由下至上的特点。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成立知识产权审判办公室,一方面协调该院内部不同审判庭之间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另一方面强化对地方法院案件审理的指导。在探索一段时间后,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正式成立知识产权庭,标志着在法院组织内部,一类独立的审判部门得以确立。但之后的发展,仍然曲折坎坷。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开展机构改革,以建立大民事审判格局为导向,取消了原来的经济审判庭,知识产权庭因其审理的案件多为民事案件,也属于改革要动的“奶酪”。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改名为“民三庭”,但同时保留了“知识产权庭”的印章。[4]专门审判组织的框架得以存续。
  就审判职能而言,法院内设部门的审判庭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有报道称,在《商标法》《专利法》制订时,就有呼声要建立专门的人民法院。[5]但这一说法尚无正式文件佐证,而且从当时的条件看,并不具备专门审判的现实性,更不用说专门法院的建构了。可能的情形是,立法者已经注意到域外在知识产权审判组织方面的一些经验(如德国),在讨论中或已涉及“知识产权法院”的称谓。就阅读所及,最早提出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是时任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的程永顺在1997年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当时程先生已较完整也论证了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提出了关于知识产权法院的一些设想,[6]其观点即使就今天的眼光来看,也不乏前瞻性。其后,时任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同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的吴伯明,曾在2001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提出议案。[7]但总体上,知识产权法院在制度建构方面并未取得大的突破。
  另一方面,知识产权法院成为了学术研究的热点。如在《专利法》第二次、第三次修改过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国家知识产权局都曾组织研究知识产权法院的相关课题,并已拿出较为成熟的方案。[8]2005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研究”设立了一个子课题“改善国家知识产权执法体制”,其中将建立知识产权法院作为改善广义的知识产权执法体制的一个重要措施。该课题由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承担,相关观点被吸纳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其成果也正式出版。[9]2008年6月5日公布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第(45)条明确提出,“研究适当集中专利等技术性较强案件的审理管辖权问题,探索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其中,“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表达就是上述课题研究的结论,但这一表述与我国现有司法体制并不相容。之后,理论界关于知识产权法院的研究未有大的进展;而实务中关于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改革则方兴未艾,如促进知识产权审判人员的专业化、推进“三审合一”的机制、试行案件的跨行政区域集中管辖等。这为知识产权专门审判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奠定了基础。
  2013年11月2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加强知识产权运用和保护,健全技术创新激励机制,探索建立知识产权法院”,这是关于知识产权司法体制的顶层设计。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内容规定在该决定第三部分“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之第(13)“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中,表明知识产权法院的举措不是单纯的司法制度的完善,还担负着促进创新、助推国家发展战略转型的重任。此外,其中采用的“知识产权法院”这一表述,与“战略纲要”相比,也反映出改革思路和目标的微妙变化。2014年6月6日,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标志着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正式启动,进入实质性阶段。而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出台,则是将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作为司法体制的变动写入了法律。其后,北上广三地知识产权法院按预期设立,正是顺理成章。
  二、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理论证成与观点评析
  知识产权法院的最终建成以及将来的发展方向,固然有待顶层设计,从全局的视阈加以考虑和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产权法院的建设毋宁是一个政策性、实践性很强的课题。但在此过程中,对其的理论思考并非不重要。理性分析知识产权法院的必要性与现实性,甚而客观评价其利弊,不仅可以为这一新举措的出台奠定基础,也可实现正确的导向,有利于制度的不断完善,保证改革持续深入进行。
  关于知识产权法院的制度价值,既有研究已多所涉及。[10]归纳起来,认为我国有必要也有条件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1)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增长迅速,案多人少矛盾突出;
  (2)知识产权案件专业性比较强,对法官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
  (3)有利于规范法律适用、统一司法标准,并有助于化解地方保护主义;
  (4)有利于协调权利的授权、确权与侵权的关系,有利于解决权利效力不稳定对诉讼的影响问题,提高诉讼程序效率;
  (5)强化知识产权的保护,有利于在国际上树立我国良好的司法形象;
  (6)在法院专业化程度较强、人员素质较高的领域试水,为全面的司法改革探路。
  总体上看,上述六点足以支持建立知识产权司法审判的独立机构和专业队伍,人们也有理由相信: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是“打造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审判体系的升级版”,“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法治保障,可以对知识产权提供更为充分有效的保护,并促进我国科技创新水平的提高”。[11]但具体而言,在证成知识产权法院的这些理据之间,还是有些微差别,对“为何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问题,仍有待细致分析。
  首先,就案件数量而言,诚然,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近年来增长迅猛,年均增幅在30%以上。[12]但在绝对数量上,法院受理的知识产权案件仍属“小众”。据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2013年全国法院司法统计公报》,2013年,人民法院共受理一审案件8,876,733件,其中知识产权案件(含民事、行政、刑事)共计100,800件,在全部案件中占比仅为1.1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总体上知识产权案件数量还是呈上升趋势,但最新数据显示,这一趋势已大大放缓。2013年,全国地方人民法院新收和审结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88,583件、88,286件,分别比2012年上升1.33%和5.29%;新收知识产权行政一审案件2,886件,同比下降1.43%;新收知识产权刑事一审案件9,212件,同比下降28%。[13]据此,虽然知识产权案件数量将来是否还有大幅变化尚难预测,但因案件不断增长故需强化专业审判组织建设的理由实难服众。质言之,当前民商事案件数量整体都增长迅速,如果知识产权审判需单列,那么房地产、劳动争议乃至金融、家事及未成年人等审判领域是否也要建立专门法院?其次,谈到知识产权的专业性,常有论者指出,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植物新品种、商业秘密案件多涉及技术问题,审理时需要具备专门领域的知识,故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有设立专业审判组织甚而专门法院的必要性。的确,在知识产权审判中,技术事实的查明有其特殊性,常成为案件审理的难点,正因为如此,各国均强调知识产权法官的复合知识结构。但这一问题的克服主要应以恰当的制度安排来实现,而非依赖人员配备和机构调整。如法官可在专业人士的帮助下,通过技术鉴定、专家证人、专家咨询等做法查明技术事实。客观上,在各类知识产权案件中,真正涉及复杂疑难技术问题的,比例并不一定高。[14]而在知识产权法官中,无论如何,具有技术背景的人数也不可能占据多数。另一方面,仅就专业性而言,房地产审判中的建筑工程纠纷、金融审判中涉及金融创新和衍生工具的一些案件,其复杂程度未必就弱于知识产权案件,如果以专业性为理由,同样会面对这些领域是否也设置专门法院的疑问。
  第三,至于知识产权法院对统一案件司法标准的作用,这或许源于人们对公正与公平的期待。许多论者皆认为,裁判尺度不统一的现象,是当前我国知识产权司法面临的突出问题。[15]由于知识产权客体的无形性及可复制性,针对同一客体的侵权案件可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反复出现,因而对“同案同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国的司法实践中,的确也存在因法官认识不同而导致的证据采信标准不一、赔偿数额出入甚大乃至侵权与否定性有别等情况。但冷静地看,即使知识产权案件相较于其他案件有一定的特殊性,绝对意义上的同案也并不存在,“同案不同判”有一定的客观原因。实践中的问题与其说是要统一司法标准,不如说是要提高司法的水平。进而言之,提高法官素质、裁判水平与建立专门法院的关系并不明朗。如果认为专业化有助于认识的统一和水平的提升,那也完全可以通过法院内设“条线”的功能细化来实现,而不必采用成本更为高昂的专门法院体制。[16]
  第四,关于专门法院对解决知识产权(主要是专利权与商标权)的确权与侵权程序的冲突,提高诉讼效率的作用,这是所有支持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理由中,在专业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在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侵权人常利用规则对权利的有效性提出质疑,并引发相应的确权程序,延宕时日。当前我国知识产权民事侵权案件与相关的确权案件实行二元分立的格局,导致“循环诉讼”频发,使审判周期过长、审判效率低下。为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方案就是统一侵权案件和确权案件的审理机构。因我国地域辽阔,现有知识产权审判庭的布局已覆盖全国,故不太可能将审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法院收缩至少数几个,相对可行的是将当前过于分散的二审(上诉)法院集中至若干甚至是统一的法院,并使之与审理知识产权确权案件的法院趋于一致。这也是一些学者主张建立层次较高的知识产权法院的原因。因为权利效力不稳定带来的问题当然不会因知识产权法院的建立而得以彻底解决,知识产权法院的具体架构也因法院层级和审理案件类别而有不同争议。但无论如何,就案件的专业性而言,这一点构成了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最为直接的原因。
  第五,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既然成为我国最高决策层的议题,毋宁是一种宣示,表明我国对知识产权的重视和加强保护的决心。在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际经贸往来的重要内容和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方面的今天,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弱的确关乎国家形象和国家利益,而知识产权法院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司法保护的力度。事实上,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建立知识产权法院,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其司法保护的形象均得以改善。[17]另一方面,我国的司法改革正在深入推行,知识产权法院作为新生事物,可以在一个较高的平台上探索法院改革的新举措。既可能在具体的司法机制和诉讼制度上取得突破,[18]也可能在宏观的司法体制方面积累经验,并推广到整个司法领域。因此,上述建立知识产权法院的第(5)点、第(6)点理由或许有点“务虚”,但未必不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综上,我们可以把支持知识产权法院的理由分为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微观上,可通过强化专业审判而解决知识产权案件审理中的一些问题;宏观上,则通过司法体制的改革而有助于法治建设。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是理性上综合考量的结果。然而,这些理由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知识产权法院的理论证成,仍然是颇值怀疑的。比方说,通过提升法院整体司法水平以及强化法院内设专业审判组织,在解决现有司法实践突出问题这一点上,其效果不一定就比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差;而强调知识产权法院的宣示作用和政策意义,本身又恐非规范研究的视角。这提示我们,知识产权法院的问题或许也如那句著名的法谚所示,“经验比逻辑更重要”。换言之,在当前的语境下,“如何建立”以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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