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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与法律》
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特色机制及对我国的借鉴
【英文标题】 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The Mechanism and Reference to China
【作者】 蔡元臻【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
【分类】 法院
【中文关键词】 知识产权法院;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知识产权法官选任
【英文关键词】 IP Court;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IP Judge Selection
【文章编码】 1003-9945(2015)01-0090-1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
【页码】 90
【摘要】

设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以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做法是当今国际主流,然而我国自拥有知识产权制度以来,便始终处于面向“三审合一”模式的缓慢衍进之中。我国知识产权专门法院体系随着《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的施行虽有渐成之势,但是仍未能触及设立全国性知识产权法院的问题。鉴于中美两国知识产权环境的相似性以及密切的贸易关系,我国在知识产权法院的创设问题上可以借鉴“美国模式”的经验。了解围绕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而建立的美国诉讼体系,对解决我国所面临的“司法与行政双轨制”“循环诉讼”以及知识产权法官选任等问题具有相当价值。

【英文摘要】

The establishment of IP courts specifically for IP trials is nowadays the mainstream practice, yet China, since having its own IP regime, is in between the laggard progress towards the ‘tri-trial’ mode. The Chinese IP court system, follo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Decisio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Courts in Beijing, Shanghai and Guangzhou, is expecting a gradual formation, whereas the question of establishing a nationwide IP court remains unvisited. The similarity of the IP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close trade affili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dictate that the U.S. system shall b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IP courts. Also, dealing with judicature-oriented problems such as ‘judicature- administration dual-track’‘circulating lawsuits’ and IP judge selection in China can receive substantial experiences from understanding the U.S. litigation system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1838    
  目次
  一、“三审合一”的限制与知识产权法院基本设置模式92
  二、美国司法体系简述94
  三、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建立背景与过程95
  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知识产权司法地位及运行机制97
  (一)美国知识产权的主要保护方式为司法保护97
  (二)司法保护的主要机构是巡回上诉法院97
  (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实质意义上的知识产权法院98
  (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人员构成100
  五、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模式对我国的借鉴意义101
  (一)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置模式选择102
  (二)我国知识产权法院的法官选任103
  (三)需警惕“美国模式”的弊端104
  现代法治精神要求知识产权司法统一的价值取向与我国知识产权司法外部组织林立的事实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我国对现有知识产权司法职权配置模式进行改革。如今,世界各国纷纷建立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我国虽然在2008年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中便提出要研究设置统一审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和刑事案件的专门法庭,并进一步探寻建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的可行性。但是直到今天,我们仍处于向“三审合一”模式的缓慢衍进之中。况且,由于“三审合一”模式在国际上的采用率较为有限,对于我国来说,该模式更多的只是“向‘专门法院’模式衍进和嬗变的过渡性和暂时性的选择”。[1]
  一、“三审合一”的限制与知识产权法院基本设置模式
  自“三审合一”改革模式在我国推进以来,至今已超过20年,其成果可谓丰硕。1993年6月,我国第一个知识产权庭—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设立,[2]到2008年中期,全国法院单设知识产权庭298个,专设知识产权合议庭84个,配置知识产权法官2,126人,[3]截至2013年底,全国具有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和驰名商标案件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分别为87个、45个、46个和45个;具有一般知识产权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为160个,具有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纠纷案件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为7个。[4]这些改革成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我国知识产权审判内设机构分立、司法不统一的问题,但是审判机构分散的现实必定会导致区际司法冲突。[5]“三审合一”的知识产权司法职权配置仅仅解决了同一法院内部知识产权审判尺度的不统一,而不同法院之间知识产权司法不统一的情形则依然存在,这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解决法院之间司法尺度不一的一种手段就是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通过组织稳固的专业司法团队对知识产权案件进行专属管辖,减低非专业法院的参与程度与非专业人员的参与频率,从而降低不同法院之间的裁判尺度差异。目前,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建立或者正在着手建立知识产权法院或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就国际上现有知识产权审判机构的设置模式、审判范围、人员构成和司法程序来说,整体结构相似,具体细节配置不同,后者是因为各国间国情、法律理念、法制传统及司法实践的差异所致。[6]根据我国学者的整理和归类,国际上现行知识产权审判机构的设置模式可分为以下四种:
  第一,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如专利法院)专门且仅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即由知识产权法院专门审理所有的知识产权案件或主要的知识产权案件,该审判模式因此具有唯一性和垄断性。英国于1977年成立了专利法院,属于该模式的典型。此外,韩国和泰国亦属此类;
  第二,在一般法院中设立知识产权法庭专门负责审理知识产权案件,我国长久以来一直采用该模式,当然,该情况在《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出台后有所变化,根据改革试点方案,有关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等第一审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以及第一审知识产权授权确权行政案件,由知识产权法院专属管辖。由此可见,我国正从模式的第二种向第一种转型。采用该模式的其他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等;
  第三,由商业法院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如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士和菲律宾等;
  第四,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审理特定类型的知识产权上诉案件,美国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便属典型。我国初设知识产权法院已有一定成果,下一步的主要改革方案有二:调整知识产权法院的层级,以及设立知识产权上诉法院(或称知识产权高级法院),后者的理念便是植根于“美国模式”。此外,采取此模式的还有巴西、德国、韩国和日本等国家。[7]
  建立我国知识产权法院,学习借鉴国外一些相对成熟的实践经验是十分必要的。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各地情况复杂,知识产权案件的数量大于多数国家,与美国较接近。[8]同时,鉴于中美两国之间密切而又争锋相对的贸易关系,我国在知识产权法院的创设问题上,应当直面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并且在建立这种认识之后,充分借鉴“美国模式”的经验,最终化为己用。鉴于此,本文将先从美国法院体系介绍展开,然后对知识产权案件的管辖和审理规则进行梳理,最终对美国知识产权核心司法机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借鉴意义作出考析。
  二、美国司法体系简述
  美国法院体系分为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两大系统。联邦法院系统是按照《美国联邦宪法》(United States Constitution)第3条第2款的授权设立起来的,而各州法院系统则是在各州宪法和法律规定下设立起来的。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之间的关系可谓错综复杂,但也互相独立。在一般知识产权案件中,州法院只负责审理商标案件,专利、版权纠纷归属于联邦法院审理。联邦法律的效力虽大于州法律的效力,但州法院并不因此成为联邦法院的下级法院,“相反他们是两套在管辖权限上既存在不同又有交叉重叠部分的平行的法院系统”。[9]
  联邦法院系统分为三个层级,即联邦地方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最高法院。[10]州法院层级亦分为三,包括初审法院(Trial Court)、上诉法院(Intermediate Appellate Court,一般称之为State Court of Appeals)以及最高法院(Highest Appellate Court,一般称之为State Supreme Court)。联邦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主要为涉及联邦宪法、法律或国际条约的案件,一方当事人为联邦政府的案件,涉及外国政府代理人的案件,公海上或国境内供对外贸易和州际贸易使用的通航水域案件,不同州、不同州公民之间的争议以及州政府向他州公民提起诉讼的案件。[11]州法院审理的案件多为非刑事案件,其中以债权债务案、抵押品赎回案和税务纠纷案为主。如果发生上诉,则会移至州上诉法院进行二审。此外,某些州在初审法院之下,还设置了拥有有限管辖权(Inferior Jurisdiction)的初审法院,一般用于审理规模、影响力及所涉金额极小的民事和刑事案件,该类法院的上诉案件,常常会移至普通初审法院,即拥有普遍管辖权(Superior Jurisdiction)的初审法院审理。如果案件的审理仅涉及州法律,那整个案件必须在州司法系统的范畴内得到解决;相反,若在审理过程中涉及联邦法律问题,当事人可以在州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后申请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进行复审。不过,由于联邦最高法院一般仅在联邦法律和宪法的解释和运用出现重大疑问时才对案件进行复审。因此可以说,各州最高法院所作出的基本上已是最终判决。
  三、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建立背景与过程
  美国在建国初期就建立起了知识产权制度,此后的时间里该制度迅猛发展,并在19世纪末遭遇了我国目前所面临的知识产权司法资源紧张、法院审判不专业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美国首先于1891年通过《上诉巡回法院法案》(Circuit Courts of Appeals Act,也称Judiciary Act of 1891或Evarts Act)创设了联邦上诉法院体系,在1789年《联邦组织法》(Judiciary Act of 1789,也称《司法法》或《司法条例》)设立的3个上诉法院的基础上,再新设9个上诉法院,用于负责审理地方法院的上诉案件。最高法院在面对大量再上诉申请(Petition)时,一般只需对其中的1%的案件发布复审令(Writ of Certiorari)。而联邦上诉法院的创立,又进一步减轻了美国最高法院审理案件的压力,但是即便如此,由于上述9个联邦上诉法院之间互不具备约束力,该调整仍未能消解美国司法审判不统一的顽疾。
  1929年,美国国会根据当时美国专利局(The United States Patent Office)的一项提议,将后者的上诉案件从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转移到关税上诉法院,并将该法院更名为“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Court of Customs and Patent Appeals),初步实现了专利和商标行政确权案件由专业法院审理的格局。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引起了人们对法律制度的反思,[12]美国各界开始呼吁重组专利审判制度,意图通过高效且带有倾向性的专利制度刺激经济发展。此后,以重构专利司法制度为核心思想的法案层出不穷。1982年,美国国会通过《联邦法院改进法》(The Federal Courts Improvement Act of 1982),[13]合并了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和联邦索赔法院上诉审部门(Appellate Division of the Court of Claims),联邦巡回上诉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CAFC)由此诞生。与原有的12个区域性巡回区法院不同,该法院是全国性的巡回区法院,对94个地区法院的专利诉讼案的上诉有排他性管辖权,是唯一的专属管辖法院,而非地域管辖。就版权和商标来说,纽约的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和加州的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该领域的判决影响较大,因为上述地区不但是版权产业密集区,也是商业活动和商标使用的主要地区,版权纠纷案件和商标纠纷案件因此较多。驰名商标法则在美国应用中的重要案例—ITC诉Punchgini案[14]以及Grupo Gigante 诉Dallo案[15]便是由第二和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分别审理。其余纠纷,如商业秘密滥用和不正当竞争等案件,则由州法院审理,但可向联邦巡回法院提出上诉,后者的判决为终审判决。[16]至此,美国基本实现了“将所有知识产权上诉案件集中到13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统一进行审理”的规划。
  四、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知识产权司法地位及运行机制
  (一)美国知识产权的主要保护方式为司法保护
  除司法保护以外,美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其他途径还包括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ttee, ITC)、美国专利与商标局(United States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USPTO)和仲裁。该三种途径可谓各有利弊。在联邦法院进行司法诉讼可以保证程序上的正统性,同时可以对侵权方实施强制令(Injunction)和勒令侵权方进行高额赔偿(包括惩罚性赔偿);但是司法诉讼往往会带来极其复杂的法律问题,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务层面,都可能导致难以厘清的司法纠葛,将当事人推向一种司法概念下的“深渊”。国际贸易委员会作为一个行政机构,拥有强大的行政执行力,相比起诉讼,具有低价和高效的特点,但是它的救济手段只限于临时强制令和排除令(Exclusion Order),无法为权利人带来经济补偿。相比之下,美国专利与商标局在解决知识产权纠纷过程中所能起到的作用也较为有限,其纠纷解决程序复杂、时间冗长,并且可能导致后续的诉讼。而仲裁解决方式虽然快速并且廉价,但是其在程序正统性和法律效力的限制,连同对后续诉讼的限制,让其适用范围也较为有限。[17]
  (二)司法保护的主要机构是巡回上诉法院
  如前所述,美国法院的案件管辖范围是依案件所涉法律性质而定,因此,美国法院体系内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归属,取决于该法律来自于州法还是联邦法。一般来说,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都有知识产权立法权。以商标法为例,美国的联邦商标法是1946年制定的《兰哈姆法》(Lanham Act),同时全美50个州也都各有自己的商标法(如田纳西州的Tennessee Trade Mark Act of 2000与伊利诺伊州的Trademark Registration and Protection Act)。这种平行立法体制导致知识产权法律在美国拥有联邦法和州法两级。尽管如此,美国知识产权纠纷涉及的法律仍以联邦法为主,因此联邦法院系统具有更多的司法管辖权。
  根据美国联邦司法程序,知识产权一般案件先由联邦地方法院一审,对判决不服可上诉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其中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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