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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贪污贿赂犯罪规律初探
【作者】 宫晓冰【分类】 刑法分则
【期刊年份】 1991年【期号】 9
【页码】 1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7818    
  贪污贿赂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必然有其产生、发展和运动的规律。目前,人们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认识,尚停留在现象认识阶段,很少研究其规律。我们在此试对这一问题作专题性研究。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函数规律”
  (一)贪污贿赂犯罪的“烈度”指标。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烈度”,可以综合两方面的指标来衡量:①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量。这不是指实际发案数,而以具有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人数作为计量标准。②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即每个贪污贿赂犯罪分子侵吞、占用国家、集体的钱财或索取、收受钱财的平均数额。贪污贿赂犯罪的人数越多,平均数额越高,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烈度”就越大。
  为了便于说明直接影响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烈度”的各种因素所起作用的大小,我们借用数学上的一个名词“函数”,来表明各种因素与危害“烈度”之间的函变关系。
  (二)危害“烈度”的正相关因素”,指与危害“烈度”的大小成正比例变化的有关因素。即该种因素越大,危害“烈度”就越大。危害“烈度”的“正相关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贪污贿赂犯罪的“物质动因”。如地方、部门、企业、个人等多元利益主体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冲动;”“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短缺型经济条件下的利益竞争”;“商品交换流通中的不正当竞争”;“社会分配不公”;“劳动力相对过剩导致的就业竞争”;“生产.经营等经济部门的贪污贿赂犯罪猖獗对党政机关公职人员的潜移默化影响”,等等。这些驱动人们产生贪污贿赂犯罪意识的“物质动因”越多、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烈度”也就相应越大。
  2.贪污贿赂犯罪的“精神诱因”。如“思想政治工作削弱的影响”;“剥削阶级唯利是图和享乐主义思想意识的侵蚀一;“错误的社会心态与社会思潮的刺激”;“公职人员政治、道德水准的低下”;“赌博、嫖娼、吸毒、建私房等风气的感染”;“超前消费思想的错误导向”,等等。也就是说,这些诱发人们产生贪污贿赂犯罪意识的“精神因素”越多,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烈度”也就越大。
  3.可供贪污贿赂犯罪利用的条件。主要有:“国家对基本建设和产业结构投向的宏观失控”;“国家对现金的投放量过大”;“有关职能部门对于现金管理不严格”;“小金库的泛滥”;“对乡镇企业、个体企业、合伙企业、个体户的管理失控”;“公职人员掌握生产部门、企业所需要的重要生产资料”;“地方、部门、企业领导人的严重官僚主义和玩忽职守”,等等。也就是说,可供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利用的条件越多,其危害“烈度”也就相应越大。
  (三)危害“烈度”的“反相关因素”,指与危害“烈度”成反比例变化的因素。即指该种因素越大,危害“烈度”就越小;该种因素越小,危害“烈度”就越大。这里的“反相关因素”,主要是指监督与制裁方面的因素。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若干方面:“对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有效监督机制”;“企业的民主监督机制”;“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包括供销采购和财会人员)的有效监督机制”;“人民群众举报贪污贿赂犯罪的积极性”;“有关制裁贪污贿赂方面的法律的完善”;“司法机关追究贪污贿赂犯罪的人、财、物力条件”;“司法机关侦破各种贪污贿赂犯罪的能力,司法人员敢于和善于严格依法制裁贪污贿赂犯罪分子的能量。”
  (四)危害“烈度”的“函数规律”公式。根据上述正、反相关因素与贪污贿赂犯罪危害“烈度”的“函变”关系,我们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危害“烈度”的“函数规律”。
  危害“烈度”=〔(物质动因+精神诱因)×可供利用条件〕+〔监督+制裁〕、
  如果以“A”代表“危害烈度”,以“B”代表“物质动因”,以“C”代表“精神诱因”,以“D”代表“可供利用条件”以“E”代表“监督”,以“F”代表“制裁”,则上述公式变为:
  A=(B+C)×D+E+F
  在此公式中,(B+C)和D是A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即如果这两项中的任何一项为“零”,A值都等于“零”。也就是说,仅有“物质动因一或“精神诱因”,如果没有贪污贿赂犯罪的“可供利用条件”,则贪污贿赂犯罪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也就没有“危害烈度”可言。相反,仅有“可供利用条件”,没有“物质动因”或“精神诱因”,则没有产生贪污贿赂犯罪的动机和意识,同样没有“危害烈度”可言。北大法宝
  在(B+C)值和D值既定的条件下,A值的大或小,取决于(E+F)值的小或大。
  在(B+c)项中,B项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社会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并且B项中的许多内容,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关,如果人为地予以取消,有可能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从改革,开放之前,贪污贿赂犯罪少,但经济发展速度缓慢的状况可以得以说明。从治理贪污贿赂犯罪考虑,应该把降低A值、即贪污贿赂犯罪的危害“烈度”,重点放在降低C值、D值和扩大(E+F)值上。
  二、贪污贿赂犯罪的“黑数规律”
  贪污贿赂犯罪与其它刑事犯罪的不同特点之一,是这类犯罪在多数情况下不是以公民个人利益为直接危害对象,没有保留犯罪痕迹的“现场”,因而发现犯罪线索通常是和发现嫌疑人连在一起的,司法机关往往是根据嫌疑人的线索去查清犯罪事实。而杀人、放火、抢劫、强奸等暴力型犯罪,是以公民个人的人身或财产权利作为侵犯对象,受害者的报案积极性较高,司法机关往往是根据犯罪事实去查找犯罪分子。这类犯罪的立案数与实际发案数相对比较接近(除少数地方人为的“不破不立”情况外)。相比之下,贪污贿赂犯罪的立案与实际发案数之间的差距较大。这个立案数与发案数之间的差距,法学理论界称之为“黑数”,取对实际发案数“看不清、拿不准”之意。
  贪污贿赂犯罪“黑数规律”的存在,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
  (一)“智力型犯罪”的陷蔽性
  贪污贿赂犯罪分子往往是利用各种管理制度的漏洞和监督制度的漏洞,实施犯罪行为,因而一般不易被人们察觉。在实施犯罪前,具有较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不但手段狡猾,而且有的悉心研究如何规避法律。特别是贿赂犯罪往往是行贿与受贿者“一对一”,难于认定,这些都使贪污贿赂犯罪的“黑数”增大。
  (二)贪污贿赂犯罪主体的特殊性
  这类犯罪分子可以利用职权和其地位形成的影响,公开或秘密地对抗司法机关的诉讼活动,动用各方面的关系进行开脱,增加司法追究的难度,促使“黑数”增大。
  (三)“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
  某些贪污贿赂犯罪与地方的“土政策”和纵容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地方的党政领导人从保护地方利益出发,予以保护,干扰法律制裁,因而增大了“黑数”。
  (四)一些群众存在与贪污贿赂犯罪斗争的后顾之忧
  如因害怕被打击报复,担心触犯权势难逃掣肘等,对贪污贿赂犯罪知情不举,或者不敢作证,为“黑数”的扩大提供了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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