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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美国备用信用证制度的演进与借鉴
【英文标题】 The Development and Reflection of the Rule of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 in the United States
【作者】 刘斌【作者单位】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分类】 国际商法
【中文关键词】 备用信用证;独立担保;越权原则;统一商法典
【英文关键词】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 independent guarantee; Ultra Virus; Uniform Commercial Code
【文章编码】 2095-3275(2016)02-0158-09【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6年【期号】 2
【页码】 158
【摘要】

发端于美国的备用信用证是独立担保的一种形式,与大陆法系的独立担保制度相当。备用信用证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是独立担保法律制度上的一个悬案。早期美国商人将信用证扩展至担保领域,从而在实践中产生了备用信用证这种新型的工具。然而,由于其受到了“禁止银行提供担保”规则和越权规则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诸多争议。随着理论和实务界对备用信用证法律性的争议和厘清,其担保的外衣逐渐褪去,独立承诺的属性显露,也不再受制于前述的规则的限制,从而逐步得到了美国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认可。美国备用信用证制度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基于担保视角审视独立担保这一商事工具存在诸多不当,应当基于商事自治、商事效率等价值,承认国内独立担保的合法地位,并完善修正其规则。

【英文摘要】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 that originate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s an equivalent to the independent guarantees in the civil law countries. The reason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of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 is mysterious academically. Emerging from the commercial practice,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 were restricted by the“No Guaranty Rules”and“Ultra Virus Rule”. After heavy debating and clarification of the nature of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 the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proved to be an independent undertaking, which should not be subject to the guarantee law. As the commercial tools developed, the American legislation and the courts gradually adopted the legitimacy of it. Based on the American history of the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 the independent guarantees should not be viewed by guarantee law, but should be recognized by the law in China based on the commercial autonomy and value of efficiency. Furthermore, the relevant rules also should be perfected.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11704    
  
  传统民事担保坚守从属性原则,无从属则无担保。但是,随着民商事实践的迅猛发展,产生了大量的非典型担保,这些担保或多或少地突破了传统担保的从属性。备用信用证与独立保函是独立担保的表现形式,具备同样的法律属性[1]。长期以来,独立担保游离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之外,当事人的法律关系也面临着法律上的不确定性。我国现行《担保法》第条规定了担保从属性的例外,但是当事人在国内民商事实践中作出例外约定的意思表示又被最高人民法院的判决不断否认,极大地损害了私法的自治性。由于独立担保对传统的从属性担保构成了激烈的冲击,国内独立担保究竟是否应当得到立法上的承认,在理论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议。就目前而言,独立保函、备用信用证等独立性的担保工具难以融入民事规则体系,成为了民商事法律制度体系外的流浪汉。这种法律上的新生事物与既有体系的冲突,并非我国所独有。在美国,作为独立担保衍生形式的备用信用证,从其产生即被认为是“问题少年”{1}。在本文中,笔者希望通过考察美国备用信用证的复杂而困难的演进过程,为我国独立担保制度的完善和发展提供镜鉴。
  虽然备用信用证和独立保函都是独立担保的衍生形式,但由于美国银行业务实践的发展,备用信用证也具备了部分不同于独立保函的特征,但是这些特征并不能否定其属于独立担保的基本属性。在美国法上,一个承诺付款的法律文件究竟名为“独立保函”抑或“备用信用证”并非是决定性因素,只要其具备独立性,即被法院识别为“备用信用证”。除了具备独立性的备用信用证之外,美国商事实践中还有运用于各种交易场合的“保函(Bond )”,比如“履约保函(Performance Bond)”“投标保函(Bid Bond)”“还款保函(Repayment Bond)”等形式。这些保函一般而言并非是独立的,也没有确定的金额,保函规定的金额本身是保证人所承担的最大责任限额{2}。前述这些保函一般属于从属性保证,而非独立担保,这一点与英国法上的“履约保函”不同。
  一、美国备用信用证业务的早期实践
  备用信用证是美国法上的独特产物,富有创造力的美国商人对具有支付功能的信用证进行了二次创造,给信用证这种古老支付工具赋予了新的担保功能。长期以来,美国备用信用证制度的源起和演进构成了理论研究上的一项空白,这项新生的法律工具与既有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与妥协也慢慢被忘却。如今,在美国法上已经形成了完善的备用信用证制度,包括法律、监管和惯例规则体系。就法律规则而言,除了判例法之外,备用信用证的主要法律渊源为统一州法全国委员会(NCCUSL)和美国法学会(ALI)起草的以《统一商法典》第5篇为中心的州法体系。《统一商法典》所规定的信用证规则,同时适用于商业信用证与备用信用证。在监管规则层面,该领域的主要规则为美国货币监理署(OCC)制定的《凭单据付款的独立承诺》,由货币监理署制定并执行。在管理规则层面,美国银行业界在备用信用证业务中多采用美国国际银行法律和实务研究院制定的《国际备用证惯例(ISP98)》。当然,这些完备的法律制度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经历了数十年的发展过程,其中伴随着激烈的理论争论和法律争议。
  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内的银行开始将信用证用于一些新的用途,包括作为第二顺序的付款方式、保证债务的偿付、建设工程合同的履约担保、造船合同的担保等领域{3}。比如,在 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以下称“CCC 公司”)与一些出口商交易的过程中,CCC 公司希望能够将其多余的谷物卖掉以换取等值的战略物资。虽然可以通过物物交换的方式实现这一交易,但是 CCC 需要一个第二顺序的付款担保,以确保在出口商不能交付约定物资时其仍然可以获得付款。这时,交易的当事人选择了信用证作为付款担保,如果出口商按照约定履行了合同义务,那么 CCC 公司将允许出口商的银行取消前述信用证,否则,CCC 公司将有权利获得信用证项下的付款{4}。这种付款安排与传统的商业信用证有很大差异,其存在目的并非是用以付款,而是用以保障付款,只有第一顺序的付款途径失败时,这种信用证才发挥作用。如果说将信用证作为第二顺序的付款手段时其担保的仍然是确定存在的债务,那么,在将信用证用于保证债务的偿付及履约担保时,其所担保的债务实际上是不确定的或者说是偶然的,其担保属性明显超过了付款属性。
  美国著名银行法专家 Henry Harfield 对美国国内信用证的扩展使用同样给予了关注和研究,特别是将备用信用证用以支持商业票据带来的法律问题。比如,可能由于间接融资困难,抑或是为了在商业票据市场上占得一席之地,Micawber 公司准备以本票的形式发行价值1000万美元的商业票据,每张面值1000美元,计1万张{5}。为了获得更好的定价,这些商业票据需要获得银行信用或者其他的信用支持。银行可以通过票据背书、提供保证等方式以强化这些票据的信用,但是由于业务上的便捷性等多种原因,银行多倾向于选择信用证的方式,为每张本票开出一张相应的信用证。如果这些商业本票的发行者到期能够履行票据义务,那么这些信用证将寿终正寝,但如果到期未能偿付持票人的话,银行将承担履行责任。在这种业务模式下,产生了 Harfield 所提出的问题:该情形下的信用证究竟是信用证(Letter of Credit)还是担保(Guaranty){6}?
  20世纪70年代,用于担保交易的信用证数量显著增加,包括为建设工程、造船合同贷款、商业票据的发行等提供担保。Verkuil 将这种新型的信用证称为“担保信用证”(Guaranty letters of credit){7}。“Guaranty”一词在美国法上有从属性担保的含义,用担保信用证这一术语可能引起混淆,而且容易产生争议。因此,“备用信用证”逐渐取代了其他指称在银行界和学者之间被普遍使用。备用信用证业务的发展非常迅速,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在1986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当时美国的银行开出的备用信用证总额即达到了1532亿美元{8}。其中,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占到总份额的75%。
  将信用证扩展为担保工具对交易当事人产生了许多新的影响。首先,债务人不得不面临双重付款的风险,即使债务人履行了其合同义务,信用证的受益人仍然有可能索偿信用证项下的款项。为此,交易的当事人往往需要设定一定的交易条件以控制受益人的索款,比如要求受益人提交特定的单据。其次,对于银行而言,虽然不存在统一的收费标准,但是这种新的业务使其不得不改变其收费标准。商业信用证的收费基本上基于信用证的类型、金额、开出的时间以及付款的时间等因素,但是,这种“新型的”信用证显然不能适用前述标准,因为银行在开出之后是否需要付款以及何时付款都是不确定的。再次,这种功能上的扩展也改变了信用证项下所需要提交的单据类型,发票、运输单据等文件不再适用,一些新型单据的出现对于银行的审单工作带来了改变,也增加了银行错误付款的风险。比如,业务实践中有客户要求银行开出信用证以保障婚姻,在婚姻失败的情况下受益人可以获得信用证项下的款项,当事人协商同意将离婚证明作为付款的单据[2]。
  二、美国备用信用证制度的变迁
  不少学者认为,备用信用证在美国市场上的出现是因为1864年修订的《国民银行法》(National Banking Act)禁止银行对他人的债务提供担保,所以银行开始借助信用证的方式开展业务。比如,Bertrams 教授认为,1864年修订的《国民银行法》对银行业务能力进行了授权性的规定,由于其中不包括担保业务,联邦注册银行和各州银行无权就债务提供担保,为了规避这一限制,美国的银行开始通过为汇票背书或者开出信用证的方式提供担保{9}。Ellinger 教授也认为,备用信用证的使用有可能是因为美国银行法限制银行提供担保{10}。在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从事业务的外国银行可以开展担保业务,而美国的国内银行则被禁止进行此业务{11}。虽然美国银行实务界、学者和法院围绕着银行法所设立的担保限制以及备用信用证的法律性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但是,从备用信用证在美国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其同样是商事实践的产物。譬如,在英国银行业务并不存在担保的限制,传统的从属性担保业务是银行的一项重要业务,但随着业务实践发展,独立担保仍然成为了银行提供担保的主要形式{12}。总之,商事实践的发展为备用信用证在美国的产生提供了制度需求,而银行法的限制则刻划出了备用信用证的制度结构。
  自从该“新型”的信用证出现以后,学者就其安全性、合法性等问题展开了诸多讨论。特别是由于美国银行法上的“禁止银行提供担保规则”(No Guaranty Rule),备用信用证的出现引发了其是否属于越权行为(Ultra Vires)的广泛争论[3]。在我国,也不乏学者认为备用信用证的出现是因为美国法律禁止银行从事担保业务,银行转而发明了备用信用证以规避法律的监管所致{13}。
  (一)“禁止银行提供担保规则”(No Guaranty Rule)
  “禁止银行提供担保规则”在美国法上由来已久,早在美国银行业开始出现的时候,许多法院和述评人就开始反复地阐述银行不能提供担保{14}。美国的第一家现代银行北美银行(Bank of North America)建立于1782年{15}。而各州的银行大多是英国殖民时期的历史产物,直到183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Briscoe v. Bank of Kentucky 案{16}中才确认各州银行的合法性地位。1838年,纽约州通过了《1838年纽约州银行法》,该法成为了其他州立法和联邦立法的雏形{17}。但是,《1838年纽约州银行法》和《国民银行法》都没有对禁止银行成为担保人作出任何明确的规定。在《1838年纽约州银行法》中,对银行的授权的条款规定如下:“此类组织有权开展银行业务,通过贴现汇票、本票和其他债务凭证;接受存款;为实现本法授予的目的以银行特许状中规定的方式买卖金条银条、外国货币、汇票;基于不动产担保和个人担保提供贷款;以及通过行使开展此类业务所必须的附带权利。”{18}
  1857年的 Curtis v. Leavitt 案是银行法历史上的重要判例,在该判例中涉及的并非是担保的问题,而是银行能否借债的问题。通过近300页的对银行业和公共政策阐述,法院得出的结论为除非一项业务是银行无权开展非法律和特许状授权的业务,除非其是银行“附带的”(Incidental)业务{19}。和 Curtis v. Leavitt 案中的银行借债问题一样,银行能否提供担保实际上是一个公共政策的问题。正是由于这是一个政策问题而非明确的法律问题,所以才导致争论不断。通过 Talman v.Rochester City Bank 案、Bank of Genesee v. Patchin Bank 案等判例,银行不得成为担保人的规则不断被阐述,以判例法的形式形成了规则。
  由于银行立法并未明确禁止银行提供担保,在判例和学说中,法律禁止银行进行担保业务的结论是通过对法律和银行章程进行推断而得来的产物。禁止银行提供担保这一规则出现的时候,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况还没有出现。但是,19世纪以后,公司开始提供担保业务{20}。由于银行的良好信誉,商人开始借助于银行提供的担保。在实践中,一方面银行在通过开展备用信用证的业务获利,另一方面又在使用“越权原则”作为保护自己的借口。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开展备用信用证业务的银行在诉讼中往往提出“越权原则”抗辩,以解除自己在备用信用证项下的责任。比如,在著名的 Wichita Eagle v. Pacific National Bank 案{21}中,作为备用信用证开证人的银行宣称其开出的是一项担保,因此超越了银行的权限。这种做法引起了是否违反“禁反言原则”的争论,但是权威判例认为并未达到“禁反言原则”的要求程度{22}。这种做法对于整个银行业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对于银行而言,在破坏银行赖以生存的信用基础。同时,对于信用证这种工具也是不利的,这种做法将动摇信用证的确定性和可靠性,“像现金一样好”(As good as cash)的优势势必会被削弱。
  由于许多商事工具的出现晚于银行立法,“禁止银行提供担保”这一古老的规则后来与信用证的发展、票据保证等不断发生冲突,并形成了相应的例外。值得思考的是,虽然信用证、票据背书等业务具有担保的特征,却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争议,而备用信用证的出现却引起了长期的争论,备用信用证和担保之间的关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二)信用证、备用信用证与担保
  Ward 和 Harfield 在其著作中将备用信用证称为“银行家的天才创造”{23}。尽管前述争议困扰着备用信用证制度的发展,但是,这些概念上的困难应该让位于现代商业的需求{24}。坚持备用信用证无效的学者往往从“越权原则”的角度,认为备用信用证业务并非是银行“附属权利”(Incidental Power),其越权作出的行为属于无效{25}。联邦最高法院在1940年作出的 Inland Waterways Corporation v. Young 案判决指出,“货币监理署必须遵循国民银行法案的规定。违法行为不能通过习惯变为合法”{26}。因此,以 Harfield 为代表的商事进步主义者所持的“商法应当顺从商业实践发展”的观点受到诘责。从“越权原则”对备用信用证的效力进行否定的论证,实际上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其一,备用信用证是一种担保;其二,银行无权开展担保业务,也即“禁止银行提供担保”规则。
  首先,就备用信用证属于担保的观点而言,随着对其法律属性的深入研究,这一小词儿都挺能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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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Bernard S. Wheble, “Problem Children—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 and Simple Demand Guarantees ”(1982),24 Ariz. L.Rev.301,304.

{2}Norbert Horn & Eddy Wymeersch, Bank-Guarantees,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 and Performance Bond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1990),Kluwer, p.17.

{3}{4}{24}{32}Comment, “Recent Extensions in the Use of Commercial Letters of Credit”(1957),66 Yale L. J.902.

{5}{6}{28}{49}Henry Harfield, “The Increasing Domestic Use of the Letter of Credit”(1972),4 U. C. C. L. J.251.

{7}Paul R. Verkuil, “Bank Solvency and Guaranty Letters of Credit”(1973),25 Stan. L.Rev.716.

{8}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 Economic Review 20(Winter 1986).

{9}Roeland Bertrams, Bank Guarante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3rd edition, 2004),Kluwer Law Press, p.6.

{10}{12}Peter Ellinger & Dora Neo, The Law and Practice of Documentary Letters of Credit (2010),Hart Publishing, p.303.

{11}Boris Kozolchyk, “Is Present Letter of Credit Law up to Its Task?”(1986),8 Geo. Mason L.Rev.285.

{13}贺绍奇.国际金融担保法律理论与实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5.

{14}Richard A. Lord, “The No-Guaranty Rule and the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Controversy ”(1979),96 Banking L. J.46.

{15}Howard H. Hackley, “Our Baffling Banking System”(1966),52 Va. L.Rev.565.

{16}Briscoe v. Bank of Kentucky, 36 U. S.257(1837).

{17}Rufus. J. Trimble, “The Implied Power of National Banks to Issue Letters of Credit and Accept Bills”(1949),58 Yale L. J.713.

{18}N. Y. Laws 1838,Ch.260,§18.

{19}Curtis v. Leavitt, 15 N. Y.9(1857).

{20}Willis D. Morgan, “The History and Economics of Suretyship”(Pts.1-2)(1926-1927),12 Cornell L. Q.153.

{21}Wichita Eagle v. Pacific National Bank, Cir. No.43598(N. D. Cal.1972).

{22}Texas & Pac.Ry. V. Pottorff, 291 U. S.649(1934).

{23}H. Harfield & W. Ward, Bank Credits and Acceptances (1974),Ronald Press, p.141.

{25}{47}{50}Melvin R. Katskee, “The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Debate—The Case for Congressional Resolution”(1975),92 Banking L. J.697.

{26}Inland Waterways Corp. v. Young, 309 U. S.517,524(1940).

{27}{30}Morton C. Campbell, “Guaranties and Suretyship Phases of Letters of Credit”(1937),85 U. PA. L.REV.261,292-95.

{29}United States Code, Title 12,Section (24)7.

{31}Bank of NC, NA v.Rock Island Bank, 570 F2d 202(7th Cir.1978).

{33}OCC, “Letter of Credit”,12 CFR§7.7016(1972).

{34}John Dolan, The Law of Letter of Credit: Commercial and Standby Credits (4th edition, 2007),A. S. Pratt & Sons, p.12-27,29.

{35}Edward G. Gallagher, The Law of Suretyship (2nd edition, 2000),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p.1.

{36}Barclay’s Bank, D. C. O. v. Mercantile Nat’l Bank, 481 F.2d 1231.

{37}Prudential Ins. Co. v. Marquette Nat’l Bank, CCH Fed. Banking L.Rep.96,771,(D. Minn.1976).

{38}American Empire Ins. Co. v. Hanover Nat’l Bank, 409 F. Supp.459(M. D. Pa.1976).

{39}{40}《美国统一商法典》(1995年版),第5篇,修订原因(Reason for Revision).

{41}{42}{43}{44}《美国统一商法典》(1995年版),第5-103条(d)款.第5-102条(a)款(14)项,第5-104条.第5-102条(a)款(8)项.第5-108条(g)款.

{45}James Barne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vised UCC Article 5”(1995),16 Nw. J. Int’l L.& Bus.215.

{46}刘斌.独立担保欺诈例外的类型化——兼评我国独立保函司法解释征求意见稿[J].比较法研究,2014,(5).

{48}Henry Harfield, “The Standby Letter of Credit Debate”(1977),94 Banking L. J.293.

{51}OCC, 12 CFR§7.1160(1974).

{52}39 Fed.Reg.2484(1974).{53}12 USC 84.

{54}OCC, “Independent undertakings to pay against documents”,12 CFR§7.7016.

{55}OCC, “Interpretive Letter #738”,Published in Interpretations and Actions September 1996.

{56}OCC, 12 CFR7.1017(2008).

{57}KumvWahTat Bank Ltd.[1971],1 Lloyd’s Rep.439.

{58}Roy Goode, “Abstract Payment Undertakings and the Rules of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1995),39 St. Louis U. L. J.725.

{59}Roy Goode, “Abstract Payment Undertakings”,in Peter Cane and Jane Stapleton (editors),Essays for Patrick Atiyah (1991),Oxford, p.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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