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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论取消民事审判中法院调查取证权的必要性
【英文标题】 The necessity of depriving courts of their power to investigate and obtain Evidence in civil proceedings
【作者】 郑若山【作者单位】 南昌大学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 法院 调查取证权
【期刊年份】 2001年【期号】 5
【页码】 66
【摘要】

《民事诉讼法》赋予法院广泛的调查取证权,这种做法破坏了民事诉讼中法院和当事人的合理角色定位,它超越了宪法赋予法院的审判职权的合理内涵和外延。我国民事司法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使法院与当事人之间的角色分工合理化,使法官真正处于居中裁判者地位,以确保司法的公正和高效。因此,法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职权必须予以取消。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473    

一、法院调查取证职权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中的表现

长期以来,受前苏联民事诉讼模式的深刻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法官以极大的职权,因而被称为“超职权主义”的立法。其在民事诉讼证据制度上的体现即赋予法官主动调查、收集证据的职权;而这种职权,即使是在有“职权主义”之称的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中亦属罕见。具体而言,1982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照法定程序,全面地、客观地收集证据。”而1984年最高法院关于贯彻该法的司法解释则进一步规定:“法院调查证据,不受当事人提供证据范围的限制。”而1991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对此并无实质性的改进。该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查取证,有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第73条规定:“勘验物证或现场,勘验人必须出示人民法院的证件,并邀请当地基层或当事人所在单位派人参加。当事人或者当事人的成年家属应当到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勘验的进行。”第74条规定:“在证据可能灭失或者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诉讼参加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保全证据,人民法院也可以主动采取保全措施。”第116条规定:“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第117条规定:“人民法院派出人员进行调查时,应当向被调查人出示证件。”第118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委托外地人民法院调查。委托调查必须提出明确的项目和要求。受委托人民法院可以主动补充调查。”以上规定均是法律授权法院调查、收集民事诉讼证据的表现。

在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法院也更多地依赖自己调查、收集的证据,而非采信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于是出现了“当事人动动嘴,法官跑断脚”、“法官调查取证,律师质疑法官所收集的证据”、“当事人你辩你的,法官我判我的”等怪现象。由此可见,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法院在民事诉讼中调查、收集、提示证据的广泛职权,严重地影响了民事审判的公正性,降低民事审判的效率;严重地影响了私法自治原则和处分原则的贯彻;严重地影响了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它超越了宪法赋予人民法院的审判职权的合理内涵和外延,不利于宪法的正确实施和公民及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

二、授予法官民事诉讼调查取证职权的不合理性

1.它超越了我国宪法赋予法官的司法审判职权的合理内涵和外延,不利于宪法的正确实施和公民权利的有效保护。我国宪法只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司法审判权,并未规定人民法院享有证据的调查、收集权。因此,在确定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是否应该享有调查取证的问题上,应探究司法审判权中“审判”一词的合理内涵和外延,即分析、判断“审判”到底应不应该包括“调查、收集证据”在内。何为审判?法学界似乎都忘记了或不屑于给它一下定义,大概其含义很明显:审判就是审判,无需进一步解释。但是,当问及它是否应包括调查取证时,其不明确性就显现出来了。虽然法学界未给“审判”一词下个定义,但对其近义词“法的适用”、“司法”却有一致的表述,即:“国家司法机关根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我们知道,司法权包括法院的司法审判权和检察院的司法检察权,其中司法检察权自然应包括调查取证权在内,但这并不能说明司法审判权也一定要包括调查取证权在内。所以,我们只能从“审判”一词的语义解释中寻找答案。

所谓“审判”,不外乎是“审查判断”之意;就证据而言,也应该是指对证据的审查判断。我认为,“审查判断”证据不同于“调查收集”证据,其区别十分明显:“调查收集”证据在前,“审判判断”证据在后,后者以前者为其审查判断的对象和前提。在民事诉讼中“调查收集”证据是当事人的责任(一般情况下谁主张谁就应举证,在特殊情况下发生举证责任倒置,即由对方当事人举证),如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不能提示其证据,将有可能败诉;而法院的职责是“审查判断”当事人所提示的证据,而非替当事人去“调查收集”证据。因此,法院如果从事了调查收集证据的工作,就等于是做了它不应该做的事,即超越了宪法赋予它的司法审判职权的界限。也就是说,我们运用法律解释学之语义解释方法已经证明: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法院调查取证职权的规定,从逻辑上说是违反宪法的,因而它不利于宪法的正确实施。由于宪法是公民权利的保障书,其终极目的是通过规范和制约国家权力(包括行政执法权力和司法审判权力在内)来保障公民权利,因此从根本上说,我国民事诉讼法授予法院调查取证职权的做法,必然也不利于公民权利的保护,甚至还有可能严重损害公民权利。

2.它不利于作为主要诉讼主体的法院和当事人在民事诉讼中合理角色定位,不利于当事人诉讼主动性、积极性的有效发挥。所谓民事诉讼,即当事人一方的民事权益受到另一方的侵害,或与另一方发生民事权益争执,请求人民法院维护其民事权益,人民法院则代表国家,依照有关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对当事人间的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判断,并制作具有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或裁定书,从而处理民事纠纷的活动。因此,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应充当裁判者的角色,而当事人则应充当被裁判的角色。作为民事诉讼被裁判者,民事权益纠纷之当事人理应承担举证责任:在通常情况下,谁主张权益,谁就应该列举证据来证明其享有权益,否则法院就有可能判决其败诉;在法定举证明责任倒置的特殊情况下,被主张权益方有列举证据证明其具有法定的不应承担责任的理由,否则法院有可能判决其败诉。作为民事诉讼裁判者,法院虽然无权以没有相关法律规定为由拒绝审判民事案件,但法院完全有权以没有充分的证据为由判决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败诉;这样做既不违反情理,也不违反法理,而且还回避了错判的风险,提高了诉讼的效率。同时,这种角色定位,这种举证责任负担,也有利于鼓励、促进当事人积极收集、认真保护、充分列举证据,从而有利于正确、及时处理民事纠纷,提高民事审判的质量和效率。相反,在民事诉讼中法院行使调查取证的职权,承担调查取证的职责,即在当事人所列举的证据不足时,法院应自行调查取证,甚至委托外地法院调查取证,而不是依举证责任负担规则迳行判决,则既延长了诉讼期限,降低了审判效率,也不利于促使当事人提供证据。而法院自行调查取证所处理的案件,其审判的正确性也未必高于依举证责任负担规则所处理的案件。在我看来,由于法院并非当事人,不如当事人对民事纠纷的各种细节了解程度高,依法院自行调查收集的证据审判,其正确性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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