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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外法学》
试论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及其科学体系
【作者】 丘日庆【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1984年【期号】 3
【页码】 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5127    
  一、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是完全真正的科学
  国际法学之成为完全真正的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及在其指引下实现的。
  1872年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书中指出:“随着立法发展为复杂和广泛的整体,出现了新的社会分工的必要性:一个职业法学者阶层起来了,同时也就产生了法学。”[1]恩格斯这个科学的论断同样也适用于国际法学的产生和发展。当然,国际法学的产生是较后于一般的法学的。1625年荷兰法学家雨果。格老秀斯(1583—1645)发表其所著的《论战争与和平法》。美国的国际法学者亨金等,说它是“第一部系统的国际法专著”,从而赢得了欧洲国际法学的始祖的称号,但这不等于说,在此之前,就没有国际法学的著作或国际法学。格老秀斯当然“不是最先研究国际法的一人”。[2]
  国际法学是系统地探索、研究国际法原则、准则和规则的本质及共产生的原因、作用和它们发展的规律,以及这些原则、准则和规则应该怎样反映(规定)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地探索和研究国际法原则、准则和规则的本质及其产生的原因、作用和它们发展的规律,以及这些原则、准则和规则应该怎样反映的科学。
  国际法学之所以能成为完全真正的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是在它的哲学的指导之下完成的。因为在此之前,人们不能正确地认识国际法原则、准则和规则产生的真正原因,不能正确地估量国际法的作用——不是夸大就是缩小,甚至采取虚无主义,不能正确地认识国际法的原则、准则和规则发展的规律。当然在国际法的个别问题上,资产阶级的国际法学者们可能作出正确的结论,但在国际法的总体上却是不正确的,和在多数问题上,却是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这是因为有些资产阶级的国际法学者中在他们研究中也曾自发地或在某种程度上曾自觉地遵循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果,[3]但却不是在总体上和在多数的问题上能遵循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相结合、相统一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的阶级性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的科学性的基础之上的,而资产阶级国际法学则是阶级性和科学性相脱节约科学。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的科学性,特别表现在它的实践性。它阐明国际法的原则、准则和规则是来源于国际间的交往、合作和斗争的实践,它还表现在它的研究方法是最科学的方法,即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的阶级性,特别表现在它公开声明要为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政策以及不为所有一切不合法、不合理的国家行动服务;它声明要为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以及支持第三世界各国的正义斗争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服务。它的思想体系或理论体系是无产阶级法学的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认为,现阶段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应体现国际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地反映客观现实,不是人们主观臆断的,同样,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也认为,国际法上的每一具体规范(包括准则和规则)不能是纯属主观的规范,而应是符合客观事物的运动规律。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国内法)和国际法一样,主要是由经济生活条件、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马克思说, “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据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接着又说: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4]当然,作为调整国家’了国家关系的特殊的法的部门的国际法,则还更多地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
  国际法的原则、准则和规则并不是什么先知圣哲预先厘定出来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5]国际法的原则、准则和规则不是什么“绝对精神”派生出来的。如取得资产阶级“国际法学之父”的称号的格老秀斯,要从所谓自然法即理性的法律出发,“发现永恒的、不变的和不需各国特别同意的国际法规则”。而此种理性的法律(即自然法)的说法在格老秀斯以前,很久就普遍地流行着,认为它是存在于“实在法”之上的“另一种法律”。[6]又如规范法学派又称维也纳学派的创始人凯尔逊,认为全部法律归纳于一个体系,在最上级为国际法,而国际法之所以有效力乃溯源于一个所谓“最高规范”或称“原始规范”,最后又提出所谓正义感情、法律良知作为最高规范的效力的根据。[7]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所厘定的最高的国际法原则,都不是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的,而是凭主观臆断空想出发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法学说才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国际法赖以建立的原则。马克思早在1870年分析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时就指出了新的国际原则。他说:“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新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8]这就不是从什么抽象原则,“绝对精神”出发,而是从社会存在得出的结论。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阐明过:“人对人的剥削一消失,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9]因此,它的原则将是和平。小词儿都挺能整
  同时,由于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有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10]因此,此时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成功,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有多数的先进国家内均由劳动者——无产者掌权,没有敌对的民族关系,从而认为可以实行新的国际原则——和平。然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之后,列宁发现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必然同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联合起来,社会主义革命在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环节有可能首先取得胜利。列宁说:“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11]“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12]因此,其余的国家在一般时期内或相当时期内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甚至是资产阶级以前时期的国家。列宁这个科学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已为历史现实所证明。同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相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将来一定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但是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宣布苏联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主张在国际间实行和平共处诸原则的国际(法)原则,即由和平共处诸项原则来调整国际关系,而不是单纯地由和平的一项原则来调整。由此可见,和平共处诸(五)项原则并不是什么人主观臆断凭空想出来的。1982年9月1日,胡耀邦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也说:我们“相信共产主义最后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但是革命决不能输出,……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如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得到世界各国的公认,已成为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它们不仅适用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而且也“适用于我们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关系。”[13]五项原则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对以往行为规范的态度
  马克思主义国际法学对于以往行为规范的态度,是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用辩证法的术语来说,虽是否定,但这种否定不是形而上学的否定,而是辩证法的否定,也就是“扬弃”,既有克服、抛弃,又有继承、发扬。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私人间起码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应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1864年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要求工人阶级的对外政策是:工人阶级应“努力做到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为这样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14]
  周恩来总理也一再认为,适用于私人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规范,同样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意思是说,自己不愿意的、不要的,不要加给别人(语出《论语.颜渊》)。这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认为它是“私人关系间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这个道德准则也应该成为各国间的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之一。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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