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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表意瑕疵视角下除斥期间规则的构建与适用
【副标题】 以《民法总则》第152条为中心
【英文标题】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ule on Preclusive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fective Declarations of Will
【英文副标题】 Focusing on Article 152 of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作者】 尚连杰【作者单位】 南京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表意瑕疵;除斥期间;诉讼时效;类推适用
【英文关键词】 defective declarations of will; preclusive period; limitation; analogy
【文章编码】 1001-2397(2019)04-0105-1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9.04.08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105
【摘要】 表意瑕疵的类型差异决定了当事人之间可归责性与保护必要性的差异。统一的主观除斥期间并不可取,而应结合具体的表意瑕疵类型对主观除斥期间作不同设计。《民法总则》第152条采取的立法模式在路线上虽大体正确,但仍显粗糙,应予以细化。应针对“过失误导”创设独立的主观除斥期间,同时为重大误解情形创设独立的客观除斥期间。对于主观除斥期间,当事人存在较大的自治空间;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表现出“半强制性”,在无碍于法的安定性的前提下,可予以缩短。在欺诈、胁迫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中,1年的除斥期间可以发生中止,但不能中断。对于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或中断的规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予以延长。
【英文摘要】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efective declarations of will determine the differences on the imputability and the necessity of protec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The unified subjective preclusive period is not desirable. Instead, it should design different subjective preclusive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type of defective declarations of will. Although the legislative model adopted in Article 152 of General Provisions of the Civil Law is generally correct in terms of route, it should still be refined so that to create an independent subjective preclusive period for “negligent misdirection” and creating an independent objective preclusive period for major misunderstandings. For the subjective preclusive period, the parties have a larger space for self-government. The five-year objective preclusive period shows “semi-mandatory”, which can be shortened without prejudice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law. In cases of fraud, coercion and unfairness, the one-year preclusive exclusion can be suspended but not interrupted. For the five-year objective preclusive period, suspension or interruption is impossible, but it can be extended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0591    
  
  时间在民法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决定权利的取得、存续和丧失。撤销权、解除权、追认权等形成权更须有存续期间,以免法律秩序时常动荡不安{1}。当存在重大误解、欺诈等表意瑕疵时,表意人往往被赋予撤销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以下简称《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7条第1款规定:“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这一规定表明,当存在表意瑕疵时,撤销权的行使受制于除斥期间。所谓除斥期间,是指法律对于某种权利所预定之存续期间,即因时间之经过,当然使其权利消灭之期间[1]。除斥期间可分为客观除斥期间和主观除斥期间,客观除斥期间的起算不依赖于当事人的认识,而主观除斥期间的起算则依赖于当事人的主观标准,尤其是当认识到特定事实时{2}。
  从规范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59条仅规定了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情况下表意人的撤销权,并未规定相应的除斥期间。之后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73条第2款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1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该条款采取了“行为成立时”作为起算点,属于客观除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55条转而采取主观除斥期间,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颁布之后,其152条确立了关于表意瑕疵情形下撤销权的新规则,糅合了《民通意见》和《合同法》的处理方案,区分重大误解和其他表意瑕疵,规定了3个月或1年的主观除斥期间,同时规定了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在这一规范变迁的背后,有以下问题亟待澄清:第一,除斥期间规则背后的考量因素究竟为何?第二,在民法典编纂的视野之下,将来的除斥期间规则是维持现状,抑或作进一步改造,以臻于完善?第三,在解释适用上,除斥期间规则与诉讼时效规则存在何种关系?鉴于此,本文将围绕《民法总则》152条,从本土规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入手,提炼出构建规则时需斟酌的因素,为《民法总则》152条的解释与再造提供借鉴方案。同时,围绕《民法总则》152条的规范性质及其可否援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展开讨论。
  一、除斥期间的类型构造与利益衡量
  传统观点认为,时效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法律安全和法律秩序。若经过时效的请求权被主张,则债务人应当受到保护[2]。不过,随着理念的更迭,时效制度现今逐渐被认为是对债务人与债权人双方利益的衡量,公共利益的保护不过是时效制度的从效果{3}。相较而言,除斥期间的首要功能是维护法的安定性和明确性价值,少数情况下涉及债务人保护[3]。立法者对形成权、请求权等设置除斥期间,虽然是希望尽快消除债务人的不确定或不便利状态,但是立法者同时也着眼于一个更高的价值目标,即谋求法律关系的明晰与安定{4}。依此判断,若将法的安定性视为公共利益,则公共利益保护显然是除斥期间的主效果。不过,在不同的除斥期间类型中,这一判断是否均可适用?除了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这一分类之外,法定除斥期间还可分为严格的除斥期间与减弱的除斥期间{1}214,也称为纯粹的除斥期间与混合的除斥期间[4]。一般而言,纯粹的除斥期间不适用停止和中断的规定{5},而减弱的除斥期间则可以援引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5]。纯粹的除斥期间乃是严格期间,纵使相对人对相关的状况并不知晓,也依然会完成,除斥期间不受任何影响{6}。可推知,客观除斥期间应属于纯粹的除斥期间。不过,这也并非绝对。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24条第2款是关于表意人受欺诈和受胁迫时撤销期间的规定。在表意人受欺诈和受胁迫的情形,除斥期间的起算点分别为发现欺诈之日和胁迫行为终止之日,分属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但二者均可援引诉讼时效停止等规定,故都属于混合的除斥期间。不过,从学理上讲,第124条第3款所规定的客观除斥期间,因其涉及法的安定性,不适用中断和停止的规定[6]。混合的除斥期间介于纯粹的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期间之间。作为一种“过渡类型”,混合的除斥期间具有诉讼时效期间的某些特质,更偏向于对权利人和义务人利益的衡量。例如,主观除斥期间的起算取决于撤销权人的认识,这一点即表明对于当事人利益的侧重。可见,除斥期间所服务的目标并非一元,也未必以法的安定性为主导。
  一般而言,需要衡量的利益的层次结构由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组成[7]。在针对究竟应配置诉讼时效制度还是除斥期间这一问题上,需要权衡的利益是: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到法律或权利安定与和平利益的谱系化过渡。这里的利益关系不是两极化的,而是呈现出复杂的连续变化过程,是一个从偏重个人利益保护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完整谱系化图景。当偏向于个人利益时,更倾向于配置时效制度;反之,则应更多考虑除斥期间{4}635-636。在除斥期间的类型和期间长短的设置上,也存在类似的利益衡量。利益天平的一端是权利人利益,另一端则是义务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就私人利益而言,一方的利益在于塑造力的享有,而另一方则享有权利确定的利益。如有学者所言,除斥期间的本质在于,基于塑造力和权利确定之间的利益衡量,其经过意味着塑造力赋予的必要性逐渐减弱,进而减弱到相应程度时,取消塑造力赋予的一种制度{6}。而塑造力消灭时间的确立则是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动态衡量的过程。
  对于表意人的撤销权,可以单纯配置以主观除斥期间或客观除斥期间,也可以同时配置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关键需要考虑的是:法的安定性价值应在何种程度上予以实现以及应如何兼顾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保护这一给定的前提之下,对私人利益的平衡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和显失公平这些具体情形中又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根据利益衡量设置更为细致的具体规则的必要性。在不同的表意瑕疵情形中,塑造力赋予的必要性有所不同,导致塑造力的强弱有别。与之相对,权利确定的利益则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
  二、《民法总则》152条的体系构建
  (一)对统一主观除斥期间的质疑
  《民法总则》152条采取了“主观除斥期间+客观除斥期间”的模式,并对主观除斥期间作了区分对待,将重大误解情形下撤销权的行使期间限定为3个月,在欺诈与显失公平的情形下则为1年。对于主观除斥期间应否予以统一,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薛军教授持否定观点,其指出在不同的意思表示瑕疵类型之中,当事人对于相关瑕疵的存在所具有的可归责性,当事人对于撤销权的行使,撤销权存续期间的长短,所导致的利益状态是完全不同的{7}。而叶金强教授则认为,将重大误解情形下的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设定为3个月,从撤销权人的归责性角度来说,似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事人归责性的差异对法律效果的影响,应主要体现在撤销权发生与否,以及撤销之后的责任安排上,没有必要再在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上作区别对待。将除斥期间缩短9个月,意义不大,反而使规则复杂化了,增加了立法、法律适用以及法律学习的成本{8}。虽然《民法总则》已经颁布,但民法典编纂的进程仍在继续,相关规则仍有变动的可能。因此,针对主观除斥期间的统一抑或分立问题,仍需进一步辨明。
  从立法例上看,采取统一主观除斥期间的立法例不在少数。例如,根据法国债法修改之前的《法国民法典》1304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之诉讼,凡是特别法律没有规定更短期限的情形,均应在5年之内提起。在有错误或欺诈之场合,期限仅自发现错误或欺诈之日起计算。《意大利民法典》1442条第1款也存在类似的规定,而《瑞士债务法》第31条则将期间的长度缩短至1年。除斥期间的长短以及是否统一并非价值无涉的纯粹技术问题。正如王泽鉴教授所言,针对不同的形成权(如撤销权)设置不同的除斥期间,以显示立法上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9}。具言之,在重大误解的情形,除了表意人的可归责性之外,还涉及相对人的信赖保护问题。在欺诈、胁迫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也会产生对处于不利地位一方的保护问题。在前种情形,保护的必要性存在于撤销相对人处;而在后种情形,撤销权人本身存在保护必要性,可归责性则存在于撤销相对人处。申言之,一方当事人的可归责性与另一方当事人的保护必要性形成一种拉扯角力关系,其背后乃是对双方利益的衡量,这种利益博弈应体现在除斥期间的设置之上。当事人的可归责性与保护必要性的差异,应该反映在具体的除斥期间规则设计上,从而体现法律上的不同价值评价。
  此外,在欺诈与重大误解之间,其实还隐藏着“过失误导”这一表意瑕疵的类型。有学者认为,德国法对于因相对人过失而引发表意人的意思表示错误,未明确赋予表意人以撤销权,其存在不完善之处[8]。在我国,过失误导也未被明确规定。虽然在理论上有将其纳入重大误解进行规范的可能性,但在除斥期间的设置上,应有所区分。对此,《民法总则》152条未予明示,有待完善。申言之,应区分欺诈、过失误导和重大误解三种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中,撤销权人具有保护必要性,相对人具有可归责性;在第三种情形中,撤销权人具有可归责性,相对人具有保护必要性;第二种情形则居于其中。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在是否赋予撤销权的问题上,实定法做了有利于表意人的判断,即信赖保护原则向意思自治原则妥协;在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上,应作有利于相对人的权衡,表现为相对较短的除斥期间。而在欺诈与过失误导的情形,则与之相反,即使在赋予表意人撤销权之后,对表意人的利益保护仍然应优先于相对人。所以,在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之下,对于两种情形除斥期间应作不同的配置,方为合理。当事人的可归责性与保护必要性的差异,不仅应体现在撤销权发生与否,更应体现在对撤销权的行使期间的区别对待上。在此意义上,正如杨代雄教授所言,从评价上的无矛盾性原则出发,妥当的做法是:在欺诈、胁迫情形中,撤销权适用1年的除斥期间,而意思表示错误情形中,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要短一些{10}。本文认为,对于显失公平与欺诈的统一对待,大致符合平等原则。而在表意人受胁迫的情形,意思自治受干涉程度最严重,在期间长度与欺诈、显失公平一致的基础上,将起算点设定为相对“靠后”的胁迫行为终止时,更有助于保护表意人。
  另需要说明的是,在立法层面确立不同的主观除斥期间并不会额外增加立法成本,因为其仅仅表现为立法者做出一次性决断的成本。此外,在区分不同主观除斥期间时,由于规则明晰,也不会额外增加法律适用和学习的成本。相反,规则的细致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与适用,这种看似烦琐的规则实际上实现的是更精确的正义。统一主观除斥期间的主张不能体现不同意思表示瑕疵场合当事人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有必要予以改良,实现规则的精确化。
  (二)除斥期间规则的精确化配置
  《民法总则》152条兼采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的立法模式。这种“结合”在比较法上也有迹可循,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统一的主观除斥期间结合统一的客观除斥期间。如《日本民法典》第126条规定:“撤销权自可以追认时起,五年内不行使的,因时效而消灭。自行为之时起,经过二十年,亦同。”第二,分立的主观除斥期间结合分立的客观除斥期间。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1条的规定,撤销必须在撤销权人知悉撤销原因后,在没有过错的延迟的情况下为之。而根据第124条的规定,撤销期间为自撤销权人发现欺诈时或者强迫情事停止时起1年。同时,自作出意思表示时起已经超过10年的,排除撤销权。第三,部分采用客观除斥期间,部分采用主观除斥期间结合客观除斥期间。例如,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条的规定,发生意思表示错误时,撤销权自意思表示后经过1年消灭。同时,第93条规定,因受诈欺或受胁迫之撤销,应于发现诈欺或胁迫终止后,1年内为之。但自意思表示后,经过10年,不得撤销。显然,我国《民法总则》152条更接近德国法的做法。
  通过对起算时点、期间长度、期间确定性几项要素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以上几种对除斥期间的配置模式。相较于客观除斥期间,主观除斥期间的“利”在于起算时点一般更为靠后,而“弊”在于期间长度相对较短。在主观除斥期间中,固定期间与弹性期间的设置则涉及立法者还是司法者的决断被遵循的问题。薛军教授指出,就意思表示错误而言,应考虑除斥期间设置的体系性因素,德国式的较短的主观除斥期间,或者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对较长的客观除斥期间,是较为妥适的选择{7}176-178。就德国法而言,关于意思表示错误,其采取了较具弹性的“没有过错的迟延”作为确立撤销权行使期间的标准,但问题在于:对于何为“没有过错的迟延”,因时因地因具体情形而异,存在较大的裁量空间。例如,学理上认为,超过5周通常太长了{11}。但是,立法者在此处保持了缄默。由于这一除斥期间充满弹性,不利于为撤销相对人提供稳定的预期。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德国的法院发展出了以下标准:如果自知悉撤销原因之日起超过两周,则撤销不再是“不迟延的”[9]。相较而言,《民法总则》152条采取3个月的主观除斥期间外加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更具可操作性。同时,也可以发挥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的“组合优势”,而非必须二择其一。不过,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仍有可供借鉴之处,即对重大误解和欺诈、胁迫等情形下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作了区别对待。在重大误解的情形,表意人作为撤销权人的保护必要性比较小,客观除斥期间也不宜过长,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条的规定,自意思表示后,撤销权经过1年而消灭。
  不过,有反对观点指出,在意思表示的形成、表达、传递和受领等环节中,误解人对于误解的形成不见得必然有过错,而相对人也不见得是“毫无可归责性”的无辜者。并且,3个月的超短期间,对于重大误解的受害人显然不公{12}。实际上,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下,即使重大误解人对于错误的形成无过错,根据风险分配的原理,也应该承受相应的不利后果,即体现为较短的除斥期间。而如果相对人有可归责性,则往往是因为相对人的欺诈和过失误导而导致重大误解的产生,此种情形并非《民法总则》147条所规范的典型情形。此时,可以适用欺诈的规定或者作为过失误导处理,以区别于重大误解的典型情形。
  在表意瑕疵的不同情形中,双方当事人的可归责性、保护必要性及其所导致的利益状态并不相同。在欺诈和过失误导的情形,欺诈人与误导人的可归责性也不相同。与此对应,对表意人的保护程度自应有所区别。具体到权利行使期间上,应该长短有别、划开梯度,而不应该作等同处理{13}。从立法论上看,在过失误导的情形,应创设一个居于1年和3个月之间的期间如6个月,从而更好地平衡双方的利益。在条文设计上,可在“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之后,增加“如果重大误解系因对方过失所引起的,则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撤销权”的表述。
  此外,对于主观除斥期间的起算点,《民法总则》152条规定的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德国学者克茨(K?tz)指出,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起算点应自知道撤销事由以及撤销相对人之日起算{14}。因为知道撤销事由和知道撤销相对人的时点可能不一致。为了保护撤销权人的利益,在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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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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