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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现代法学》
《合同法》第167条对股权买卖之准用
【副标题】 《指导案例》67号评释
【英文标题】 The Analogical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67 of the Contract Law on Equity Transaction
【英文副标题】 A Review of Guiding Case No.67【作者】 杨旭
【作者单位】 清华大学法学院【分类】 合同法
【中文关键词】 《合同法》第167条;股权买卖;分期付款;催告解除;《合同法》第174条
【英文关键词】 Article 167 of Contract Law; equity sale; installment; termination by warning; Article 174 of Contract Law
【文章编码】 1001-2397(2019)04-0196-13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001-2397.2019.04.15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4
【页码】 196
【摘要】 《指导案例》67号“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以《合同法》第167条应否准用于股权买卖为主题,展现了清晰的问题意识,但具体观点值得商榷。第167条之规范目的在于防止出卖人遭受额外的风险,所以配套司法解释要求当事人约定买受人分三期以上支付价款,学说又增加了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后买受人还有两期以上价款有待支付的要件。基于第167条及其规范目的,股权买卖与有体物买卖具有实质的相似性,应当准用该条第1款之解除规定。但从规范体系上看,该款因缺少催告要件而存在漏洞,应通过整体类推的方式予以填补,以形成适用于股权买卖的完整规则。由此还可以充分展现《合同法》第174条之法定准用的思考方法。
【英文摘要】 The Guiding Case No.67(Tang Changlong v. Zhou Shihai), being aware of the issue, sets an example of analogical application of Article 167 of the Contract Law on the equity transaction case, though some specific views are still open to discussion. The purpose of Article 167 is to protect the seller from suffering additional risks. To achieve this goal, it sets forth the preconditions that the parties reach an agreement that the buyer makes the payment by at least three installments and meanwhile two or more installments remain to be paid after the seller has fulfilled the obligation of delivery. Based on Article 167 and its purpose, the equity transaction and sales of res corporals bear lots of similarities in nature, which qualifies the analogical application of the termination rule in the first paragraph of this Article. Howev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ormative system, the loophole in this paragraph, due to the lack of the requirement of warning, should be filled up by holistic analogy, and thereby form the integrate rule for equity transaction. Thus, it can also reveal the reasoning method on the analogical application rule in Article 174.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70579    
  一、《指导案例》67号的问题
  《指导案例》67号“汤长龙诉周士海股权转让纠纷案” [1]
  以《合同法》第167条应否准用于股权买卖为主题,尝试厘清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期付款买卖的法定解除条件,展现了清晰的问题意识。其“裁判要点”指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分期支付转让款中发生股权受让人迟延或者拒付等违约情形,股权转让人要求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合同的,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关于分期付款买卖中出卖人在买受人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合同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时即可解除合同的规定。”很明显,股权不属于《合同法》第130条要求的有体物,当然不能直接适用《合同法》第167条,所以“不适用”应理解为“不参照适用”。
  问题在于,《合同法》第174条规定“法律对其它有偿合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有规定的,参照买卖合同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诉讼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45条第1款又将股权买卖从“其他有偿合同”中专门列出,那么,该《指导案例》为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排除《合同法》第167条对股权买卖之准用?其“裁判理由”的论证是:“尽管案涉股权的转让形式也是分期付款”,但按照《合同法》第167条意义上分期付款买卖的三项特征,“股权转让分期付款合同,与一般以消费为目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有较大区别”,所以“不宜简单适用”《合同法》第167条之解除规则,再加上该案的“合同目的能够实现”,且考虑到“诚实信用”和“交易安全”,因此得出不应准用的结论。此外,“相关法条”部分还列明了第94条,其“裁判理由”虽未直接论及该条,但“合同目的能够实现”之论述表明,其于解释《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时对第94条第4项亦有兼顾。然而,这一论证并不具有充分的说服力,除少数学者表示赞同外{1},多数学者持反对意见{2}{3}{4}{5},并从不同角度展开了批评和反思。
  笔者以为,研究该指导案例的困难一方面在于其“裁判要点”和“裁判理由”并非在实际的审理过程中一以贯之,原裁判文书[2]的结论虽与《指导案例》一致,但在事实认定和裁判说理上均有不同。另一方面,学说上对《合同法》第167条尚欠缺深入讨论,更不必说判断其应否准用于股权买卖所需的复杂论证。但也正因此,该《指导案例》为第174条之法定准用提供了难得的真实场景,以完整展现其他有偿合同准用买卖合同规定的思考方法。于此必须追问的是,该《指导案例》的观点是否妥当?股权买卖究竟应否准用《合同法》第167条之解除规定?其完整的说理又该如何展开?
  二、《合同法》第167条的目的论构造
  《合同法》第174条之法定准用的实质是类推适用,就该《指导案例》而言,即使不考虑《合同法》第167条对股权买卖之准用,也应适用《合同法》第94条关于法定解除的一般规定[3]。于此情形,准用之功能不在于填补法律漏洞,而是提供更为精准的解除规则。尽管如此,这其中已然包含了法院造法的因素,必须严格遵照类推适用的基本原理,确定可能适用于待决案件的普遍规则。所以应该先探求《合同法》第167条的规范目的,再据此确定其调整对象,作为决定其应否准用于股权买卖之认识前提。
  (一)《合同法》第167条的规范目的
  《指导案例》认为,《合同法》第167条规定之分期付款买卖的特征之一是,“出卖人向买受人授予了一定信用,而作为授信人的出卖人在价款回收上存在一定风险,为保障出卖人剩余价款的回收,出卖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这一认识名曰考虑到分期付款买卖之特征,但意在确定《合同法》第167条的规范目的,即“保障出卖人剩余价款的回收”。与此不同,学说上多认为其规范目的应该是保护买受人(消费者)利益{2}167,{6}146,{7}72,{8}86,那么《合同法》第167条之规范目的究竟如何?
  确定《合同法》分则条文的规范目的,不能仅关注该条本身,还须充分顾及其与《合同法》总则条文的体系关联。第167条第1款的解除事由系买受人迟延履行金钱债务,所以要具有保护买受人之目的,其解除条件就应当严于《合同法》第94条第3项和第4项。换言之,如果对分期付款买卖适用《合同法》第94条,出卖人解除合同的条件应该更宽松。但事实并非如此。
  《合同法》第94条第4项规定,出卖人解除合同需买受人“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它违约行为”且“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有观点认为,后者意指“严重影响订立合同所期望的经济利益”,《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即是对这一标准的具体化{9}278。据此,第167条第1款设置的解除条件应与第94条第4项相当,迟延支付五分之一的价款必将“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但很明显,这一认识有违金钱债务的性质。迟延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是指“履行期限在合同的内容上特别重要,债务人不于此期限内履行,就达不到合同目的”之情形{10}286。这或是出于给付的客观性质,如“中秋节月饼订购合同、葬礼用花圈的订购合同”,或是出于债权人的主观动机,如“海外旅行用西服订购合同、赠送归国友人版画订购合同”,但后一种情形需要对方当事人知悉此一动机{11}517。与此不同,金钱作为具有高度流通性与可替代性的一般等价物,在经济交往中的用途极其广泛,很难说其一定服务于某种特定目的。故金钱债务的客观性质决定了,其迟延履行通常不至于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此外虽应承认,金钱债务也可能由于债务人的主观动机等特殊原因受制于特定的履行期限,但这终究只是例外情形[4]。因此,第167条第1款虽然对迟延履行之数额设有五分之一的下限,但并不必然“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故其解除条件不比第94条第4项严格,甚至恰相反,完全可能较后者宽松。
  《合同法》第94条第3项要求“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且“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而《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并未规定催告要件,显然较前者宽松。但有观点认为,《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应理解为《合同法》第94条第3项的“补充规范”,出卖人要依据前者解除合同,还需符合后者关于催告之规定,如此就使得《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的解除条件严于《合同法》第94条第3项,以实现保护消费者的立法目的{2}168-169。这一认识的前提在于,《合同法》第94条第3项之“主要债务”必然较《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的“五分之一”宽松,但此点难以令人赞同。学说上对“主要债务”的界定尚不完全一致。或是认为其“主要是指双务合同中立于对价关系的债务,即给付义务”,但“如果迟延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已经履行,亦不宜因此认定发生解除权”{11}516。或是认为其“原则上不包括从给付义务,仅仅指主给付义务”,且同样“存在于单务合同中”;若主给付义务不可分应是“债务的全体”,若可分则既可以是“债务的全体”也可以是“债务的部分”{10}285。就双务合同之主给付义务而言,既有的共识至少是,仅有买受人迟延履行尚不足够,还需符合“量”的要求。而且,这一“量”的要求只能结合具体情形认定,很难在一般意义上明确具体的数额。那么在分期付款买卖的情形,不论如何也无法断言《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的“五分之一”必然严于《合同法》第94条第3项之“主要债务”。所以即使对《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增加催告要件,其解除条件也不比《合同法》第94条第3项严格。
  准此以言,《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的解除条件并不必然严于《合同法》第94条之一般规定,难以实现保护买受人的目的。再者,《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还允许出卖人“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这使其反而倾向于保护出卖人一方。不可忽略的是,《司法解释》第38条第2款规定:“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约定违反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损害买受人利益,买受人主张该规定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说明《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并非纯粹的任意规范,而具有半强制性,据此,该款确实能够保护买受人。但必须注意,《司法解释》第38条第2款之适用应以当事人明确约定解除或者支付全部价款的条件为前提,对应于《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的内容控制功能(未支付到期价款的金额达到全部价款的五分之一)[5];若当事人并无此类约定,还应直接适用该款{12}578,这体现了其合同补充功能。仅后一种功能才与该《指导案例》相关,也是学说上讨论的主要语境,不宜混淆。
  反观比较法,类似于《合同法》第167条之规定确实具有保护买受人的目的,但这源于其各自的规范文义和体系脉络。德国《民法典》第508条第1句准用第498条第1款第1句终止消费者分期清偿借贷之标准:一是借用人至少连续迟延支付两期款项且总数不低于百分之十,但借贷期限超过三年时总数不低于百分之五;二是贷予人为支付到期款项向借用人指定至少两周的期间未果,且表示若不在此期间内支付则请求全部剩余款项。不过,按照该法第323条之规定,债权人如果在债务人部分不履行给付义务时解除整个合同,除应符合该条第1款外,还须满足该条第5款第1句规定的债权人“就部分给付无利益”。其决定性标准是,债权人的利益由于部分不履行受到不合比例的侵害{13}。就分期付款买卖而言,即使买受人仅迟延支付一期价款,出卖人也有权解除整个合同,除非该期金额相较于全部价款在比例上微不足道[6]。很明显,该法第508条第1句之解除条件更严格,消费者由此获得了较普通买受人优越的地位。
  我国台湾“民法”第398条规定:“分期付价之买卖,如约定买受人有迟延时,出卖人得请求支付全部价金者,除买受人迟延支付之价额已达全部价金五分之一外,出卖人仍不得请求支付全部价金。”该规定的特殊之处有二,一是其规范对象系当事人的期限利益丧失约定,无此约定则无适用余地;二是其法效果仅涉及“请求支付全部价金”,不涉及整个买卖合同之解除。就后者而言,多数学者认为应适用该“法”第254条迟延解除的一般规定{14}96,{15}531,也有少数学者主张还应准用该“法”第398条{16}17。前一种观点意味着我国台湾“民法”并无类似《合同法》第167条之解除规定,后一种观点则将我国台湾“民法”第398条的规范对象扩及于合同解除,更具比较价值。据此,《合同法》第398条旨在控制当事人约定的解除条件,不论具体标准如何选取,均足以保护买受人利益,仅在程度上会有不同。所以说,我国台湾“民法”第398条并无补充功能,其与《合同法》第167条也是大相径庭。
  总之,《合同法》第167条不具有保护买受人之目的,反而倾向于出卖人一方。正如《指导案例》所言,其原因在于,分期付款买卖已非纯粹的买卖,而是于此基础上融入了信贷的因素。相较于价款一次付清的普通买卖,分期付款出卖人可能面临价款不能回收的额外风险。由此反推,普通买卖之买受人迟延支付价款时,出卖人解除合同适用《合同法》第94条第3项,其中的“主要债务”必须高于“五分之一”,如此才能保持评价的一致。但这并不表明,《指导案例》的认识就完全妥当,因为其混淆了《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的不同法律效果。该款赋予出卖人的权利有二,一是“要求买受人支付全部价款”,二是“解除合同”,前者才能“保障出卖人剩余价款的回收”,后者则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由于解除意在推翻整个合同的效力,出卖人不仅无权主张剩余价款,还应返还已支付的部分。而前者仅废止分期付款约定,并未触及整个合同,这在德国《民法典》第508条第1句准用第498条第1款第1句上体现得尤其明显[7]。换言之,《合同法》第167条之规范目的虽是防止出卖人遭受额外的风险,但其措施却不是必须指向剩余价款的实际回收。解除允许出卖人摆脱整个合同的束缚,请求买受人返还已受领之标的物,不能返还时则可以请求价值补偿,同样可以实现这一目的。二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均允许出卖人否定原先的交易安排,以结束因买卖价款应当支付却未实际支付所造成的悬而不决状态。
  (二)第167条的调整对象
  既如此,《指导案例》所称分期付款买卖的另一特征便尤为值得商榷,即“多发、常见在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一般是买受人作为消费者为满足生活消费而发生的交易”。有学者虽认识到《合同法》第167条实际上难以保护买受人,却坚持将其调整对象限于“消费类合同”,且以该条第2款中“标的物的使用费”作为依据,因为“一般理解的使用费都是针对消费品而言的”{1}261。
  在此应予明确,《合同法》第167条第2款中“标的物的使用费”仅意味着标的物具有使用价值,这并非消费品独有的特征,不能说明该条仅限于消费者买卖。相反,该条文义清楚表明其一体适用于有体物买卖的全部情形,因此,排除非消费者买卖的做法已突破其文义界限,属于对该条的目的论限缩。但如前述,该条第1款设置的解除条件并不必然严于《合同法》第94条第3项和第4项,即便同时适用第94条第3项之催告要件也是如此,所以不具有保护买受人之目的。其原因在于,《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虽类似于比较法上保护买受人(消费者)利益的对应规定,但其功能定位及与总则一般规定的关系已大相径庭,难以实现相同目的。据以限缩之规范目的既已不复存在,目的论限缩自然无从谈起。更何况,《指导案例》已承认该条是为了“保障出卖人”,因此,该类合同不应只限于消费者买卖{3}171。
  《指导案例》还指出分期付款买卖的另一特征,即“买受人向出卖人支付总价款分三次以上,出卖人交付标的物之后买受人分两次以上向出卖人支付价款”。这在学说上不乏支持者{1}259-260,{4}41-42,{8}85,{9}275-276,{12}572-573。但问题是,第167条并不包含履行顺序的要求,《司法解释》第38条第1款也只是规定:“《合同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分期付款”,系指买受人将应付的总价款在一定时期内至少分三次向出卖人支付。”这一特征同样属于目的论限缩,其合理性有待考察。
  如前所述,《合同法》第167条之规范目的在于防止出卖人遭受价款不能回收的额外风险。但是,此种额外风险并非单纯选择分期支付价款的必然结果,还与当事人约定的履行顺序密切相关。只有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后买受人还有两期以上价款有待支付,买卖合同才会真正融入信贷的因素,买受人收回价款的风险也才会显著增加。此时为维护买卖双方的利益平衡,赋予出卖人以特殊救济具有充分的合理性。相反,若当事人的约定不符合履行顺序要求,不论是买受人先行分数期支付全部价款后再由出卖人交付标的物,还是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后买受人剩余一期价款有待支付,出卖人均不会因此承担额外的风险。此时,双方的利益状态更接近价款一次付清的普通买卖,《合同法》总则规定的履行抗辩权、法定解除权、预期违约等已足以应对,适用《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推翻先前的交易安排并无道理,有可能对买受人利益造成不利影响。
  再者,分批交货买卖也可能伴随价款的分期支付,于此情形,出卖人的交付义务往往与买受人的付款义务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合同法》第166条规定,买受人要在出卖人违约时解除合同,首先可以考虑的不是整个合同,而是限于已经违约的部分,且要求“致使该批货物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只有因违约“致使今后其他各批标的物的交付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时,才可以“就该批以及今后其他各批标的物解除”,仍不得及于已履行部分;只有“该批标的物与其他各批标的物相互依存”时,才能“就已经交付和未交付的各批标的物解除”。相较于此,《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未对解除范围附加任何限制,且没有类似于“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之要求。若不加区分地一律适用于分批交货买卖,会导致对买卖双方权利配置的失衡。相反,若对分期付款买卖增加履行顺序要求,则可以避免不同条文之间的冲突。
  综上所述,《合同法》第167条调整的分期付款买卖之特征有二:一是其不限于消费者买卖,而是包括有体物买卖的全部情形;二是单纯约定分三期以上支付价款尚不足够,还须约定出卖人交付标的物后买受人仍有两期以上价款有待支付。如此,《指导案例》不予适用第167条第1款的观点就有待商榷,那么股权买卖应否准用该款规定?
  三、股权买卖准用《合同法》第167条的相似性判断
  《合同法》第174条的核心为相似性判断,所以《指导案例》67号的关键是对股权买卖和有体物买卖进行异同比较。若二者具有实质的相似性,就应准用《合同法》第167条;反之则应不予适用准用,转而诉诸《合同法》第94条。《指导案例》明确否认二者之相似性,有学者以股权转让的复杂性、涉他性以及商事性等特征为此提供支持{1}261-265。反对观点虽通过“司法审判经验削弱了该指导案例裁判理由的说服力和透彻力”,但并未就相似性判断本身展开充分论证{4}40,37。那么,股权买卖与有体物买卖究竟有无实质的相似性?
  (一)相似性判断的范围界定
  相似性判断必须“以一项法律规范所要解决的个别法律问题为基础”{17}106,“离开规范的比较是偶然、任意和无方向的”,“只有当人们拥有某个规范、规则或比较中项时,才能进行有意义的比较”{18}51。据此,股权买卖与有体物买卖之相似与否,首先取决于《合同法》第167条第1款所界定的比较范围。
  1.第167条之规范对象是有体物买卖,自然应以有体物为原型设置规则。但《指导案例》却依据该条第2款关于“标的物的使用费”之规定,认为“双方解除股权转让合同,也不存在向受让人要求支付标的物使用费的情况”,以否定二者之相似性。支持者同样指出,“对于以权利为标的物的买卖,交易行为甚至行使权利行为并不会对该权利本身产生‘损耗’,因此也无标的物的使用费之忧虑”{1}262。这一观点不仅超出了相似性判断的有效范围,而且会从根本上否定《合同法》第174条。一方面,《合同法》第167条既以有体物买卖为调整对象,其解除效果自然会体现有体物的特征,第2款规定返还“标的物的使用费”也就不足为怪。但是,若将该条准用于其他有偿合同,就不能固守既有规定,而应结合待决合同的具体类型予以适当变通。另一方面,正是由于买卖之对象不是有体物,才有必要考虑应否准用有体物买卖之规定,否则就不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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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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