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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论“审判权统一行使”在基层法院的实现路径
【副标题】 以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微观运行为视角【作者】 鲁为张璇廖钰
【作者单位】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分类】 法院【中文关键词】 审判权;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
【期刊年份】 2014年【期号】 1
【页码】 2
【摘要】

审判权是国家判断权。因此,审判权的统一行使,是审判权特性的必然要求,其结果既表现为行使主体的特定性,又表现为类案裁判结果的稳定性。从目前实践来看,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以下简称审委会)的制度设计和运行结果较好地实现了裁判制度的统一,但审委会机制的运行过程中也出现了阻碍其制度目的实现的问题,亟需改革。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审委会制度的存废之争等宏观的制度考量,本文将转变视角,从基层法院审委会的微观运行入手,提出制度完善的建议,以期寻求适合基层法院审判权统一行使的最有效实现路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4561    
  
  编辑提示: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明了司法改革的方向。其中关于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包括: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由裁判者负责。本期特别策划依托全国法院第25届学术讨论会一等奖获奖论文,针对法院内部运行机制问题,以务实的、反思的态度,剖析了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统一裁判功能、合议庭评议功能、最高法院诉讼批复答复功能,以及案件质量评估的功能。这些文章在“制度自信”上,致力于搭建若干司法改革路径的理论框架,而即将出台的最高法院“四五改革纲要”定会为司法改革提供更为具体的方向。
  一、“审判权统一行使”已有路径的效度考量
  审判权是国家拥有的审理和判决法律纠纷的权力。[1]审判权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及范围。近代以来,审判权一般由国家机关法院在一国司法主权范围内统一行使。审判权的运行,既是抽象的国家权力向具体案件裁判权的转化,同时也是审判权从抽象行使主体分配至具体审判组织的过程。
  由于审判权是国家判断权,因此,审判权的统一行使,是审判权的必然要求。[2]统一行使的要求,大至区域之间的裁判尺度统一,小至法院内部不同审判组织之间的统一。其结果既表现为行使主体的特定性,又表现为类案裁判结果的稳定性。审判权的统一行使,既可以避免毫无边界行使裁判权导致的不安全,也能避免一味地限制裁量权可能遭遇的相应制度无法协同运作造成的理念与社会期待的极大反差。[3]
  我国现有的保证审判权统一行使的路径有:司法解释;案例指导制度;审级制度及再审制度;上级法院的工作意见或会议纪要。其中,司法解释和指导案例制度作为“纸面上的统一”,配合审级制度和再审制度、上级法院的工作意见或会议纪要等“行动中的统一”,使静态的、封闭性的法律得以在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的体系中完成其使命;[4]在补足法律的原则性规定,防止自由裁量权恣意扩张,统一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上述路径统一裁判尺度的效果都必须经由外在程序辐射到下级法院,其效果是间接的,在约束力方面也受制于层层下达等客观因素而有一定局限,探索新路径实有必要。
  此外,影响审判权统一行使的因素较多,但均离不开法律法规制定、审判理念和价值认识、审判组织设定三方面。上述三方面因素,分别对审判权行使依据、审判权运行方式以及审判权享有主体发挥作用。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审判方式改革及司法政策相对成熟的背景下,研究审判组织对于审判权统一运行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基层法院视野下“审判权统一行使”的现状审视
  (一)“审判权统一行使”已有路径在基层法院功能受阻的样本分析
  “审判权统一行使”的已有路径,主要立足于规范统一和审级调控等方面,在实践中的确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然而,上述路径除了自有效度的局限之外,还存在着面向基层法院针对性不足的问题,试举例如下。
  [案例1]法律及司法解释明确,裁判结果仍难统一
  被告人甲(已满18岁)、乙(未满18岁)等人因在KTV唱歌过程中互相看不顺眼,后甲、乙通过电话多次联系约架;其后,双方各自纠结若干人进行聚众斗殴。后检察院诉至法院,按照新《刑事诉讼法》要求,甲、乙的案件分别由普通刑事庭和未成年人审判庭审理。由于甲乙是对殴且分案审理,两个庭室的2名承办法官对事实认定、量刑幅度均存在争议,拟做出的判决中甚至出现甲、乙刑期一致的情况,既未体现出同一法院裁判尺度的统一,亦为未体现出对未成年人的量刑宽宥。
  [案例2]已有在先判决,裁判思路仍难统一
  A公司与B公司存在一项业务往来,该业务由A公司业务员甲持有该公司公章负责与B公司交涉。后甲从A公司离职,A公司未通知B公司且未从甲处取回公章,甲亦未主动交回公章。后甲持有该公章,声称代表A公司与B公司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A公司对B公司的一项债权转让给C 公司(甲为C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后B 公司将款项返还给C公司,甲再从C公司获取该利益。检察院以甲犯诈骗罪诉至法院,在确定被害人问题上,刑事法官与民事法官产生了分歧。刑事法官认为,本案的合同关系是虚假的合同关系,故应以当时的主观故意和行为的对象方作为被害人,该利益应当返还给B公司。民事法官则认为,该行为系表见代理,系“本人以某种可归责的方式产生了这种权利外观”,故B公司属于正常履行债务,甲行为侵害的是A公司的债权,该利益应当返还给A公司。
  [案例3]已有审级制度,判决尺度仍难统一
  被告人甲交通肇事一案,一审判决因未将保险公司列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而被发回重审。时隔半年,被告人乙交通肇事一案中,一审法院根据前案中二审法院的意见将保险公司列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但在上诉审中,二审法院又认为不宜直接将保险公司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并将案件发回重审。
  [案例4]已有工作意见,立案标准仍难统一
  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在立案庭之外,在各个派出法庭设置立案点。按照该法院所在市高院法院的立案工作意见,A公司不符合立案标准;A公司随后选择另一管辖连接点,就同一案件到该院某派出法庭立案,因该派出法庭立案点实行审判人员与立案人员共同值班制,案件因审判人员认为案件符合受理标准且可以审结而被受理。后B公司在该院本部就同类案件提起诉讼未果,向该院监察部门投诉。
  此外,如审判部门接受当事人财产保全申请,在实际保全时才发现保全标的系已被本院执行部门另案冻结的案款,此时是再次冻结还是告知保全申请人提供新的财产线索?再如,立案部门受理案件是仅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标准出发,还是适当进行立审执会商,考虑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可能产生的社会效果、案件审结后是否可能面临无法执行的“空判”结果等?这些问题在现有路径中均无法解答,处理时极易发生裁判尺度不统一的问题。
  (二)基层法院“审判权统一行使”的路径检视
  在已有路径无法解决上述案例的问题,而法院又不能以“独立行使裁判权”为由拒绝解决裁判尺度不一的问题时,以往的惯常做法通常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以上述4个案例的解决为例,基层法院“审判权统一行使”的现有路径尽管具体流程有所不同,但统一行使的现有路径均为对内请示汇报并提交审委会讨论决定的方式。当合议庭对案件处理争议较大,或法官在个案的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把握不准时,往往层报请示庭室领导、主管副院长、院长,最后将案件提交审委会,由审委会通过集中讨论案件后作出审理意见。审委会做出以“会议纪要”、“决定”或“规范”等不同形式体现的会议决议,并将此意见反馈发送至合议庭后,合议庭必须遵守。
  除此之外,我国的两审终审审级制度,以及以被上诉审改判或发回重审等标准考量评价基层法院审判质效的现状,客观上造成基层法院审理复杂疑难案件或对法律适用有争议且无法可循时,倾向于通过对外请示汇报制度,向上级法院征询处理意见,统一工作尺度。
  三、基层法院审委会促进“审判权统一行使”功能的理论检视
  (一)“审判权统一行使”视角下审委会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司法裁判权与行政权分离一直是人民法院改革的司法方向。审委会作为法院内部的最高审判组织,在性质上并非一般的行政管理机构,其自身功能相对纯化,因此,在担当统一审判权行使的重任上具有独一无二的作用。
  对部分学者认为审委会统一审判权行使将妨碍法官或合议庭依法独立行使裁判权的观点,[5]笔者认为,以基层法院为例,即使在我国经济发展较快、法制建设较早、法官素养较高的地区,仍然缺乏以法官为中心或本位的司法模式所依托的特殊政治结构、法治传统、精英崇拜文化、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官执业保障制度等必要的社会基础。因此,完全否认审委会的制度功能,强调以法官为中心,目前来看仍是不成熟的。另外,从制度性规定看,无论是《宪法》还是《法官法》都清楚地表明,我国司法审判是以法院而非法官为主体或本位的,相关的制度设计也围绕法院作为审判主体而展开。因此,法官在形成裁判的过程中,不应绝对地排除其他主体(如审委会)的参与,这种参与既能为法官的裁判提供智识和经验方面的指导与帮助,又能通过统一审判权行使,对法官裁判行为进行恰当制约。
  (二)基层法院审委会“审判权统一行使”制度功能的理论回溯
  如上所述,基层法院审委会在统一审判权行使的实践中发挥了其特有的场域效果,而反观审委会制度的理论基础后,笔者发现,统一审判权行使亦是审委会机制的主要制度追求。《人民法院组织法》(2006年)10条规定:“各级人民法院设立审判委员会……任务是总结审判经验,讨论重大的或者疑难的案件和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对该法律文本进行解读,审委会的功能主要包括三种:司法审判功能、经验总结功能和审判管理功能,而这三个功能均指向了统一审判权行使的三个向度。
  1.经验总结功能和审判管理功能规范审判权的运行。审委会的经验总结功能主要体现为制定相关审判规则、研究类案处理建议等。文义上看,“总结审判经验”是审委会的功能之首,通过讨论案件发现审判规律,对某些共性问题的处理方法或对某类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形成较为统一的认识,并以会议纪要等形式固定下来发至全院执行;通过对二审发回重审、改判和再审案件的评查和错案复议,分析原因并提出自查、整改建议,发挥对类案的指引作用;拓展审委会经验总结功能的影响范围,通过总结提升审判质效、提高司法能力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方法,如提高审判质量考核管理体系指标排名、完善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对接机制等先进经验,以会议纪要的形式公布,并通过宣传推广向外辐射,在本院之外实现更大范围的裁判尺度统一,规范审判权的运行。案例2中,若审委会能对典型案件中刑民法官的不一认识进行统一,并将该经验总结推广,无疑会为其他承办人,甚至其他法院处理此类案件积累经验并提供参考。
  审委会讨论的“其他有关审判工作的问题”主要即为审判管理问题。如审委会专题学习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在全面、准确把握新法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在案件质量管理中的监督和指导功能。如案例4中,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发现个案问题后及时出台《关于统一立案工作的规范》并下发至全院各部门,做好不同部门之间审判工作交叉问题的协调处理,统一法律适用,避免“同案不同处理”的不规范现象再次出现。
  2.司法审判功能提高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实践中,司法审判功能即讨论决定个案的功能,是实践中基层法院审委会目前主要的工作。做为法院最高审判组织,审委会当然具有审判功能,其对重大或疑难案件进行个案讨论后做出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通常而言,审委会作出的个案最后决定,往往既考虑到法律适用问题,也兼顾了审判的社会效果,因此,决定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当事人和公众的诉求,案件处理结果能较好地被当事人接受,从而提高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度。案例4中,无法立案的当事人B公司投诉后,审委会对此讨论制定《关于统一立案工作的规范》,并要求立案庭负责人按照审委会的会议决定精神,亲自向该当事人做好不予立案的释明工作,并引导其选择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纠纷,最终赢得当事人理解和支持。
  3.三项功能间接促进法律指引功能作用的发挥。司法审判功能、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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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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