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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改革的法经济学分析
【作者】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课题组【作者单位】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知识产权法【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34【页码】 71
【摘要】

从法经济学的角度,“三合一”改革是对司法制度资源的重新配置。法院推行“三合一”改革需要付出学习成本、沟通与协调成本、信任成本、程序切换带来的调试成本等,取得的收益主要是建立起了知识产权保护的三位一体格局,实现了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司法主导作用,促进审判质效以及专业化审判团队的形成。当前各地法院的试点改革按照深度及广度的差异,可以分为完全“三合一”模式与不完全“三合一”模式。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减少成本、提高收益。在试点案件数量较少且分散的情况下,采取集中管辖的方式,形成规模效应;优化、整合审判人力资源,减少学习与调试成本。“三合一”改革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效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制度的替代过程,需要至少从省级层面进行制度设计,减少改革阻力。从博弈论的角度,“三合一”改革涉及法院与检察院在基本法律框架之下的博弈,只有确立检察院与法院在改革中的共同主导者和受益者地位,博弈的均衡才能够转变为检察院主动参与下的完全“三合一”改革目标。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277    
  
  知识产权“三合一”制度,是指在民事、刑事和行政诉讼法的基本框架内,通过适当优化人员结构,合理调整审判分工,成立专门的知识产权审判庭,负责统一审理辖区内的知识产权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以解决因知识产权技术性强所带来的刑事、行政审判中出现的认定侵权事实困难,或与民事审判认定侵权事实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实现知识产权保护的统一性、科学性和权威性。[1]“三合一”作为一项审判机制改革,实质上是通过对法院内部审判资源与案件资源的重新整合,以及对案件管辖格局进行局部调整,从而达到提高审判质效、提升执法能力等效果。“三合一”试点改革走过了20年,全国已有6家高级法院、95家中级法院和104家基层法院先后开展了试点工作,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法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法律制度的一种理论和方法,要求尊重基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判断来理解、设计相关法律制度。“三合一”改革应当遵循制度经济学原理配置司法资源,才能够以最小成本达到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本文以法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为主,辅以博弈论、制度变迁等理论方法,对于“三合一”改革的制度成本和收益以及参与方的博弈策略进行分析,寻找实现“三合一”改革效用最大化的现实路径。
  一、对当前各地试点法院“三合一”改革模式的考察
  “三合一”试点法院既有基层法院,也有中级法院、高级法院,按照改革在审级、案件类型及地域范围等方面的差异,可以分为两类:完全“三合一”模式和不完全“三合一”模式。
  (一)完全“三合一”模式
  完全“三合一”模式有两个特点:一是三审合一,即试点区域内的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全部由试点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通过发挥集中审理的整体优势和综合实力,建立起知识产权民事、行政与刑事保护三位一体的立体格局;二是参与范围上三级联动,在高级法院主持下,试点范围内高级、中级、基层三级法院全部参与改革,三类案件在试点区域内实现全覆盖。以江苏省为例,其“三合一”改革无论从审级还是地域范围上均贯彻得比较彻底。自2009年7月1日起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知识产权审判“三审合一”改革试点工作以来,除常州市辖区内的相关基层法院外,全省具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各级法院列入试点范围。按照管辖方式的不同,完全“三合一”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模式:
  1.提级管辖模式。以常州市为例,辖区内所有知识产权行政、刑事案件(以下简称试点行政、刑事案件)均由中级法院管辖,而具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区法院暂不受理试点案件,提级管辖后的案件二审则由高级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
  2.混合管辖模式。以无锡市为例,辖区内具有知识产权民事管辖权的基层法院受理本辖区内的试点案件。基层法院不具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由中级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集中受理知识产权三类案件。
  3.指定管辖模式。以南京市为例,如果受理试点刑事案件的区县检察院所对应的同级法院不具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该检察院可以到中级法院指定的具有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提起公诉,即允许检察院跨区提起公诉。
  (二)不完全“三合一”模式
  1.基层“三合一”模式。这是一种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统一归基层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的紧密型“三合一”模式。当事人若不服提起上诉,在二审阶段仍由中级法院的刑事审判庭、行政审判庭审理。最早进行“三合一”改革的上海浦东区法院实行该模式。基层“三合一”模式比较符合上海、广东等基层法院受理知识产权案件较多的审判现状,对于受理知识产权案件的基层法院较少且案件数量不多的地区,此种模式难以借鉴。
  2二审“三合一”模式。在试点中院的辖区内尚无知识产权民事案件管辖权的基层法院或者基层法院较少的情况下,不改变一审知识产权行政、刑事案件的管辖格局,对于这些基层法院审理的上诉案件,统一由中级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也就是说,只在二审的层面实现了全面“三合一”。由于基层法院没有全面实行“三合一”,而大多数试点案件的一审由基层法院受理,使得知识产权专业优势无法得到充分发挥。
  3.民事、行政“二合一”模式。该模式是将知识产权民事与行政案件统一审理,刑事案件仍然由刑事审判庭审理。由于行政诉讼与民事诉讼在程序上存在的天然相似性,并且不需要检察院的参与,“二合一”比较容易推广,也是多数试点法院改革初期采取的模式。但由于试点刑事案件仍然游离于合一体制之外,只是改革的权宜之计,无法彻底解决三审分立的体制问题。
  二、“三合一”改革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菊花碎了一地
  (一)“三合一”改革是对司法制度资源的重新配置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每一个主体都是理性人,追求效用的最大化,以付出尽量少的成本得到最大的收益。理性的概念在于理性的行为人能够根据某种标准对"自己所希望获得的东西进行排序。[2]需要说明的是,效用不仅包括以金钱衡量的经济利益,也包括快乐度、满意度等,还可能是政治利益。成本——收益分析是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的主要工具。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审判制度改革着眼于制度资源配置和优化,其结果应该是司法机关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司法体制高效运行,降低运行成本。
  (二)“三合一”改革中法院支出的主要成本
  1.学习成本。相比较来讲,可言传知识的积累固然可以快速完成,但是不可言传知识却不是短期内可以达成的,它只有通过长期实践才能恰当地获得。[3]审判经验即属于不可言传知识。“三合一”这种跨三大领域的审理方式,要求法官综合掌握两类甚至三类诉讼的实体与程序法律知识,如果法官欠缺相应的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背景,需要其在较短时期内快速掌握相关知识,这对法官的学习与知识转化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组织与协调成本。“三合一”改革涉及案件的内部分工调整和管辖格局的改变,由此带来法院内部各庭室之间、上下级法院相关庭室之间以及法院与检察院之间额外增加的组织与协调成本。
  3.信任成本。信任能够减少在改革达成、实施及监督方面的成本,如果相互信任在社会中占主流,改革的成本就较低。知识产权法官多数缺乏刑事、行政案件的审理经验和知识,由其审理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案件,不仅自身有时缺乏底气,法院内部存在疑虑,公安、检察机关由于对知识产权法官不熟悉,对于能否审理好相关案件也存在不信任感。[4]
  4.程序切换带来的调试成本。民事、刑事、行政三类诉讼在基本理念、审理思路乃至法官的工作方式和风格装方面均存在明显的差异。实践证明,知识产权法官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及调试,能够适应刑事审判,但如果在从事民事审判的过程中穿插进行刑事、行政案件的审判,必然带来思维方式转换的困难。
  (三)“三合一”改革已取得的收益
  根据对试点情况的调查,“三合一”改革取得的收益主要体现在法院的司法主导作用、审判整体效能等方面。
  1.有助于建立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保护三位一体的立体格局。在改革之前,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案件在全部刑事、行政案件中所占比例太小,难以受到重视,也不利于积累相关案件的审判经验。实行“三合一”以后,三类案件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近年来,各地实行“三合一”试点的法院发布的年度知识产权典型案件中均有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案件,知识产权刑事和行政保护的重要性得以提升,已成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三位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发挥知识产权保护中的司法主导作用。由知识产权庭审理与知识产权有关的刑事、行政案件,能够发挥知识产权法官的专业优势。在行政案件中,能够对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机关依法行政进行更有效的监督;在刑事案件中,确立了“权利审查——侵权判定——定罪”这一符合知识产权纠纷解决内在规律的审判思路,有效避免了刑事与民事裁判结果相互冲突的情况,增强了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节省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效率,也确立了法院在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中的主导地位。
  3.带动知识产权审判队伍整体司法水平的提高。“三合一”培养了一批熟悉知识产权民事、刑事、行政审判业务的专业法官,能够充分发挥知识产权审判的专业化优势,扩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影响力。兼办三类案件、司法调研能力突出的复合型人才不断涌现。审判队伍司法能力的不断增强,为司法水平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5]
  三、“成本——收益”视角下的改革路径
  (一)改革的方向:减少成本,增加收益
  “三合一”的最佳目标是由既精通知识产权的内在属性,又掌握刑事或行政审判业务知识的复合型法官审理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案件,提高审判质量,形成规模效应和协同效应,实现在知识产权刑事、行政保护中的司法主导作用,这应当是“三合一”试点改革的用意之所在。“三合一”改革属于对诉讼体制的局部变动,是对司法资源的重新配置和优化,经济学中的“成本——收益”分析工具可以对此作出更好的解释与判断,其目的并非仅限于论证“三合一”改革的合理性,而是为其模式的选择、资源配置等具体措施寻找一条最优化的路径,从而取得改革的最大收益。如果不能正视改革中各种因体制障碍、专业化和劳动分工以及人员的主观因素等造成的不效率,则改革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三合一”如果要真正达到上述目的,就要在降低成本、提高收益两方面入手。
  (二)管辖模式的选择:集中案件数量,形成模式效益
  “三合一”改革的成本与收益与一个法院所受理的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案件(以下简称试点案件)的数量总体上呈正相关的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只要启动“三合一”改革,即使没有试点案件,也需要支出一定的基础成本。而如果改革后没有试点案件或者案件数量极少,也几乎不会产生收益。图表1表示了试点案件数量与改革成本、收益的函数关系。 MB线表示当案件数量为零时,改革收益也为零。随着试点案件数量上升,收益也随之增加,但是当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时,改革所带来的收益上升趋势便不再明显。MC线表示即便试点案件数量为零,改革的成本也是存在的。随着试点案件数量增加,成本也会上升,当数量增加到一定程度,成本上升趋势趋缓。存在一个案件数量的临界点NO,在该点上改革收益与成本相抵。当案件数量低于NO的情况下,改革付出的成本较大,取得的收益较小。只有当案件数量超过NO后,改革的收益开始高于成本。该图给出的启示是,如果案件数量过少,改革所付出的成本过大而得到的收益过少,没有形成规模效益,改革就是得不偿失的。只有当试点案件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法院才有进行“三合一”改革的原动力。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三合一”改革最早在上海、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法院自发进行,与这些地区的知识产权刑事、行政案件的数量较多是分不开的。因此,在某一地区决定进行“三合一”改革之前,首先应当考察刑事、行政案件的数量及分布情况,并据此确定应当采取何种管辖模式。在辖区范围内的试点案件数量较少的情况下,就应当考虑采取集中管辖的方式,将分散的案件适当集中起来由某一个或某几个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审理,发挥“三合一”改革的边际效用。
  (图略)
  图表1:案件数量与“三合一”改革的成本和收益关系
  根据对S省J市辖区内的试点刑事案件的统计,2015年至2017年共发生试点刑事案件32件,其中一审案件27件,占比84.4%。该市共有11个基层法院,具有知识产权民事管辖权的法院有两家。如果保持原有管辖格局不变,则平均每个法院受理的试点刑事案件不足1件,无法形成规模效应,为此就应当采取集中管辖的措施。对此有两种选择:一是跨区域的集中管辖,即指定所有试点案件由两家具有知识产权民事管辖权的法院按照区域划片管辖,每家法院年均受理一审试点刑事案件5件左右。二是由中级法院提级管辖所有试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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