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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对我国民事立法的回顾与展望
【作者】 赵中孚【分类】 民法总则
【期刊年份】 1986年【期号】 1
【页码】 8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17385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自从有了法律之后,不同社会制度的统治者无一例外地都利用法律这个工具去保护它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民事法律是广泛涉及社会利益、个人利益并包括多种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法律,在各种法律中居于突出的重要地位。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这一点。在罗马法中影响深远的是罗马私法,从公元六世纪起到十二世纪总结汇编的《民法大全》,最先确认了个人财产所有权和人格权,同时规定了签订合同的自由权。法国拿破仑当政时制定了民法、商法、刑法、诉讼法等几部法典,也以一八0四年公布的《法国民法典》最为著名,成为资本主义初期的代表作。它明确了“人”作为民事权利义务主体的法律地位,规定了所有权和其它物权、债和契约等内容,至今仍为法国所沿用。一九00年施行的《德国民法典》,体系上分为总则、债法、物权法、亲属法和继承法五编,明确地提出了“法人”概念,使它同“自然人”同等享有财产权利主体的资格,反映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在列宁亲自指导下,一九二三年公布了《苏俄民法典》,它以崭新的面目出现,把土地关系、劳动关系、婚姻家庭关系从民法典中分出,建立独立性的法典,使民法典集中地为调整社会主义社会一定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近三十六年来,民事立法也如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那样,经历了一个曲折前进的过程。因为“民法不过是所有制发展的一定阶段,即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的表现”。[1]我国民事立法过程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从建国起到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为第一阶段;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起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为第二阶段;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目前为第三阶段。
  一、我国民事立法的第一阶段
  “建国初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国面临着实现全国财政经济统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开展有计划的大规模经济建设的繁重任务,逐步建立起全国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2]在这个阶段中适应国民经济急需恢复和迅速发展的需要,我们国家制定了大量的民事单行法律和法规,及时发挥了法律的调整作用。最初,随着大中城市的相继解放,为防止通货膨胀,稳定经济生活,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曾颁布了金银管理暂行办法,私营银钱业管理暂行办法、典当业管理暂行办法等,这对稳定金融,保护人民财产权益,扶植生产,保障社会正当信用,以及制止牟取非法所得和高利盘剥起了明显作用。后来在除西藏外,中国大陆已全部解放的情况下,为了改变财经工作的分散管理为统一管理,进一步防止通货膨胀及随之而来的金融物价波动,政务院子一九五0年三月发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对粮食、税收的统一调度使用,对国内外贸易的统一指挥,对金融的统一管理,对保护国家财产,明确国有企业的法律地位以及人民银行对机关、公营企业的现金管理和存放业务等方面都作出具体的规定。不久,政务院又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国国营贸易实施办法的决定》,明确了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及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各专业公司的法律地位,提出各专业总公司均为经济核算单位,专业公司之间的物资调拨应依计划协议订立调拨合同。这一决定对统一全国的国营贸易,完成计划,领导市场、调节物资供求,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都有重要作用。后来根据政务院和有关部门《关于国营企业清理资产核定资金的决定》、《国营企业资金核定暂行办法》、《企业中公股公产清理办法》等进行的清产核资活动,对保护国家财产所有权,确立它在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随后适应调整城市私房产权与租赁方面问题的需要,各大中城市人民政府相继制定出私人房屋管理条例或办法,对保护房主个人产权并依“主客两利”原则通过租赁契约,保障房主收入正当租金,保障房客合理租住房屋,稳定正常的租赁关系,解决房屋纠纷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体现国家对私人资本主义(民族资本家)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政务院和财经委员会先后颁发了《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和《私营企业暂行条例施行办法》,用法律形式肯定了各类私营企业的地位,承认独资、合伙、无限公司、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的合法经营活动,对资本家及其代理人的股息、红利加以保障,明确规定他们在盈余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一方面促进了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某些无益于国计民生的私营企业经过清算程序而解散。为了扶植个体手工业等劳动者的经济发展并促进联合,中华全国合作总社拟定了中华合作社法(草案)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标准章程,给建立各种合作社起了示范指导作用。为了促进正常的商品交换,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于一九五0年先后颁布了《机关国营企业合作社签订合同契约暂行办法》、《关于认真订立与严格执行合同的决定》,对合同的订立、内容、担保、履行等问题作了概括明确的规定,起了活跃经济、加速财产流转的作用。为了保障国家财产不因意外灾害而遭受损失,以及遭受意外伤害的旅客能够得到补偿,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四日发布了财产、铁路车辆、船舶三个财产方面的强制保险条例和铁路旅客、轮船旅客、飞机旅客三个人身方面的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发挥了国家保险的作用。值得特别提到的是一九五0年五月一日毛泽东主席发布命令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它明确提出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妇女和子女利益的封建婚姻制度,建立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它是打碎几千年来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封建婚姻枷锁,破除宗法观念建立自由幸福的婚姻、民主和睦团结的新家庭的有力武器。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兴起之后,国家对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粮食、棉花和油料作物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办法,稳定了市场,平抑了物价,保证了国家工业原料和广大人民的生活需求。与此同时,适应所有制的发展变化以及各种所有制之间的经济联系,各大中城市大都制定了加工订货合同和统购包销合同管理暂行办法,为调整公私间的这些合同关系以及解决有关的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政务院于一九五四年九月通过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对合营企业公私双方的股份、经营管理、盈余分配、董事会和股东会议等事项都作了明确的规定,鼓励和指导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业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工业,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随着形势的发展,国务院于一九五六年二月通过了《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确定了合营企业中私股取得定息的息率,指明企业不论盈亏,均依息率,按季付给私股股东以股息。这一规定适应私营企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情况,保护私股权益,为最后完成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了法律保证。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同盟军,如何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并逐步引导他们从贫困落后的生产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九五0年六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宣布“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保障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同年十月政务院通过《新区农村债务纠纷处理办法》,规定“解放前,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所欠地主的债务,一律废除”;对所欠富农的债务,也作出保护农民及其它劳动人民权益的规定。为引导个体农民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在组织他们成立临时互助组到长年互助组的基础上,一九五六年以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几个月后又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分别对半社会主义性质和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组织进行法律调整,确定它们的法律地位,保护集体和社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繁荣城乡经济,巩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此外,为了鼓励群众对生产科学与技术研究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政务院于一九五0年八月发布了《关于奖励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决定》;财经委员会公布了《保障发明权与专利权暂行条例》;政务院又于一九五四年五月通过了《有关生产的发明,技术改进及合理化建议的奖励暂行条例》,明确规定发明、技术改进和合理化建议的含义以及各类发明创造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保障了众多发明创造人员的劳动成果,也使国家能及时地在工业等生产战线上推广新的产品或新的生产方法,促进生产建设的发展。为了保障工商业专用商标的专用权,一九五0年七月政务院批准了《商标注册暂行条例》,财经委员会颁布了《商标注册暂行条例施行细则》;为加强商标管理,防止滥用、冒充,一九五四年又有《未注册商标暂行管理办法》问世。
  二、我国民事立法的第二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之后不久,就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使得“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法律虚无主义思潮不断发展,在民事立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在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影响下,集体财产和农民个人财产的所有权遭到侵犯,而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发生在民事主体之间的经济往来,背离了等价互利原则,代之以无偿平调。一九六0年冬党中央开始纠正上述错误,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一九六二年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从这时起到一九六六年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发展,一些必要的民事立法在这样的条件下诞生,如国务院一九六一年三月发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施行的《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试行办法》,一九六三年四月公布的《商标管理条例》和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的《商标管理条例施行细则》以及国务院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公布的《技术改进奖励条例》等。此外,有些条例虽以草案形式出现,不够完善,但基于其内容重要,实际上在调整有关的民事法律关系中起了重要作用,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七十条)、《国营商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一百条)等。一九六五年五月至一九七六年十月的“文化大革命”,由于林彪以及“四人帮”的破坏,我国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遭到极其严重的摧残。民事立法很少,只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工业、农业、商业、社队企业等贷款办法以及铁道部、交通部、民航总局的货物运输规则等。
  三、我国民事立法的第三个阶段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_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着重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3]。会后几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而且在法制建设特别是在民事立法方面也进入了一个繁荣的崭新阶段,在不长的时间内发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气象为之一新。
  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党提出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以后,逐步改变过去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的僵化模式,给企业以应有的自主权,如一九七九年七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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