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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美国法上的物权法定原则
【英文标题】 The Numerus Clausus Principle in the American Law
【作者】 张鹏【作者单位】 苏州大学
【分类】 物权【中文关键词】 美国财产法 物权 物权法定原则 民法
【期刊年份】 2003年【期号】 10
【页码】 108
【摘要】

从美国司法实践中的一系列案例看,美国法是奉行“物权法定”的,一般不允许当事人创设新的财产权种类。也有学者对于美国法中实行物权法定原则的合理性给予了种种解释,但都难以自圆其说。美国法中之所以存在“物权法定”原则,更多的是由于美国财产法中众多的财产权种类,以及特殊的财产权结构而造成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5722    
  物权法定原则(Numerus Clausus),指物权的种类及其内容必须由制定法予以创设、修改,或废除,禁止当事人或法院随意设立与制定法不同的物权种类。该原则被奉为大陆法系物权法的当然原则,为各国立法所公认。
  然而,属于普通法系的美国财产法中是否也存在物权法定原则呢?对于此问题,学者多持回避态度,不置可否。[2]但亦有一些美国学者明确提出,英美法虽然未在法律规则或法学理论上明确提出物权法定原则,但在财产法的实际运作中,物权法定原则是英美财产法中暗含的一个基础规则,人们总是默默地遵守那些既有的财产权种类,而不寻求突破。[3]实践中,在英美财产法教科书中,在讲到“地产权的种类”或“所有权(ownership)的类型”时,在“可受法律保护的土地权益”的标题下总是写道,“我们将讨论那些为法院和立法机关所承认的各种土地权益中所蕴含的基本规则”。有的英美法财产法教科书中更直接写道,“普通法所承认的地产权的种类是有限的”,或“地产权的种类是被固定化的”,或“地产权种类的固定化原则”。这些都暗示着,在美国法中,土地权益的种类是固定的,不容许随意创设或修改。而且,物权法定原则不仅仅适用于地产权,其还适用于其他财产权领域,如未来利益、租赁关系、地役权、收益权,甚至于知识产权。在现代美国社会,一般有关财产权的变化都源于国会的制定法,美国法院一般均不承认当事人自行创设的新型财产权。[4]
  鉴于物权法定原则在我国目前物权法起草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本文将介绍英美法中有关此原则的表现、理由、争论,并加以评述。囿于资料以及水平的限制,对此问题的看法恐还十分的粗浅。然本着提出问题,抛砖引玉的态度,特撰写此文,以期能引起法学同仁对此问题的重视,深化我国物权法定问题的研究。
  一、当事人创设新型财产权能力的剥夺:典型案例介绍
  英美法中贯彻物权法定原则最具代表意义的典型案例是英国的Keppell v.Bailey(1834)案。[5]本案中,当事人之间约定,一方可以从对方的采石场中获得某种矿石,并经过某条特定的铁路运送到己方,并约定这一协议对当事人的继承人以及受让人均有效。大法官法院(Court of Chancery)认为,这种约定虽对于合同双方当事人是有效的,但其与那些既存的可以对抗继受者的地役权内容不符,所以不能承认其具有财产权的法律效力。主审法官Brougham大法官认为,“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就不动产或动产为任何约定都是可以的,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但如果允许人们随意在不动产或租赁上创设新的权利类型,并且对继任者亦有效,这将是十分有害的,并将引起混乱。任何一块土地、建筑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利用方式,这将使认识这块不动产上的权利内容以及负担成为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不能允许凭所有人一时的爱好与奇想而设计财产权的内容。”
  还有一个经常讨论的典型例子是,如果当事人约定“在战争期间有效的租赁”,这是否有效呢?如本文附记中所述,美国法中的租赁只有4种:1、定期租赁;2、不定期租赁;3、任意租赁;4、逾期租赁。由于“定期租赁”需要有明确的结束时间,而战争是不确定的,所以,法院一般会在“不定期租赁”(如果双方约定了定期支付租金)或“任意租赁”之间选择一种来代替当事人之间的约定,而不会承认“在战争期间有效的租赁”的法律效力。显然,这两种租赁的内涵与当事人所期望的那种“与战争期间共始终”的租赁都还是有相当区别的。[6]
  另一个经常讨论的典型例子是,一个丈夫立遗嘱规定,将遗产授予妻子,如果其妻子死亡时未立有遗嘱,则按终生所有权办理,由丈夫的继承人继承;如果妻子希望生前或死后处分此财产,则将该财产作为完全所有权,由妻子自由处分。如此,丈夫在财产上创设了一种既非终生所有权,亦非完全所有权的新型的财产权。法院会承认它的效力吗?一般而言,法院不会对这种财产权予以承认。法院或者认为解释为终生所有权更符合当事人意愿,故认定为终生所有权,[7]或者从“模糊不清时,应以完全所有权论”的规则出发,认定为完全所有权。[8]但不管怎样,法院都是将这种财产权变更为一种既存的财产权类型,而不会承认当事人创设的效力。
  还有一个著名的案例是Johnson v.Whiton案。[9]Royal Whiton立下遗嘱规定,授予一块土地给她的孙女Sarah,但在Sarah死后,这块土地只能由Sarah父亲一系的继承人予以继承。这一遗嘱的内容与马萨诸塞州有关“无遗嘱继承”的规定相违背,该州规定,来自家庭一方的遗产应当可以由另一方予以继承。Royal Whiton为Sarah所创设的财产权既不同于完全自由的完全所有权,亦不同于限定直系继承人继承的“限制继承所有权”,被法院认定为是一种新的地产权利,故不被承认。最终,法院让Sarah获得了不受限制的完全所有权,Royal Whiton的意愿被否决了。[10]
  另一个经常讨论的例子是,当事人可否约定“终生有效的租赁”(lease for life)。在美国法中,存在终生所有权,亦存在租赁权,但租赁只能是“不定期租赁”、“任意租赁”、“定期租赁”、“逾期租赁”等4种情况,然以上各种财产权没有一种是以当事人获得终生租赁权为内容的。所以,一般而言,法院不会承认这种约定的效力,而是将其变更为终生所有权,[11]或者变更为任意租赁。[12]在最近纽约发生的一个案例(Garner,473N.E.2d223)中,虽然法官对于固守物权法定原则大加批判,认为将来应当顺从当事人的意愿,承认这种新型的租赁关系,但最终还是将当事人的约定变更为一种终生所有权,而没有直接承认其效力。
  二、物权法定合理性的假说:二种学说的评介
  关于美国法中为什么要贯彻物权法定原则,主要有两种观点:一为防止财产的“细化”(antifragmentation)或“泛化”(anticommons)理论;一为审查费用(measurement cost)理论。但这两种理论上的解释均存在一定的缺陷,我们分别评介如下:
  防止财产权的“细化”或“泛化”理论的主要观点认为,财产的可流转性是财产的最重要的特征,是财产权的核心。因为,如果存在着财产流转方面的限制,则社会资源将会因为无法商业性流转而被浪费,其价值不能被充分发挥,财产权人也将失去创新的动力。所以,财产法的一个功效就在于杜绝阻碍财产流转情况的发生。而若财产上存在多个权利人的权益,则对财产进行有效利用或流转时,必然牵涉到许多当事人的利益,由于交易成本、策略行为,以及当事人认识上的偏见,要想获得所有权益人的一致同意是很困难的,如此,结果上必然危害财产的利用和流转。[13]所以,必须控制财产权的种类,不能允许在财产之上随意创设各种新型的财产权类型,以保证财产的有效利用和流转。
  防止财产的“细化”或“泛化”理论虽有一定道理,但存在着一系列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第一,物权法定原则实质上并不能减少财产上所存在的利益关系人的数目。在美国法中,和大陆法一样,允许财产的共有,一个地产权或租赁权可以由若干权利人享有。而且,美国法中,租赁可以无限制地转租。这些制度的存在,使财产上的权利人的数量可以大量存在,但美国法对此却未加以干涉。此外,我们上面所观察到各有关物权法定的典型案例中,法院均没有否决各当事人对财产的利用,只是将财产权的性质予以了变更,实际上,财产上的利害关系人的数量并不会因此减少。换言之,物权法定的功效只是限制财产权的种类,并不能限制财产权人的数量。所以说,限制财产权的种类,并进而减少财产上的利害关系人的数量以保证财产的自由流转性,并不能圆满解释物权法定的原因。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第二,当事人若是自愿地在财产上设置多种利用方式,一般情况下,法律是不宜干涉的。财产上设置过多的财产利用方式必然会影响到财产的利用和流转,并最终影响财产的价值,但如果这是出于当事人自愿,实际上,其在设立时必然会考虑到所可能引起的价值损失,并通过设定时的价格予以补偿。[14]即如,甲在其财产上设定一个财产权给乙,可能给自身财产以后的利用或流转带来的损失是10元,则其一定会是在乙给付10元或以上代价时才会为乙设定此项财产权。如此,在财产上设定这一新的财产权对甲又有什么害处呢?即便说,财产权人在自己财产上设置过多的财产利用方式,因为预见性的不足,作茧以自缚,以致后来在财产的利用和流转过程中因为既存的财产权形式的阻碍而不能实现更多的财产的应有的利用价值。但这也只是对自身财产的不合理使用,当事人不经济地使用自己的财产并不能构成法律干涉的正当理由。更何况,我们的法律,我们的立法者能够比当事人更好地预期财产的利用价值,并为他们作出抉择吗?[15]
  审查费用理论认为,物权法定并非是为了防止财产上出现过多的财产利用方式,以致损害财产权人的财产利用,而是为了防止设立新型的财产利用方式而给其他社会主体造成市场交易时审查费用的增加。比如100个人每人均有一块手表,现在A授予B对其手表每周一的使用权(这是一种新的,与既有财产权不相同的财产利用方式)。以后,A出卖此手表时,虽然价格肯定要受损,但其可以从B那里得到事先的补偿。然而,由于A创设了这种新的财产利用方式,导致其他人在与其余的99人为交易时必须增加对手表性质的审查,以确定所购买的手表上不存在周一使用权。假如A授予B此项财产权的收益是10元,而审查手表是否存在周一使用权的费用是1元/次,100人次即100元。则A的净收益是9元,而社会总收益是负90元。除此之外,负有不得侵犯他人手表财产权义务的当事人亦因此要多支出审查费用。这样看来,创设新型财产权,对于其他市场参与人,以及整个社会交易成本都是不合理的。相反,如果不存在当事人凭自己一时意愿而设置的这一“手表周一使用权”,则当事人也就无需花费审查费用考察手表的权利内容以及负担,社会成本亦因此可以节约。基于以上理由,物权法定的价值由此而生。[16]
  该理论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由于物权法中公示公信原则的贯彻,当事人创设新型财产利用关系并不会增加其他社会主体的社会审查费用。实践中,其他社会主体在进行交易时,实际上并不会因为财产上存在多种财产利用方式,或者说新型的财产利用方式,而增加审查费用。在动产交易中,美国法与大陆法一样贯彻了动产占有的公示公信原则,以当事人占有动产的权利表现推定占有人的权利。“我们不仅将事实上的占有人视为法律上的占有人,还将其视为所有人,其占有可以对抗任何不享有优先于其占有权益的人。”[17]公示必有公信。社会成员只要依据其所交易的动产的外部公示形式来进行交易,交易结果就受到法律保护。上例中,不管当事人所交易的手表是否存在租赁权或周一使用权,只要出卖人是以所有人方式占有的,买受人即可因此获得所有权。这一过程中,买受人当然需要进行一番审查,但这种审查只是确定对方当事人在以何种方式占有该动产,至于可能有多少种利用该动产的财产权形式,对审查的繁简并不构成影响,亦不影响审查成本。所以,动产交易中,由于贯彻占有公示公信,社会成员的审查成本是固定的,并不因新型财产权的出现而增加。在不动产交易中,结果是一样的。由于美国法贯彻了不动产登记公示公信原则,[18]社会成员在进行交易时实际上只需审查不动产登记簿中所登记的权利类型是什么,依此进行交易,即具有公信力,可获得相应的权利。如此,其交易时的审查费用相对亦是固定的,即审查不动产登记簿所需的费用。至于社会上是否存在新型的财产权类型,对其交易时的审查成本并无影响。所以,有学者认为,根本不用限制物权的种类,因为公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登记可以为将来的购买人提供足够的信息。土地是永续的,且不可移动,记载不仅可以公示土地的实物信息,而且可以公示其他法律负担,如地役权、未来利益等等。而且,在普通法中,记载的信息是有公信力的。购买人只要查阅登记簿即可了解权利的全貌。所以,法院应当同对合同一样尊重当事人的意愿,而不能随意否定当事人创设新型财产权的意愿。”[19]以上对动产以及不动产交易的实际过程进行的分析可以证明,以其他市场交易主体的审查费用理论解释物权法定的合理性实难成立。
  三、制定法对财产权种类变更的垄断:从与判例法的比较出发
  按照物权法定原则,不仅当事人不得随意创设或变更财产权,而且法院亦不能创设、变更或废止财产权,相应地,只有制定法可以完成这一工作。考察美国近代以来主要的财产权变化情况,可以发现,美国近代以来主要的财产权类型的创设或变更亦均是由制定法完成的。比如说,亡妻遗产权、亡夫遗产权,以及夫妻财产共有的废止,均是由制定法完成的。合伙租赁权(tenancy in partnership)作为一种共有形态亦是被《统一合伙法》所取消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condominiums)作为一种新型的房屋所有形式亦是由于1961年《国家住房条例》的颁布而产生的。而相应的,美国近代财产法中,很少出现由法院所创设的新的财产权种类,或者说由法院宣告废止某种财产权类型。
  上述现象若出现在大陆法系,不足为奇。因为在大陆法系,立法权只能由立法机关享有,法院是没有立法权的,所以,剥夺其创设或废止财产权的资格亦不足为怪。但是,在英美法系,法院的判例是被当作一种法律渊源存在的,具有与制定法相同的地位,甚至更高的地位。[20]实际上,学者们认为,也正是囿于英美法传统中强调法院作为立法权主体的存在,所以,英美法中无法公开赞同物权法定原则,从而否定法院创设、变更、废止财产权的权力。[21]那么,美国法近代以来又因何舍弃判例法而总是通过制定法来完成财产权的废止、创设呢?学者们认为,主要因为制定法比判例法存在以下诸多优势:[22]
  第一,制定法比判例法更容易为人们所理解。制定法由一部法律文件规定所有的问题,结构清晰、条理分明。而判例法是对个案作出的判决,法律的精神混杂于案件的事实之中,不用说一般的百姓,就是专业人士理解其内容亦有很大难度。
  第二,制定法的适用范围较判例法更广泛。国会通过的法律,全国有效,州通过的法律,本州有效。而各法院所通过的判例只在本法院辖区内有效,并且,判例是就个案作出的判决,适用对象亦受限制。
  第三,制定法所包括的内容比判例法更加全面。一种财产权的创设、修改或废止必然牵涉到诸多问题,制定法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在一部法律文件中予以全面的规定。而判例法是针对个案所作出的,对于诉讼请求所不涉及的内容,法院判决亦不会涉及。所以,指望判例法能够对一个法律问题予以全面的规定需要数年乃至于数十年的时间。
  第四,制定法比判例法更具有稳定性、可预见性。制定法是由立法机关通过一系列程序所制定出来的,是慎重的,一般不会轻易改变。而判例法是由法官就个案所作出的判决,不同法官可能有不同的理解,相应地,亦有不同的判例。这种不稳定性、不可预见性,对当事人显然是不利的。
  第五,制定法一般没有溯及力,而判例法一般要对案件当事人即时发生效力。制定法一般没有溯及力,维护了法律的安定性。而判例法是对在审案件作出的判决,对案件当事人即刻发生法律效力,某种程度上具有溯及力,破坏了法律的安定性。
  第六,制定法在变更财产权人利益时可以同时规定补偿问题,而判例法则无此功效。在涉及财产利益的重新分配时,必须对于受损人予以补偿,这是美国宪法上保障公民财产权的要求。制定法变更财产权种类时,可以在制定法中一并规定补偿问题,但判例法则无此功效。典型的例子是,亡夫遗产权以及亡妻遗产权被制定法废止时,该法同时规定了夫妻强制继承份额(forced spousal share statute),它使生存的一方在对方去世以后,有权获得一定份额财产的完全所有权。这种做法实际上比以前的亡夫遗产权、亡妻遗产权对生存的一方更为有利。
  四、物权法定在美国法上的制度根源:从例外以及财产法结构谈起
  美国法在遵守物权法定原则,禁止当事人以及法院创设新型财产权的同时,也可以发现一些个别的案例,法院承认了当事人的权利要求,创设了一些新的财产权种类。
  如禁止盗用他人新闻权(doctrine of misappropriation)的出现,即是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 v.Associated Press(1918)案的结果。[23]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虽然新闻没有版权,亦不是商业秘密,而只是对消息的整理,但是,权利人有权禁止他人随意使用。虽然法院作出判决时认为,此并非创设了一种新的知识产权类型,而只是禁止他人的不正当使用行为。但是,事实上,它已经突破了知识产权领域的物权法定原则[24]——即只有国会立法才能规定知识产权的种类。时至今日,禁止盗用他人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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