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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的检察监督
【作者】 鲍键陈申骁
【作者单位】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检察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认罪认罚;检察监督;刑事抗诉
【文章编码】 1004-4043(2019)-6(下)-0057-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9年【期号】 12
【页码】 57
【摘要】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指检察机关根据犯罪事实和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认罪认罚的情况,依法提出从宽处罚的量刑建汶,法院在作出判决时一般应采纳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被告人在享受一审实体从宽、程序从简的制度红利后,又反悔而单纯以量刑不当为由提起上诉,使得一审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础不复存在,产生程序上的错误。检察机关应通过抗诉手段进行纠正,恢复程序正义,使被告人得到罪责刑相适应的实体处罚。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82750    
  

2018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增设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明确规定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程序以及认罪认罚的法律后果等。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对被指控的犯罪事实没有异议,同意检察机关的量刑意见并签署具结书的案件,可以依法从宽处理。自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行以来,就检察机关如何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履行抗诉职能这一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其中包括对于一审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获从宽处理的被告人提出的上诉,检察机关是否应提起抗诉,系统内部存在不同声音。认罪认罚案件中因被告人上诉而导致的监督程序不统一,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深入推进以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公信力。据此,笔者拟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为视角,研究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监督职能的完善问题。

一、对认罪认罚案件被告人上诉进行检察监督引发的争议

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决定,在全国18个城市开展为期两年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开展以来,认罪认罚案件的上诉率相较于普通案件始终徘徊于低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试点中期的数据显示,检察机关的抗诉率、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上诉率均不到0.1%,被告人的上诉率仅为3.6%。[1]由于试点期间各地对被告人上诉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问题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故被告人上诉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实际情况较少。但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使得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案件增多,被告人因各种原因上诉的案件也相应增加。对被告人认罪认罚获得量刑从宽后又反悔上诉的,一些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以被告人不认罚、原判量刑畸轻等为由采取了提起抗诉的做法,但法院对此作出的裁判不尽相同,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对于认罪认罚案件的被告人上诉,检察机关如何行使抗诉权的问题,司法实务界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

赞成提起抗诉的观点认为,被告人以认罪认罚形式换取较轻刑罚,再利用上诉不加刑原则提起上诉,反映其认罚动机不纯。被告人上诉违背认罚承诺,法院对其从宽处理的制度性基础不复存在,认罪认罚的从宽量刑幅度不应再适用,[2]检察机关抗诉有利于震慑上诉动机不纯的犯罪分子,同时更好地维护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效果。

反对提起抗诉的观点认为,一是检察机关通过抗诉加重被告人刑罚,有剥夺被告人上诉权的嫌疑。[3]二是现行法律并没有直接规定被告人认罪认罚后又上诉属于一审判决确有错误的情形,检察机关对没有错误的判决进行抗诉,于法无据。三是检察机关抗诉所认为的量刑明显不当,没有具体的标准,在实践中也难以准确把握。四是因被告人上诉而提起抗诉的实际操作存在困难。由于检察机关行使抗诉权受限于被告人的上诉期限,倘若被告人故意在上诉期限的最后一刻提起上诉或随后又撤回上诉,易导致检察机关处于被动局面。[4]

二、检察监督的理论依据及重要意义

(一)对认罪认罚案件进行监督是检察监督的应有之意

检察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进行监督,对侦查机关、审判机关、执行机关的职能活动是否合法以及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国家工作人员和公民是否遵守法律行使法律监督权。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军多次强调,新时代检察工作怎么干,在监督中办案,在办案中监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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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案件繁简分流,确保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能够真正落地的基础性制度。检察机关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居于主导地位,应当发挥主导作用。[6]在认罪认罚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检察官不仅参与案件办理、量刑协商、签署具结书等环节,也承担了法律赋予的检察监督职责,这一监督在案件类型及程序上都具有全面性。一方面,检察监督在案件类型上具有全面性,不存在只能对不认罪案件监督而不能对认罪案件监督的情况。另一方面,检察监督在程序上也具有全面性,既包括在审查起诉阶段对认罪自愿性和合法性的监督,也包括对审判活动及裁判进行的监督。

(二)检察监督是确保程序正义的必然选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以提高诉讼效率为重要导向,通过制度性繁简分流,对认罪认罚的被告人给予“实体从宽、程序从简”的制度福利。这一制度适用的关键在于被告人认可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并签署具结书,因而有利于实现程序从简,但被告人的上诉行为表明其原有的认罪认罚态度发生了改变,因而原有的“实体从宽”的基础便不复存在,有必要通过抗诉的手段进行程序意义上的纠正,根据被告人的实际认罪态度作出罪责刑相适应的实体裁决。倘若对此不加以纠正,不仅不利于确保司法的公正和程序的正义,也容易助长被告人在享受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带来的宽宥的同时,继续获得量刑或服刑(实践中大多数被告人上诉是为了留所服刑)上的好处。此外,从实际案例来看,对于认罪认罚案件的被告人上诉而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例,法院的二审裁判各不相同,有直接改判的,有发回重审的,也有维持原判的。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有必要对相似情况的不同处理进行监督,促使法院统一司法尺度。

(三)检察监督是对司法效率的良好维护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设立目的,一是为了缓解检法机关办案压力,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二是给予犯罪人员可量化的优惠,鼓励其早日真诚悔罪,接受改造。而在认罪认罚的一审案件上诉之后,二审法院再次审理,不仅没有节省司法资源,反倒加重了法院的工作负担,这也有悖于该制度的设计初衷。检察监督有助于保障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现案件的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从微观上看,法律监督保障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基本目的的实现,进而推动了刑事司法制度在技术层面的完善,提高了操作层面的可行性。[7]

(四)检察监督是完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必然选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贯穿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只有确保认罪认罚在每个阶段都能顺利进行,才能在犯罪分子获得从宽的同时,实现节约司法成本、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倘若对被告人反悔又上诉的制度漏洞不加以弥补,则会有更多的人仿效,钻制度漏洞,这样一来对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纵深发展将形成重大阻碍。“权力的正当行使须以权力的有效监督为前提”,当法律赋予犯罪分子“实体从宽、程序从简”的制度红利时,也必然要对制度的实施进行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的中间环节,起到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施行过程进行检察监督也是制度完善的必然选择。

三、检察监督的现实考量及着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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