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行政规章越权研究
【英文标题】 On Ultra Vires i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作者】 张淑芳【作者单位】 上海财经大学
【分类】 立法学【中文关键词】 行政规章;实体越权;法治应对
【英文关键词】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ubstantive Ultra vires;solutions in rule of law
【文章编码】 2095-3275(2012)02-0041-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2年【期号】 2
【页码】 41
【摘要】

行政规章越权是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主要表现为制定机关超越了程序权限和实体权限,前者往往通过行政法中的程序制度而得以控制。而实体上的越权表现形式非常复杂,有超越公权、超越行政权、超越本土权、超越职能权、超越层级权等,目前还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对其进行控制,应在行政法制度中确立抽象行政行为越权无效原则、建立私权对抗公权的法律机构、对规章进行实质要件的备案审查、将行政规章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英文摘要】

Ultra vires in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is one of the major problems in the administrative lawmak-ing in China, which lies in the Ultra vires of procedural competence and substantive competence,and the for-mer is often controlled by the procedural institutions in the administrative law. The Ultra vires in substantive rules is complicated, which includes Ultra vires of public powers,administrative powers,localized powers, func-tional competence and hierarchical powers,all of which are out of control under any effective means for the time being. As a result,the principle of nullification of Ultra vires of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actions,the legal organs for the challenge of the private rights against public powers,the institution of recording and review onthe substantive elements for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and the rules to bring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under the judicial review shall be founded in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9736    
200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非常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控制行政规章的制定权限问题,或者说,通过该法使政府行政系统的立法行为尽可能规范化,然而,该法颁行至今,行政规章的越权问题仍然是我国行政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笔者认为有必要对行政规章越权问题作一系统探讨。
  一、行政规章越权的构成要件
  所谓行政规章越权是指行政规章所规定的事项以及制定过程中的环节超越其权限范围和运作方式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规章越权发生在两种情况之下,一是在行政规章的制定过程中,制定机关超越了制定规章的权限,此一范畴的越权和具体行政行为中的越权很相似,是在相对动态情形下的越权。例如,某一机关在制定规章时本应请示其他部门或征求其意见而没有请示或征求。规章制定过程中的越权主要表现为超越程序权限,而不是主要表现为超越实体权限[1],就目前行政规章的越权情形看此一范畴的越权占有很大比重。由于《规章制定程序》的专门规定,这一范畴的越权是比较容易控制的。二是规章所规定的事项超出了规章本该规定事项的权限范围。例如,依据《人口和计划生育法》的规定,有关地方性计划生育的管理事项应当由地方性法规规定,而某一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政府规章规定人口和计划生育事项的就是一种越权行为。此一范畴的越权所超越的主要是实体上的权限,而不是程序上的权限。因其所超越的是实体权限,故其对于行政权的行使是非常有害的,对于行政权侵犯行政相对人利益而言也是重要的形式之一。就目前来讲,行政规章实体上的越权并没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对其进行控制,因此,应当作为理论界重点关注的问题。行政规章越权是一种行政违法行为,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问题。在行政法学界关于行政违法大多局限在具体行政行为之中,即学者们所认为的行政违法是行政主体实施具体行政行为时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而没有将行政违法放大到抽象行政行为中去[2]。其实,行政规章制定行为中的实体越权是一种非常明显的违法行为,因为,当规章规定的事项不是它本来应当规定的事项时,规章的内容就违反了《立法法》和相关实体性法律规范的规定。不论从实施行政行为的主体之角度,还是从该行为状态之角度,行政规章的越权都是一个标准的行政违法行为。作为一种行政违法行为自然而然地就应当有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即只有当制定规章的行为符合一定的法律要件时,才能算做是超越权限的规章制定行为。笔者认为,行政规章越权必须符合下列主客观要件:
  其一,行政规章越权的成立,要求必须有规章制定的情形。行政规章是行政法律的渊源之一,是实在法的范畴。只有具备相应外形的情况下才符合实在法的基本特性,因此,行政规章越权的第一要件便是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实在的行政规章的存在,若没有一个实在的行政规章的存在,行政规章越权也就无从谈起。实在的行政规章是由享有规章制定权的行政机关制定的。依《立法法》的规定,在我国能够制定行政规章的行政机关有国务院职能机构、国务院直属机构、地方省级人民政府、地方副省级人民政府、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上列机关是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只有当上列机关制定了行政规章时,才有可能出现规章越权的情形。应当指出,规章的制定和实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规章的制定是一种行政立法行为,而规章的实施则是一种行政执法行为。依此而论,规章的实施不应当成为规章越权的必备条件,即一个规章制定出来以后,如果其内容有越权情形,即便其尚没有付诸实施,也能够以越权规章论处。在这里有一个非常矛盾的地方,即有些规章虽然为越权规章,但其越权的内容还没有在行政管理中造成实际的损害后果,而这个尚未产生实际后果的规章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笔者认为,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很矛盾的,但是,规章制定行为本身是一个完整的行政行为,这个行为的完成必然会有若明若暗的社会影响,即使其内容没有付诸实施,也不能说其对行政管理过程没有产生影响。因为政府的作为与不作为都能够反映行政系统的形象,何况已经制定出来的规章本身就是一种作为的行为。
  其二,行政规章越权的成立,要求必须有规章设定权利和赋予义务的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实在法都是由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行为规则构成的,即是说,一个实在法中总是包含着这样那样的权利和义务。行政规章作为行政实在法的一种亦必然在其行文中设定相关的权利和义务。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在我国制定的诸多行政规章中,确确实实存在不设定权利和义务的情形。规章不设定权利义务的情形大体上有这样一些表现:一是有些行政规章属于行政引导和行政指导的范畴,其行文内容主要是确定一些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方针和策略,其对行政相对人来讲,没有明显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只是指导行政相对人,或者引导行政相对人为某种行为或者不为某种行为。导向性的规章中即使有权利和义务也是抽象的,或者具有柔性的,不应当认为这样的行政规章中已经设定了权利和义务[3]。二是有些行政规章是纯粹的执行性规章,其功能仅仅在于执行上位法已经设定的权利和义务,而就这一规章本身而论并没有新的权利和义务的内容,这类规章在行政规章的总数量中占有一定的比重,《立法法》规定行政规章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执行上位法,因此,不设定权利和义务的规章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有法律依据的[4]。执行上位法设定的权利和义务不应当视为该规章已经设定了权利义务,因为在行政法理论中,设立权利义务属于一次行政行为,而实施设定的权利和义务则属于二次行政行为[5]。三是有些规章是内部行政管理行为,即其所调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内部关系,例如,有关公务员管理的规章虽有权利义务的内容,但其中的权利和义务属于内部性质,对于这样的权利义务不应当和通常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相提并论,因为通常意义上的权利和义务所反映的是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至少在行政法上是如此。上述没有设定权利和义务的行政规章还不能构成超越权限的行政规章,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类规章对社会关系不能产生实质性影响,这一规章的权力范畴并没有实效性和相对独立性,这是行政规章越权的第二个构成要件。
  其三,行政规章越权的成立,要求必须有规章超越规定事项的状态。行政规章在行政法的渊源体系中处于第五或者第六层次[6],它所规制的事项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概括一下的话,行政规章所能够规制的事项有三个范畴。第一个范畴是部门事项,这主要是部门规章予以规定的,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和直属机构所行使的权限都具有明显的部门性,依这种部门权限制定的规章亦必然是部门化的。例如海关机关制定的有关海关行政管理的规章只能涉及有关海关管理的事项,而不能延伸到海关以外。部门事项就构成了部门规章的基本规制对象。第二个范畴是区域事项。这主要是地方政府规章的规制事项。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主体是在一定区域内行使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它们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行政事项之特点制定地方政府规章,区域性内容就是对地方政府规章规制事项的限制。第三个范畴是区域性与职能性交叉的事项。部门行政规章规定的事项主要是部门性的,而地方政府规章规定的事项主要是区域性的。那么,能不能说,一个部门规章涵盖了本部门的所有事项,一个地方管理规章涵盖了区域性的所有事项?回答是否定的。区域性和部门性的结合点是对行政规章规制事项的第一个限定,因为规章的规制内容还有两个限制条件,就是以执行上位法和涉及事态的具体性为制定标准,即执行性和涉及事项的具体性就成了行政规章规制的两个限定标准,将这两个限定标准放在一起就可以得出规章规制事项是区域性和部门性相统一的结论。上列三个方面对于规章制定和有关机关对规章制定过程进行控制的关键点,某一规章规制的事项已经不受上列三个方面限制的就是越权的规章,因为对于规制事项的越权实质上是规章制定主体权力的不当延伸,这些从本质权限延伸出来的权限以及这一延伸权限的行为就是主体对权限的超越。这一构成要件是越权规章构成要件的实质要件。
  其四,行政规章越权的成立,要求必须有规章侵占了其他主体权力的情形。行政规章在制定中,不论就其制定过程而论,还是就其内容而论,其超越权限可以有两种表现,一是规章的制定过程和内容超越了其职权范围,但没有明显的侵占其他主体的权力。例如,某一规章所规定的事项上位法也没有作出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该规章制定似乎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因为其是对上位法留下的空白地带的处置[7]。二是规章制定过程和其涉及的内容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范围,同时,非常明显地侵犯了其他主体的权力范围,例如,规章对本应由行政法规规定的事项作出了规定;本来属于司法性的事项,行政规章作出了规定。在第二种情况下,规章侵犯其他主体权力的情况是非常明显的,而在第一种情况下,规章好像没有侵犯其他主体的权力,但是,总而言之,在此种情况下,越权规章仍然侵犯了其他主体的职权。因为,在行政法治实践中,留有空白地带的行政事务一般应由规章的上位法调整,规章调整本该由上位法调整的事项必然会侵犯上位机构行使的权力。笔者认为,规章超越权限的构成要件中不能没有侵犯其他主体权力这一根本点。在现代宪政体制中,国家机关之间、国家机关与其他社会主体之间都有一个分工,这个分工从技术层面上讲是不同机构处理不同事态,从宪政层面上讲,则是权力的分配,即每一个机构、每一个社会主体都应当具有自己的权力范围。一个主体若超越了自己的职权范围,其权力的触角就必然伸进到他人的领域,因而侵占了他人的权力范围。因此,行政规章越权实质上是对其他主体权力的侵犯,这也当然地应当成为行政规章越权的构成要件之一。
  二、行政规章越权的表现形式
  《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十
爱法律,有未来
条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对报送国务院备案的法规、规章,就下列事项进行审查:(一)是否超越权限;(二)下位法是否违反上位法的规定;(三)地方性法规与部门规章之间或者不同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是否应当改变或者撤销一方的或者双方的规定;(四)规章的规定是否适当;(五)是否违背法定程序。”由这个规定可以看出,行政规章越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在行政法治实践中必须予以操作,而且能够操作,因为备案部门在对已经制定出来的规章进行审查时,首先要审查规章制定中是否有越权行为。行政规章越权是有关机关对规章进行控制的第一环节。由此可见,从理论上确定行政规章越权的形式是行政规章问题研究的当务之急。笔者注意到,目前的相关法律,尤其是行政法文件并没有对规章越权的具体形式作出规定,哪怕就是有关规章越权的概念界定也不曾出现过。行政规章越权形式的确定可以有诸多分析进路,如可以从规章制定主体的角度,框定越权规章的主体;可以从规章规定具体事项的角度,框定规章越权的具体事项[8];可以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角度框定规章越权与一般行政越权的界限;可以从规章制定过程中的程序规则的遵守情况,框定规章制定中超越法定程序规则的情形等。诸种分析进路都是有道理的,都有利于我们把握规章越权的具体形式。然而,在笔者看来,规章越权虽然是具体的,其形式在行政法治实践中能够被操作,能够为相关机关提供一个具体的答案,但是,行政规章越权是行政违法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此点要求我们对行政规章越权的探讨必须与行政违法和行政法治的一般理论结合起来,使行政规章越权的形式既能够具体地予以操作,又能够有一个合理的理论阐释。由此出发,笔者认为行政规章越权的形式包括下列方面:
  第一,行政规章超越公权。公权与私权的概念在近现代法学理论中运用颇多,一些教科书甚至将这两个概念视为现代法学解决的两个具体问题[9],可见,这一对概念在现代法治中的重要地位。然而,对于这两个地位如此重要的概念在我国法律制度和法学研究中却没有一个很好的界定,即是说在目前我国的法学研究中,公权和私权的概念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观点。正因如此,我国一些职能部门和地方政府在制定行政规章时常常规制和调整有关在笔者看来是私权的事务。行政规章的制定主体是行政机关,行政权属于公权的范畴,行政机关是公权的代行主体。所谓代行主体是指公权本该属于一个国家中广大社会成员的固有权力,这些权力集合以后必须有相应的代行主体,行政机关实质上是公权的代行主体。作为公权的代行主体其制定的规章只能对公权起作用,而不能对公权以外的权力起作用。我们将与公权对应的权力或者公权以外的权力称之为私权,其归社会中的个体所有,公权对私权的态度只能是保护和不予干涉,而不能对私权进行干预,更不能为私权设定具体的行为规则。在现代立法中,尤其现代行政立法中常常不能不涉及私权,但不同体制对私权有不同的态度:“立法对于私人财产权利的侵犯乃是所有现代社会的一个共同现象。但是,非社会主义国家却没有接受作为满足生活基本需要的手段的所有权和通过控制生产工具而转让权力的那些财产权利的区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前者掌握在私人手中,而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律制度却提供了更为广泛的保护。然而一系列可归于所有权的权利(无论是哪一种土地、股票、商号、发明、有可能继承的遗产等)都已经失去了往昔它所声称的那种绝对性了。”{1}依现代法治精神和现代福利国家的理论,公权只能够保护私权,而不能介人到私权之中,更不能为私权的行使提出具体规则。如果行政规章以私权为规制对象而不是以公权为规制对象,这种情况下其就超越了公权的范围,就是行政主体的越权行为。
  第二,行政规章超越行政权。行政规章是从行政系统产出的,它是行政权的表现形式之一,也是行政的一种作用结果。在一国宪政体制和宪法制度相对健全的情况下,行政权与其他相关权力并处于国家政权体系之中。例如在三权分立的政体格局下,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相并列。在五权政制之下,行政权与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相并列。我国宪法将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四个权力范畴。显然,行政权与立法权、审判权、检察权是相互对应的。国家政权体制中的权力分工如果饱和的话,那么,任何一个机关在行使权力中超出了自己的权力范围都有可能侵犯其他主体的权力。行政规章在制定中只能是对行政权的行使,如果行政规章的制定过程和规制事项对其他权力产生影响,占有了其他权力的空间就是超越行政情形。行政规章超越行政权在我国大体上有下列具体形式,而且这些形式在我国法治实践中还非常多见。一是行政规章不适当地侵入立法权的领域。《立法法》在我国法律制度中首次确立了法律保留原则,即有些重大事项只能由中央立法调整,中央立法是唯一能够规定这些事项的法律典则,如国家主权的事项、犯罪和刑罚的事项、民事基本制度、诉讼和仲裁制度等[10],对于这些事项只能由中央立法机关做出规定。行政规章若对法律保留的事项作出了规定就侵犯了立法权限。当然,立法权的范围除了法律保留的这些事项之外还有一些事项,对于这样的事项行政规章同样不能介入。二是行政规章侵人了审判权的领域。审判权与立法权一样也是专属性权力,即其只能由审判机关行使。行政规章若涉及有关审判权的事项就是超越行政权的情形,我们常常看到,一些政府规章规定对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云云,这实质上是对审判权的侵犯。三是行政规章侵入了检察权的领域。检察权在我国是非常特别的,它既不同于人民代表机关的法制监督权,又不同于审判机关的司法权,是一种专门的法制监督权能。这样的权限同样是专属的,行政规章的内容不能介人这一领域,否则,同样是超越行政权的情形。可以说,行政规章超越行政权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它常常冲突了宪法体制,对一国宪政格局而言是一种潜在的威胁。
  第三,行政规章超越本土权。理论层面上分析,行政规章超越本土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行政规章不适当地规定了域外事项,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规章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行政事务。这一层面的越权在我国行政法治中虽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由于我国一些部门机构或地方政府常常有涉外行为或外事行为,因此,其在制定此类规章时有可能超越本土权限。二是行政规章超出了本行政区域的主管权限,对本行政区域以外的行政事项作出了规定。在行政规章超越本土权限中最为主要的是第二种情形。依《宪法》和有关的政府组织法,我国虽是单一制的政权体制,但是,我国不同地区之间有行政区域的划分,省与省之间有地域上的划分,市与市之间有地域上的划分,县与县之间亦有地域上的划分,我国的地域划分既有历史上的因素,又有法律上的依据。就行政权的范围而言地域性是非常清楚的。然而,我国宪法和相关的法律没有适当处理属人与属地的关系,即仅仅划分了地域标准而没有对地域上人的管理方式作出具体规定,这样便造成此一地居民到彼地生活或工作究竟适用此地或彼地的管理规则就非常不明确,而这种不明确便导致了在对本行政区域内行政事务进行规制时,既从属地原则出发,又从属人原则出发。其结果是一个户籍在此地的居民,若到彼地去便受到两地规章的同时制约,在两地规章内容不一致时,行政相对人便无所适从,其权利常常因此受到侵害。进一步讲,各地在管辖权上的不明、在属地和属人原则双重作用下,对于行政相对人而言规章制定主体的行为便是一种超越职权的行为。行政规章超越本土权限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有些情况下这样的越权并不是由规章制定者故意为之的,其与我国立法体制的不完善、法律适用的不规范等都有直接关系[11]。但是,规章制定过程中,制定主体应当对这样的越权行为或者可能出现的在适用过程中的越权有所预见,应当预见而没能预见而引起越权情况的发生,应当视为该行政规章超越地域权或本土权。
  第四,行政规章超越职能权。国务院职能机构和直属机构制定的规章与其职能权限有关。换言之,部门规章是职能机构和直属机构行政职权的延伸,只有在其职能权限内制定规章才是合法的。在行政规章制定的实践中,问题并不这么简单,有时一个规章可能会与几个职能机构或直属机构的管理权限有关联,《立法法》考虑到了这个因素,在七十二条作了这样的规定:“涉及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应当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或者由国务院有关部门联合制定规章。”即是说在规章调整的事项出现职能交叉的情况时,必须由各职能部门联合制定。若某一职能部门在规章中规制了本来属于其他职能部门管理的事项,这样的规章就是越权的规章。我国在设置职能部门时并没有对行政客体作出目标分解,因此在很多方面的管理权限不甚明确。也许,某一部门制定的规章其主要内容是依自己的职能权限为之的,但可能有一部分或者一小部分本该由其他部门来制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同样是越权规章。例如,劳动保险部门制定的文化行政管理的规章涉及城建管理部门的权限,若在城建部门没有参与的情况下就设置了一些城建处罚的条款,这些条款就是超越权限的条款。超越职能权限的情形主要发生在部门规章中,但是,从我国规章制定的实际情况来看,地方政府制定的规章同样存在超越职能权限的问题,因为我国地方政府制定规章的一般程序是由主管部门提出规章制定以及有关规章内容的立法案,再由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当然,政府法制部门在立法技术的把握上要作大量工作,例如,某省要制定一个有关公路管理的规章,就由交通部门提出这一规章的立法案,当交通部门提出这一立法案时是从自己的职能权限发出的,并不一定考虑其他部门的职权行使问题。事实上,绝大多数这样的规章都没有考虑相关部门的职权行使问题而被人民政府通过。我们认为,尽管这样的规章是由人民政府通过而不是由某一职能部门通过的,但就这一规章涉及的内容来讲仍然有超越职能权限的嫌疑。
  第五,行政规章超越层级权。行政法与其他部门法不同,是一个由多层次的渊源构成的部门法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分布着从高到低不同的渊源层次,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非常严密的逻辑关系,我们一般将这种关系称之为行政法的位阶。依《立法法》的规定,上位法的效力高于下位法。例如,该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第八十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效力高于本级和下级地方政府规章。”第八十二条规定:“部门规章之间、部门规章与地方政府规章之间具有同等效力,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施行。”依这些规定,行政规章处在行政法体系的相对较低的位次上。同时,《立法法》关于各个层次的行政法规范的规制事项也作了明确规定,例如有些事项只能由法律作出规定,有些事项只能由行政法规作出规定,还有些事项只能由地方性法规作出规定。这实质上使行政法不同层次渊源在规制事项上形成了一个层级性的结构,各个不同层次的行政法渊源只能包容层级性的行政事务,如果行政规章包容了地方性法规规定的事项,包容了行政法规规定的事项就构成了层级性越权。在我国行政规章中这样的层级性越权并不少见。例如,《行政处罚法》是法律层面的行政法规范,具有非常高的法律效力,有关该法的实施细则只有行政法规才可以作出规定,然而,在法治实践中,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制定了本地方有关行政处罚法实施的办法,另一方面,一些职能部门或直属机构制定了本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法的具体规定,这实质上是一种层级越权。还应指出,规章本身也有一个层级关系,如应当由省级政府规章规定的事项,市级政府就不能涉及,如果市级政府的规章侵占了省级政府规章的权限就是一种层级越权。在我国的行政法文件中,在规章之下还有行政规范性文件等行政法渊源[12],规章作为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上位法渊源是否能够规定本该由行政规范性文件规定的事项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国政府组织法对此没有作出规定,在我国行政法学界有一种学说认为上级对下级政府具有行政上的包容权,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行政规章规定本该由行政规范性文件调整的事项则不构成越权。但是,若依行政权行使的层级结构来分工,上级行使下级的权力是违反行政管理的一般原理的,依此而论,行政规章规定本该由行政规范性文件调整的事项同样是超越层级权限的行为。
  三、行政规章越权的相关原因分析
  行政规章越权对我国行政法治的进程有非常大的制约作用,一定意义上讲,它已经成为制约我国行政法治良性循环的一大瓶颈。一则,行政规章越权具有隐蔽性,公众难以对行政规章的侵权进行合理判断。行政规章无论如何是《立法法》确立的法律形式,其一旦制定出来,一旦被付诸实施就是以法的形态出现的,就目前我国公众的认知水平来看,绝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判定一个行政决定是否违法,但不太容易对一个违法的行政规章作出判定。从行政规章的实行实践看,诸多超越权限的规章虽然已经构成了行政侵权,但公众并没有对此提出疑义。在笔者看来,他们不提出疑义的原因并不是认同该规章所包含的内容,更多地是认同了规章这个法律文件形式,行政规章超越权限的这种隐蔽性极其不利于公众树立正确的行政法观念。二则,行政规章越权具有侵害对象的不特定性,使责任追究相对较难。行政规章是抽象行政行为的范畴。我们知道,抽象行政行为中的对象是不特定的,涉及的事和人都是不特定的。该不特定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参考文献】

{1}[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M].贺卫方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0.77.

{2}[英]T. R. S艾伦.法律、自由与正义[M].成协中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72.

{3}[英]戴雪.英宪精义[M].雷宾南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233.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159736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共引文献】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引用法规】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