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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制与社会发展》
文本·实践·语境:公诉证据标准的现代性诊断
【英文标题】 Text,Practice,Context:Modern Diagnose on Evidence Criteria of Public Persecution
【作者】 郭松 林喜芬【作者单位】 四川大学法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公诉证据标准;公诉权;合法性;有效性
【英文关键词】 evidence criteria of public persecution;right of public persecution;legality;effectiveness
【文章编码】 1006—6128(2007)05—0093—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5
【页码】 93
【摘要】

公诉证据标准与其他配套制度机制一同维护着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方面,在理论上,公诉证据标准并非一个独立的论题;另一方面,在比较法上,当今中外刑诉制度中的公诉证据标准也没有高下之分,均必须遵从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逻辑。西方法治国家的公诉证据标准辅证了这一制度逻辑。反观我国,当前承担公诉权合法性功能的配套制度机制尚不健全,导致公诉权的合法性只能依赖于较高程度的公诉证据标准和较强程度的犯罪控制能力。在此意义上,理论界对我国现行公诉证据标准过高的批评,似乎未中要害,急于降低我国当前的公诉证据标准,不仅缺乏程序制度基础,而且会挫动公诉权的有效性,并最终损及公诉权的合法性。

【英文摘要】

Evidence criteria of public persecution,with other supporting mechanisms,safeguards the leg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right of public persecution.On the one hand,evidence criteria of public persecution are not an independent issue in theory;on the other hand,evidence criteria of public persecution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are not in a common line of good or bad,and all of them obeys the logic of the leg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right of public persecution.States rule of law in the west justified this logic.In China,since supporting system are not SO well established,the legality of the right of public persecution is only attached tO high level evidence criteria of public persecution and strong ability of crime control.In this sense,the critics to evidence criteria of public persecution are not appropriate.To lower such criteria lacks procedural basis and harm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ight of public persecution,and destroys the legality of the right of public persecution.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81572    
  一、引言
  公诉证据标准(即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与判决证明标准一道被共称为刑事诉讼证明学领域的两大热点议题。尽管法律界对公诉证据标准的论争没有后者热烈,但近年来也渐趋为学界所关注。所采取的研究路径多采用比较法的方法,所关注的对象基本停留在公诉证据标准的证明程度问题,所得出的结论也主要是维持或降低我国公诉证据标准。大部分论者通过考察西方法治国家的公诉证据标准,诟病我国现有的公诉证据标准与判决证明标准相等同,提出“多层次诉讼证据标准”理论,认为我国公诉证据标准应低于判决证明标准。[1]与之相对,有论者从公诉证据标准应与刑事诉讼结构相适应角度切入,主张维持现有公诉证据标准。[2]如果抛开孰对孰错的两分价值判断,这些讨论对于理解与认知公诉证据标准的事实建构无疑均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些将公诉证据标准与公诉权的合法性、有效性割裂开来的讨论,不仅在比较法意义上挖掘不深,而且在对我国现有公诉制度的整体把握上也显得欠缺。具体而言,一方面,它极有可能忽略西方法治国家公诉证据标准在法律文本与实践运行中的张力,即作为我国制度改良样板的西方公诉证据标准是否就能在实践中得到一以贯之呢?是否会出现法律文本规定的证据标准低,而实践运行中高的现象呢?另一方面,它没有顾及到我国采行较西方国家高的公诉证据标准的内在基由。
  二、解读法治国家的公诉证据标准:文本阐释与实践考察
  (一)文本阐释:公诉证据标准低于判决标准的内在机理
  公诉证据标准具有保障权利与制约权力的制度功能。“仅有嫌疑不足以授权国家超越自然权利干涉公民的生活,将他们送交审判”,{1}(P39)这可谓是关于公诉证据标准意义的最佳阐释,也是对公诉证据标准如何将公诉权合法化的最佳解读。依此逻辑,在立法层面,公诉证据标准的设置越高表示提起公诉的要件越严格,相应的,公诉权受到的制约就越多,被追诉人受到不当起诉的可能性就越小;当其等同于定罪标准时,该权利保障和权力抑制的功能发挥的就最为充分。然而,既然公诉证据标准越高,越能保证公诉权的合法性,那么,何以西方法治发达国家法律文本上的公诉证据标准却都清一色地低于判决标准?![3]
  在文本意义上,基于对西方国家公诉证据标准的比较法考察,便将西方国家的公诉证据标准均低于审判基准作为普适性标准,并得出我国应当采行证明标准分层说,这种分析进路无疑是仓促的。相反,对西方公诉证据标准如何配置的理论考察,不仅应着眼于西方公诉证据标准为实现公诉权合法性之制度功能何以会比审判基准低,更应当关注在维系公诉权合法性之制度功能方面,西方法治国家公诉制度中还有哪些配套性机制。从确保公诉权合法性的角度看,防止公诉权滥用的最为理想的途径当然是严格限定公诉权的行使条件,即规定只有在证据条件达到法院定罪标准时才能提起公诉。但是,作为与法官不同的司法主体,检察官的心证程度很难在客观上符合法官的心证程度;另外,考虑到设置较高的公诉证据标准,会附带性地导致侦控机关在搜集证据、固定证据方面的过度压力,并进而容易滋生非法取证行为,因此,尽管提高公诉证据标准能够保证公诉权的合法性(不被滥用),但这种制度路径却并没有被西方法治国家采行,相反,它们贯彻的乃是一条通过适度放宽公诉证据标准、严格设置配套机制,来“拔高”公诉权合法性的进路。具体而言,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其一,设置公诉审查程序。所谓权力的制约,包括内向制约和外在制衡。作为公诉条件的公诉证据标准,无疑是一种内向制约,它强调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要审慎,需符合一定的证据标准。尽管内向制约非常重要,但如果缺乏外在制衡,公诉权被滥用仍非危言耸听。据此,基于控审分离的法治机理,法治国家均构筑了一套审判权与公诉权的双向制约的制度体系:一方面,审判权受制于公诉权,即,没有起诉就没有审判;另一方面。公诉权也要受到审判权的监督与控制,有了起诉也并不一定就有审判。这在制度上体现为公诉审查程序,比如美国的大陪审团起诉和预审、英国的起诉审、德国的中间程序、法国的二级预审等。或者说,在公诉权制约的制度体系中,公诉权实质上处于权力自律(检察官提起公诉需符合公诉证据标准)与权力制衡(公诉行为必须接受法官的审查)的双重钳制之中,使得公诉权滥用的制度性隐忧也被降到了最低。这无疑为西方法治国家采用较定罪标准低的“定罪可能性”之公诉证据标准提供了基础。
  其二,强化辩护权制度体系。权力的制约还有一个维度,便是以权利制衡权力。具体到公诉权制约上,西方国家为保证公诉权的正当性,均致力于在控辩式诉讼构架中实现控辩双方的“平等武装”。试想,如辩护权极度萎缩,而公诉权极度膨胀.即使公诉权以接近于定罪标准的证据标准进行权力自律,公诉权的合法性也必将会受到重大质疑。其实,近代以降,西方法治国家的刑事诉讼制度基于“平等武装”的法治原理.一直都在潜心发展较为完备的辩护权制度体系,以期能够达到制衡公诉权,防止公诉权滥用的制度效果。由此.法治发达国家才将公诉证据标准设定的要低于判决标准。
  其三,确立审判中心主义程序构架。现代西方法治国家均建构起一套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程序构架。而该程序构架在确保公诉权的合法性方面起着以下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审判中心主义强调侦查和起诉程序的预备性,即追诉犯罪的刑事纠纷只有经过保障程序正义的审判阶段才能最终解决,此前的侦查权和起诉权行使仅具有程序意义,提起公诉的决定在实体上也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2}这就在理论上解说了何以公诉权的行使可以采行较定罪标准低的证据标准。二是,审判中心主义强调侦查程序和起诉程序的人权保障意义,即提起公诉的依据应仰赖经由合法程序获取的证据信息,这就在一定意义上保证了起诉信息的准确性。这就为适度降低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提供了物质基础。正是基于以上,奉行审判中心主义的英、美、德、法等国家才采用了低于定罪的公诉证据标准。
  其四,存在合理的证据规则体系。可以说,“只要提起公诉,被追诉人就有被定罪的可能性”。由此,西方法治国家在确保公诉权合法性的问题上,还有一个顾虑:即如果设置较低的公诉证据标准,则公诉权很容易被起诉到审判程序中,这无疑是变相地增加了被追诉人被错误定罪的可能性。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西方法治国家是通过设置一套合理的证据规则体系来规制错误起诉、维护公诉权合法性的。审判阶段的证据规则涉及证据审查和证据评价问题。一方面,依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或传闻证据规则,控诉方的一些错误信息或非法证据信息不能被法庭采纳,从而减少了因错误起诉而导致的错误定罪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依据交叉询问规则和证据补强规则,控诉方在说服裁判者方面也增加了很多难度,由此,即使公诉方依据较低的起诉证据标准将案件起诉到法庭中,但依据这一系列严格的证据规则,那些缺乏十足证据支撑的起诉决定也并不会被法庭认准。换言之,西方法治国家正是由于建构起了完善的证据规则体系.形成了相应的定罪障碍机制,才放松了对公诉证据标准的要求。[4]
  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西方法治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中,公众对无罪判决的高度认同感也是确保公诉权合法性,导致适度降低公诉证据标准的重要因素。由于采取低于判决标准的公诉证据标准意味着一部分将无法定罪的案件进入审判程序,但最终又很可能被判处无罪.这也正是公众指责检察机关公诉不力,导致公诉权合法性式微的重要方面,因此,可以想见,如果西方法治国家的社会公众对无罪判决缺乏相当的宽容度,显然是无法通行“定罪可能性”的公诉证据标准。
  (二)实践考察:公诉证据标准接近/等同判决标准的权力逻辑
  一如前述,西方法治国家在法律文本中的公诉证据标准均表现为“定罪可能性”的制度共通性,然而,这些国家制度实践中的公诉证据标准却表现出另一截然相悖的共通制度特征,即检察官实际掌握的公诉证据标准接近或等同于法院的判决标准。
  在美国,实践中采行的是“审判充分模式”,甚至还按照高于审判所要求证明标准来审查案件。以阿拉斯加州为例,在1991年的调查表明,实践中大多数检察官都采取“排除合理怀疑”作为起诉的证明标准。{3}(P284)同样的,美国检察官力图通过辩诉交易来实现高定罪率也是旨在维护公诉权有效性的有力辅证。{4}(P714)在法国,据孙长永教授的考证,实践中法国预审法官和上诉法院起诉庭所掌握的证据标准与有罪判决的证据标准已经没有太大区别。{5}英国和德国等法治国家的公诉实践中也均表现出上述趋势。如,针对英国的强奸案件,Jennifer Temkin曾在指控律师如何进行公诉实践的实证研究中表明,检控律师因高度慑于舆论对强奸案件追诉失败的批评,在实践中,提起公诉的“50%优势标准”早已在强奸案件中被废弃不用了,代之使用的是更高的、更接近于定罪裁判的标准。{6}(P226)由此可见,西方法治国家文本中的公诉证据标准与实践中的公诉证据标准出现了差异,即实践中的公诉证据标准要高于文本中的标准。爬数据可耻
  然而,西方法治国家的公诉实践何以会出现这种趋向呢?在笔者看来,公诉证据标准不仅具有确保公诉权合法性的制度功能,还能够起到确保公诉权有效性的制度功效,即通过公诉权实现犯罪控制与社会治理。考察权力合法性与权力有效性的辩证关系,依据政治学权力理论,权力合法性的基础除了意识形态基础(政治权力从人们的认知、价值观、信仰等理念方面获得支持)与制度基础(政治权力的获得和运作必须遵循宪政制度)之外,还包括有效性基础,即政治权力的实际作为,它是指政治权力对社会进行政治管理或政治统治的实际业绩。{7}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利普塞特在谈及现代社会的权力有效性与合法性关系时就一再强调,即使对于现代政治权力来说,若一再地或长时期地缺乏有效性,其合法性水平也将出现危机。{8}(P56)具体到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问题上,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尽管公诉证据标准在确保公诉权合法性(公诉权不被滥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果若只是考量合法性维度,或者说,在考量公诉权合法性的问题上长期忽视公诉权有效性的重要意义,必将导致公诉权“合法性”的危机。那么,是否公诉证据标准越高,就越容易实现犯罪控制与社会治理呢?为我们周知的是,刑事追诉在犯罪控制和社会治理方面的制度功效主要仰赖于两个方面:一是打击犯罪的数量,即通过降低公诉证据标准,来起诉更多的犯罪分子;二是打击犯罪的效率,即通过提高公诉证据标准,来实现更高的定罪率。对此,尽管我们必须承认,从控制犯罪与防范社会危险的角度讲,公诉证据标准越低,越容易扩大犯罪的范围,这种策略必然会危及到现行刑事程序法治原则的底线,即刑事诉讼公权力不应通过不择手段、不问是非、不计代价的方式实施犯罪控制。况且,即使刑事公诉机关假借较低的公诉证据标准将案件起诉到审判程序,但如果公诉的成功率很低也必然会危及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感。这样的制度后果无疑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不能接受的。因此,西方法治国家在公诉实践中,宁愿“作茧自缚”,以接近或等同于法院判决的标准来提起公诉,获取较高的定罪率,从而维系公诉权的有效性,以保证公诉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在公诉权有效性的权力逻辑引导下,西方法治国家的法定公诉证据标准对检察官而言,更多的只是一种公诉提起的证明底限,表征公诉权行使的必要合法性,它并不意味着实践中所有案件都以会此为标准而提起公诉,相反检察官可能将公诉证据标准掌握为“定罪”的证据标准。
  第一,西方法治国家法律文本中的公诉证据标准暗含地表达了对犯罪嫌疑人“事实上有罪”的强调,从而催生了检察机关对公诉有效性的制度追求。这在英美法系中就是法定公诉证据标准中的“判决可预期性”。比如英国的“有罪判决的现实期待性”(realistic prospect of conviction),强调就是一种程序意义上的定罪可能性,而且英国在1993年发布的《刑事起诉准则》还指出:“不能只看是否存在足以构成刑事案件的证据,还必须考虑是否会合理的导致有罪判决的结果,或考虑在一个依法从事的无偏见的陪审团审判时,有罪判决比无罪开释是否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对标准的这种定义方式意味着“皇家检察官必须考虑证据的力量以及把案子提交到一个客观的、中立的和理性的裁判机关后可能出现的结果。”{9}(P251)在大陆法系国家,这种对“有罪”的强调则是要求检察官在提起公诉时必须自己确认犯罪嫌疑人有罪。现在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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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英)麦高伟,杰弗里·威尔逊.英国刑事诉讼程序(M).姚永吉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J).现代法学,1999,(4).

{3}(美)爱伦·豪切斯泰勒·斯黛丽,南希·弗兰克.美国刑事法院诉讼程序(M).陈卫东,徐美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Jennifer F.Reinganum.Plea Bargaining and Prosecutorial Discretion(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8,(4).

{5}孙长永.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及其司法审查比较研究(J).中国法学,2001,(4).

{6}Jennifer Temkin.Prosecuting and Defending Rape:Perspectives from the Bar(J).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2000,(2).

{7}马宝成.有效性: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政绩基础(J).天津社会科学,2002,(5).

{8}(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9}王晋,刘生荣.英国刑事审判与检察制度(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

{10}刘根菊,唐海娟.提起公诉的证据标准探讨(J).现代法学,2003,(2).

{11}(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M).岳礼玲,温小洁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12}Mireille Delmas—Marty.J.R Spencer.European Criminal Procedure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此人家庭地位极低

{13}(美)伟恩·R·拉费弗,杰罗德·H·伊斯雷尔,南西·J·金.美国刑事诉讼法:上(M).卞建林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14}(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5}(美)弗洛伊德·菲尼,(德)约阿希姆·赫尔曼.一个案例两种制度:美德刑事司法比较(M).郭志嫒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

{16}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组织编译.英国刑事诉讼法(选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17}(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8}(美)戴维·T·约翰逊.日本和美国检察官的文化(A).(意)戴维·奈尔肯.比较刑事司法论(C).张明楷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19}(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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