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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和谐精神与清代科举立法
【英文标题】 The Harmonious Spirit and the Legislation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Qing Dynasty
【作者】 叶晓川 李建波【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河北政法职业学院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科举;法律文化;和谐精神
【英文关键词】 imperial examinations;legal culture;harmonious spirit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7)10—0147—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10
【页码】 147
【摘要】

清代的科举立法是中国封建科举立法的集大成者。清代科举立法体现了一定的和谐精神。如追求社会阶层和谐、民族团结、地域平衡等。

【英文摘要】

The legislation in imperial examinations in Qing Dynasty is the wrapup profit in the feudal imperial examination legal systems.It reflects some of the harmounious spirit.such as the purchase for the ethical harmony,the regional harmo ny,and the harmony in all the social strat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433    
  
  

我国从隋唐开始,在选官制度上实行科举制度。到了清代,我国科举立法达到了完备的程度,制定了《钦定科场条例》、《续增科场条例》、《兵部题准武场条例》等等专门的科举法律,使清代科举立法成为中国封建科举立法的集大成者。

清代的科举立法中包含着一些合理的精神和价值,它们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也是对世界思想文化宝库的巨大贡献,在岁月的长河中历久弥新。其中之一,便是清代科举立法中的和谐精神。

一、社会阶层和谐

在清代,科举考试报考资格空前广泛,“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流动成为可能。为了力争实现社会各阶层的和谐,清代科举法律规定了商、民分卷和官、民分卷制度。

(一)商、民分卷取录

清代考虑到贫者和富者由于经济条件不同导致受教育的机会和程度相差很大,为了抑制富者,并防止富者利用其经济能力左右科举考试,给贫寒之士提供较为公平的机会,实行商、民分卷制度。顺治十一年(1654年),设立直隶、江南、浙江、山东、山西、陕西六省商学。康熙六十年(1721年),设立广东商学,又规定长芦商籍生员乡试,另编卤字号,于五十卷内取中一卷。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议准各省商籍,酌量定额取中。不久江南、浙江、山西、陕西各卤字号被裁撤,直隶、山东商籍,另立卤字号,“于各该省定额之内,每五十名取中一名,人数虽多,不得过二名之额”。广东商籍,另编卤字号,“于该省定额之外,另设中额一名,人数至六十名,准其另号取中”。商籍应试人少,达不到取中名数,“不准取中,亦不必摊人民卷”,但可以“改归本籍”[3]。

(二)官、民分卷取录

清初官员子弟与普通百姓的子弟一同参加科举考试,而官员子弟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好,接受教育和备考的条件较好,其中也不乏有暗通关节的,因此官员子弟的及第比例远远高于普通士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清代最高统治者注意到了“缙绅之家多占中额,有妨寒畯进身之路”的问题,在谕令殿试大臣将“是科大臣子弟置三甲,以裁抑之”[4]的同时,下令:“考试事甚为紧要。迩来数次考试,取中者大臣官员子弟居多,贫寒之士取中者甚少。嗣后科举,将现在大臣官员子弟另编字号,另入考试,以人数多寡各分定额数取中。”[5]从此,“顺天乡试,满洲、蒙古之满字,汉军之合字,直隶之贝字、皿字,各于其卷面字号之下,编书官字号。又顺天有国子监,录送之贡监,照例分别官、民卷。其各省贡监,就本省乡试者,与生员一例,分别官、民卷。”[6]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朝廷还规定了官卷的范围:“在京满洲、汉员,文官京堂以上及翰詹科道,武官副都统以上,在外文官藩臬以上,武官副都统、总兵以上,其子孙、曾孙、同胞兄弟、同胞兄弟之子,皆编为官卷。其祖父、伯、叔毋庸编人。”[7]乡试正副榜官卷取录名额,满、合字号为二十取一,各省则十取一。会试除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四省外,其余官卷取额为二十取一[8]。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会试官卷停止”[9],官民分卷法仅在乡试中施行。

在官生录取过程中,又出现了官生录取名额过多的问题,完全违背了限制官员子弟的初衷。最高统治者认识到,官民分卷“立法之意,本为防弊,而彼时诸臣奉行者,不无偏袒子姓亲族之见,含糊具奏,分定中额,未免过多,遂使以怜恤寒畯之意,转成优幸给绅之路,揆之情理,实未允协”[10],于是在乾隆十五、十六年,对官民分卷法作了调整,确定吏、礼部司员及内阁侍读停编官卷。官卷以京官文四品、外官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及翰、詹、科、道等官为限。取录额为顺天14名,浙江6名,其余5至1名。二十三年(1758年)对官卷举额又作了一次调整:满洲、蒙古共额6名,汉军1名,北贝4名,南皿2名,北皿1名,江南6名(江苏4名、安徽2名),浙江6名,江西5名,福建4名,山东、山西、河南各3名,湖南、湖北、广东、四川、陕西、云南各2名,广西、贵州各1名[11]。在此基础上还严格规定了录取比例:乡试官生卷,满洲、蒙古、汉军10名取中1名,南皿、北皿15名取中1名,直隶贝字号、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20名取中1名,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广东15名取中1名,广西、云南、贵州10名取中1名。如果官卷不足20名、15名、10名定数,则不需要立官卷,将考生编入民卷中[12]。至此成为定制。

二、民族团结

清代是多民族的国家,民族问题是事关政权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头等大事。清代统治者认识到了将少数民族纳入科举考试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巩固皇权统治的重要意义,正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议复广西巡抚沈秉成等奏时所指出的:“粤西各边郡,地接蛮荒,人杂。苗猺近年异端流行,亟当振兴文教。而欲振文教,非科名不足以资鼓舞”[13],所以清代早在顺治年间就在少数民族地方设立学校,允许少数民族参加科举考试。顺治十五年(1658年)规定:“土司子弟,有向化愿学者,令立学一所。”[14]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议准:“贵州各府州县,设立义学,将土司承袭子弟送学肆业,以俟袭替。其族属人等并苗民子弟,愿入学者,亦令送学。”[15]雍正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以后,少数民族地区的文教事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地方儒学纷纷建立。贵州、广西等地的府州县学专设苗童、猺童等名额,专收苗、瑶等少数民族子弟,如雍正三年(1725年),贵州各府州县学准于学额外录取苗童一名[16]。雍正八年(1730年)议准:“四川建昌府属之熟番,应建学舍训课,俟通晓文义之后,准其应试,地方官照例收考。……其湖广之苗猺,广东之黎峒,广西之土官土目子弟,云南威远之彝人,四川茂州之羌民等,嗣后如有咨请情愿捐监者,自应一体准其报捐。”[17]在云南,康雍两朝就建有义学五百六十二处[18]。康熙年间,两广总督于成龙疏言:“土司子弟中有读书能文者,注入民籍,一体考试”。湖广学政潘宗洛疏言:“湖广各府、州、县熟苗有通文艺者,准与汉人一体应试”,都得到了皇帝的批准。雍正十年(1732年)又准贵州各府县学加取苗童一名,并改苗童为新童[19]。嘉庆年间浙江处州畲客能文者亦准应举。云南的麽些人,到光绪时获准应举。

三、地域平衡

清代地域空前辽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很不平衡。清代统治者为了均衡各地政治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在明代南北卷制度的基础上,从各地实际出发,实行按照地域配额取录制度,力争实现全国地域的和谐。

(一)明通榜制度

明通榜制度是清代科举法律中的创新。清政府在统一全国后,特别是平定了三藩之乱后,加大了对云南、贵州、广西等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省份的发展力度。明通榜的设立,最初就是针对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福建六省会试下第举人的。雍正五年(1727年),会试正榜外设明通榜,从该年的会试落卷中取文理明顺的举人补授,录取者列榜公布。明通榜和正榜不尽相同,人正榜者均准殿试,而人明通榜者,部分“人文俱属可取”者准其一体殿试,其他“人可取而文稍次”[20]者,则由吏部记名,以教职补用。雍正十一年(1733年)谕:“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川、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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