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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从“自由”到自由:劳动法的理念缘起与制度变迁
【英文标题】 From“Freedom”to Freedom:the Historical Analysis of Labor Law Rationale
【作者】 曹燕【作者单位】 西北政法大学
【分类】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中文关键词】 法理念;自由;劳动法
【英文关键词】 rationale;freedom;labor law【文章编码】 1002—3933(2007)10—0109—06
【文献标识码】 A【期刊年份】 2007年
【期号】 10【页码】 109
【摘要】

平等自由的法理念在劳动法上的实现经历了曲折的历史过程。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劳动者的自由权因为劳动关系的从属性而在合同法的框架下被消解殆尽。严格限制甚至剥夺劳动者的自由是当时资产阶级朝野的共识。然而。这样的法律制度所带来的社会后果使资本主义政府逐渐认识到,“正义”在劳动关系中的实现不能简单依靠劳资双方的个别自由谈判,它需要政府的介入和劳资团体力量的相互制衡。劳动法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支持下发展起来的。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虽迥异于西方国家,但劳动法理念的缘起与制度变迁的理性脉络却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

【英文摘要】

Freedom is the rationale of labor law.However,it developed very difficultly in the Labor Law category by a historical view,which due to the unequal status of the two parts of labor relation.The foreign countries governments modified the labor law system since 20th,which also happened in China by a historical analysis.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426    
  
  

一、引论

“法理念”是“法精神”与“法实在”之间的统一,它是描述“正义”精神和其指引下所建立起来的法的各种实施行为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各种规范体系制度之间对立统一关系的宽泛的法哲学概念{1}。其中“法精神”是法理念的核心。而“正义”作为法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但是“正义,从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各执一端的价值观念。”{2}在对“正义”的各种解读中,罗尔斯的《正义论》无疑是集大成者[1]。他归纳出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1.平等自由原则,即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2.差别原则,即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2)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2}。其中自由原则是基础,即平等自由是正义的核心。罗尔斯的平等自由原则只是要求那些确定基本自由的制度规范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并且强调不平等的自由只有在那些享有较少自由的人可以接受的情形下才是正当的,除此而外以效率或福利等理由而限制平等的自由都是不正当的{3}。因此,法理念的核心精神就是平等自由。但这种平等自由的理念在劳动关系法律规制中的实现却经历了一个甚为曲折的过程。

劳动关系从最抽象的意义上讲是劳动者与劳动力使用者(雇主)以及相关组织为实现劳动过程所构成的社会经济关系{4}。劳动过程的实现需要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所致的劳动者与雇主——劳动关系两大主体之间地位的从属性使这一结合过程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呈现出非正义的状态,其集中体现为劳动者作为“人”的自由被不当地限制甚至剥夺,这种自由包括劳动者的人身自由、经济自由和组织自由[2]。因此,如何使劳动者获得真正的自由而使劳动关系达致正义成为劳动法的理念滥觞与制度发展的主题。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两国由于历史原因使其在劳动法的制度研究上颇有建树。他们通过分析促使劳动者的三项主要的自由权(人身自由、经济自由和组织自由)得以实现的法律制度的形成过程,来阐明劳动法的正义理念以及这种理念背后所蕴涵的人类理性[3]。而对这一问题的国内理论研究主要表现为按照制度颁行的时间顺序对劳动法律体系进行罗列与描述,而对劳动法的正义理念形成中的理性脉络却少有论及[4]。加之中国社会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迥异,在没有经历完整的工业化历程的基础上又要面对经济转型所带来的种种挑战,使劳动法在我国的研究少了一种追根究底的从容。然而,如果忽略了劳动法历史发展的精神主线,我们就很难对劳动法的制度原理和发展趋势做出精准的判断。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对这一问题做初步的探讨,以为抛砖引玉之用。

当然,劳动法的理念缘起可以说是纷繁复杂,如此广泛的议题实难以本文的容量详尽分析。为论述之可能与行文之方便,本文将以劳动者的自由是如何在劳动法的历史发展中得以实现为核心议题,通过分析西方国家(主要是英美两国)从18、19世纪开始的一系列劳动立法并分析立法背后的劳动关系特点,以阐明劳动法在西方国家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理性脉络,并以此为鉴,结合我国劳动关系发展的特点和劳动立法之实态,分析劳动法在中国发展的理性内涵。

二、劳动法在西方国家的理念缘起与制度变迁

来自北大法宝

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劳动力的所有者能够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使用者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来雇佣劳动力的前提下才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劳动关系{5}。但是这样的交易自由是否当然存在于18、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发轫之时?长期以来,人们想当然地认为今天劳动法所规制的劳动者从来就是以“自由人”的身份参与到劳动关系中来的,他们当然地享有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权,即他们享有自由选择为哪个雇主服务的权利以及辞去工作、另谋高就的自由{6}。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劳动力并不向来是商品。劳动并不向来就是雇佣劳动,即自由劳动。”{5}无论在英国还是在美国,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结构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的过程中逐渐获得的。这个过程贯穿了整个18、19世纪英美劳动关系的发展史,劳动法也是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6}。

19世纪,英国在工业革命后,出现了不同于封建农奴的工资劳动者(wage labor),他们通过雇佣契约为其雇主提供劳动。虽然他们不再受到封建制下身份依附的束缚,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获得起码的人身自由。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劳动有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1.劳动者有缔结劳动合同的自由(work at will);2.劳动者有解除劳动合同的自由(termination at will){6}。这两项基本的自由使劳动合同成为不能强制履行的合同[5]。但是以法律的形式强制履行劳动合同却成为19世纪英国政府和雇主的共识。1823年英国颁布的《主仆法案》(Master and Servant Act)是这一共识的产物和集大成者。它要求工资劳动者必须忠诚于他的雇主,任何破坏合同关系的劳动者(包括请求解约、逃跑或者怠工)都将受到严厉的刑事处罚,并还要向雇主进行金钱赔偿。从1858年到1875年,每年都会发生10000件左右的相关案件。而加拿大(1847)、澳大利亚(1845)、新西兰(1856)和南非(1856)等英联邦国家和英属殖民地都相继颁布了同样的法案{7}。这一法案有效地限制了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当合同不能被自由解除时,它就和卖身契没什么两样。有了《主仆法案》的保障,雇主可以任意制定苛刻的劳动条件,并无限延长合同期限,这些所谓的“自由”工资劳动者在法律强制执行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其实毫无自由可言。而同时期的美国,情况也没什么实质的区别甚至更为复杂。众所周知,美国南北战争前曾大量使用黑人奴隶。而美国地广人稀的独特地理环境以及早期农业发展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在使用黑奴的同时,他们也从欧洲引进劳动力,由于这些人都是通过签订劳动契约而受雇于美国雇主,因此,他们就成了所谓的“合同制劳动者”或“合同工”(contract labor)。这些合同工的境遇同英国基本相同,受到合同的严重束缚,也未能享有完全的人身自由。南北战争后,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广大奴隶成为所谓的“自由人”。但是当这些解放了的奴隶开始以自由人的身份受雇于雇主时,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而是在合同制下的另一种形式的奴役。事实上,即使在废除奴隶制后,美国各地尤其在南方,奴隶制度并未完全消亡,甚至在1901年前后于美国南部又出现了债务奴隶。在如此复杂的劳动关系下,美国那时的劳动法律体系多变而复杂,法律体系内部存在着严重冲突,就像一块七拼八凑的“百岁衣”。别说是一般劳动者难以理解,就是专业的律师有时也无法把握{8}。在限制劳动者的自由方面,美国基本因袭了英国的传统,在1830年以前美国许多州的法律都支持以刑事处罚来强制欧裔白人劳动者履行雇佣契约义务。此后,虽然由于美国北方政府颁布了《基本法》(Fundamental Law)禁止非自愿服务的雇佣契约(involuntary servitude),但是代之而起的是通过课处违约劳动者高昂的赔偿金来继续限制劳动者的人身自由权{6}。

这一时期的立法不仅严格限制个别劳动关系中劳动者的自由权,而且还严厉禁止劳动者的集体行动。英国通过立法与司法判例禁止工人集体行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3、14世纪{9}。《1799年和1800年劳动组合法案》(Combination Acts of 1799 and 1800)明令禁止一切可能的集体行动并对其课以严厉的刑罚。这使得所有旨在提高工资和劳动条件的集体行动都成为犯罪行为{9}。同时期的美国则是以司法判例的形式剥夺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权。

综上所述,18、19世纪,英美两国当时的劳动法律制度具有下列共同的特点:1.以刑事处罚和高额罚金为手段强制劳动者全面履行雇佣契约,严格限制劳动者的解约权。这种完全受合同法原理支配的法律逻辑,忽视了劳动关系中主体从属性的特点,使雇主得以通过签订长期的固定期限合同,变相剥夺劳动者的人身自由。2.依据合同法禁止反言的允诺规则,劳动者在工作期间要求提高工资等劳动条件的行为都被视为违约,而面临高额赔偿金的惩罚,这几乎剥夺了劳动者在个别劳动关系中争取经济自由的权利空间。3.禁止劳动者集体行动的自由权使劳动者在失去经济自由权和人身自由权的同时也丧失了组织自由权。由此可见,自由劳动并非即时存在于资本主义发轫的西方国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以法律的形式限制劳动者的自由权是资产阶级朝野的共识,这也表明了当时正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的政府对劳动关系所采取的放任自流的政策态度。

然而,这样的制度虽然在短时间内使资本得以酷使劳动力而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实现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但是其导致的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严重威胁到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威。同时,由于劳动力被过度使用,社会劳动力资源迅速枯竭,严重威胁到国家经济竞争力的提升。这使当时的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劳动政策,而在法律上做出理性的改革:

1.劳动合同制度的出现

完全在合同法理念支配下的雇佣契约使雇主得以在“契约自由”的掩护下酷使劳动者。自从19世纪初的改革到1860年代,资本主义政府在经济自由主义(自由市场理论)的标志下,极大地放松了对劳动关系的干预。但从19世纪晚期起,这种干预重又加强{10}。这一趋势促进了以保护女性和年少劳动者为核心,以限制工作时间为主线的一系列工厂立法的产生,英国1802年制定的《学徒健康和道德法》为其滥觞。该法案于1819年修正后,规定禁止雇佣9岁以下的儿童从事工厂劳动,16岁以下童工每日的最高工作时间为12小时。1833年之后,这项制度逐步成为约束各行业的普遍法规,同时其也扩大适用于女工。其他国家亦相继颁布了工厂法{11}。这为现代劳动基准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使得劳动条件维持及提高成为雇主的法定义务,由国家暴力强制履行,有效限制了雇主的雇佣自由。同时,原先严格限制劳动者解约权的制度也逐渐被消解。如前所述,在合同法的理念引导下,雇主可以订立长期的雇佣契约,并且不允许劳动者解约,这不但剥夺了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形成了强迫劳动,也妨碍了劳动力的流动,最终损害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英美各国通过立法与判例,禁止签订长期的雇佣契约,并且逐步放弃了以经济赔偿和刑罚的方式强制履行雇佣契约的做法,其他资本主义国家陆续采用了上述制度。这使得劳动者的人身自由得以有法律的保障,并使禁止强迫劳动逐渐成为劳动关系法律制度中的重要议题。废除强迫劳动的立法从19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1930年国际劳工组织(以下简称ILO)颁布《1930年强迫劳动公约》,正式定义“强迫劳动”是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的非本人自愿的一切劳动。这种惩罚并不限于刑事处罚,也包括各种形式的奴役劳动(包括克扣工资、威胁解雇等手段),并号召各国政府通过立法禁止之{12}。至此,劳动者在雇佣契约中的劳动义务成为不可强制执行的义务。同时由于劳动基准立法的发展使劳资双方在劳动条件决定中的自由合意受到极大限制,以自由合意为基础的雇佣契约之法律结构已被现代劳动立法消解殆尽。在民法体系之外重新构建个别劳动关系法律规范体系成为必要,雇佣契约遂被劳动合同所取代。劳动合同法以劳动关系的从属性为依据,并不以自由合意为原则,而是坚持了“事实第一的原则”,即劳动关系的存在必须以劳资双方实际的行为为依据,而不考虑双方如何表述他们之间的关系{13}。因此,以行为事实而非意思表示为核心的劳动合同使合意对劳动关系运行(形成、履行和消灭)的约束力大大降低。对个别劳动关系运行起关键作用的实际上是各种形式的劳动基准,包括劳动合同订立、解除的法律规则以及劳动条件的强制性规定等,并且这些劳动基准凡此种种皆从劳动关系中的从属性出发,以实现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基本权益为核心,着力维护劳动者的人身自由权和经济自由权,防止雇主以契约自由为借口侵害劳动者的权益。

2.建立保障集体行动权的法律制度

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国家对劳动者集体行动权的限制来源已久。然而,有识之士逐渐认识到:一味地镇压工会运动的劳动政策并不能有效地调节劳动关系,要形成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就必须使劳动者与雇主从严厉的法律控制中解脱出来,使他们双方都享有通过自主意志进行集体谈判以协调劳动关系的自由{14}。在这一理念的引导下,1824年英国通过立法承认了工会的合法地位并致力于通过法律的形式促进以劳资谈判机制形成劳动力市场,在此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完善了工会活动的规范体系,发展出完整的集体劳动关系法。而美国直到1932年的Norris—La—Guardia Act颁布后,才正式承认工会的合法性,并在此后以判例法的形式逐渐发展出独具特色的集体劳动关系法{9}。在这一过程中,劳动者的集体行动权逐步获得保障,从法律体系中逐渐获得了组织自由。

上述法律制度的确立,使劳动者在劳资谈判中借助国家和团体的力量尽可能地摆脱其从属地位所带来的种种束缚,逐渐从名义上的自由人变成真正的自由人,全面地享有人身、经济和组织自由。而在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劳动法也形成了它的规制传统:一方面,个别劳动关系法律规制的核心是对雇主义务的强制履行,它是通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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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吕世伦.法理念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

{2}罗尔斯.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199.光宗耀祖支撑着我去教室

{3}林道海.正义的原则与证明——罗尔斯正义论评析(J).山东社会科学,2006,(5):87—89V

{4}常凯.劳动关系学(M).北京: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9.

{5}马克思,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5.

{6}Robert.J Steinfeld.Cocrcion,Contract,and Free Labor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United Kingdom:Cambridge,2001.1—2,1.2,1.

{7}Wikipedia.Master and Servant Act(EB/OL).http://www.answers.eom/topie/master—and—servant—act—2006—12—28.

{8}Pete Daniel.The Metamorphosis of Slavery,1865—1900(J).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66.No.1.(Jun.,1979).P 88—99.

{9}Gaston v.Rimlinger.Labor and the Government: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J).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3.No.1. The Task of Economic History.(Mar.,1977),PP.210—225,pp210—211,pp216—219.

{10}于尔根.科卡.李丽娜译.陈启能校.欧洲历史中劳动问题的研究(J).山东社会科学,2006,(9):5—11.

{11}王全兴.劳动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5.

{12}国际劳工局.反强迫劳动全球联盟(R).日内瓦:国际劳工局,2005.5—6.

{13}ILO.The Employment Relationship(R).Geneva:ILO.2006.24.

{14}Conclusion of the Committee Report quoted in Henry Palling,A History of British Trade ism(London,1993),p.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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