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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全球化视野中的检察权改革
【英文标题】 Prosecutional Reform of China in the View of Globalization
【作者】 李炳烁【作者单位】 江苏大学法学院
【分类】 检察院【中文关键词】 全球化;检察权改革;人权保障
【英文关键词】 globalization;prosecutional reform;the safeguard of huaman rights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7)10—0179—06【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7年【期号】 10
【页码】 179
【摘要】

全球化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伴随着经济、人权和法律的全球化发展,我国的检察权改革也必须在以人权保障更新检察理念、以国际准则重构检察权要素、以社会变迁的实践需求拓展检察权权能体系等方面对全球化做出积极的回应和调整。

【英文摘要】

Globalization is the important tendency of modem social development.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ic,human rights and law.the prosecutional reform should be adjusted to revolve around the idea innovation of human rights,the prosecutional reco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tandards,and the prosecutional expansion to meet the social inquire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427    
  
  

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重要的历史性变迁,继15世纪地理大发现和世界殖民体系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界经济体系整合之后,以经济活动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以及国际性组织的崛起为主要标志的当代全球化运动,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一。全球化正在有力地改变着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样式和生存状态,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法律制度及其变迁。对于正处于快速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而言,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正以一种积极的姿态融入到全球化这一过程中来。开放性的中国社会需要宽阔的视野,同样,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也必须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和全球治理结构中加以研究和解决。本文以全球化的社会发展为分析背景,力图透视经济、人权和法律的全球化浪潮给中国检察权改革所带来的冲击和机遇,以期为我国的检察权理论建设有所裨益。

一、全球化:趋势与表征

全球化描述的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人类活动的跨国性、决策的依存性、影响的整体性的现象{1}。在学术界关于“全球化”的诸多定义中,英国学者赫尔德在《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一书中的界定较为科学:“全球化能够被看作:一个(或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及影响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活动、交往以及权力实施的网络。”{2}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跨越障碍在全球范围内沟通、联系、交流与互动,从而实现各国经济与社会的普遍联系和密切融合。这一过程可以看作社会诸多领域的互动与变迁,涵盖了多个社会要素的相互联结与融合。从社会法律发展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解析全球化对于某一个特定社会法律变革的意义与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即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经济行为超越一国领土界限,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与重组,世界各国经济高度相互依赖和融合。经济全球化其实是各种经济增长要素在市场规律的支配下日益突破国界限制的过程,是现代化在当代世界的一种延伸。

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运输和通讯技术的进步,同时也部分地得益于社会主义国家在过去的20多年的时间里所发生的社会体制的改革,经济全球化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速度上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进展。从近年来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国际金融市场交易额、国际直接投资数额以及跨国公司的数额的变化上,都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3}。

有资料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贸易以3倍于世界GDP增长率的速度增长;过去10年内,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15%,是世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4倍;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则标志着以贸易自由化为中心的、规范化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基本形成,国际资本流动速度因而进一步大大加快,据估计,纽约、东京、伦敦三个国际金融中心24小时的外汇交易额高达1.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年出口额的20%和世界外汇储备的85%。全球经济的发展势必带动各民族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而言,贸易和资本流量的增加提高了生产力和效率,刺激了经济增长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对中等收入和发展中国家而言,全球化促进了出口牵动的工业化进程。对低收入国家而言,经济全球化进程正在迅速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正以其无以伦比的穿透力,不断整合、改造和重塑各民族国家的生产、经营、流通和消费方式,经济生活全球一体化的趋向已初现端倪。

(二)人权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和人权保护领域的全球扩展是全球化进程中最主要的两个表现。基于两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人类浩劫的反思,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国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努力构建了统一的人权标准和机制。众多区域组织和国际机构的努力使人权呈现国际化的趋势和样态。

人权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第一,人权问题的全球化。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产生的人权问题都会获得全球性的关注,各国媒体都会进行报道和评论,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就会介入,人权问题不再纯然是一个国内法律和政治层面的问题,很大程度上要受国际舆论和国际压力的左右。例如,发生在20世纪60—80年代南非的种族歧视和种族迫害,前南斯拉夫的种族屠杀,美国占领军虐待伊拉克战俘,等等。{4}第二,人权规则的全球化。也就是在全球的维度上建立起共同的规则。国际社会通过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人权领域构建起了一系列国际立法。这些法律具有引领各国设立和修订其内部的人权规则体系的作用,衡量各国的国内人权水准的功能,供各国共同遵守的一般标准的意义。这些规范是人权全球化的重要尺度,是人权的全球化由理想转变为现实的坚实基础{4}。目前国际人权法体系大致包括以下四类,即人权宪章类、防止和反对种族歧视类、特殊主体人权保护类、战时国际人道主义保护类。第三,人权保障机制的全球化。人权在全球范围的扩展主要依靠超国家机构和众多的非政府组织的努力。除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外,欧洲人权委员会、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欧洲人权法院、美洲诸国人权法院等超国家机构也负责对侵害人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审判。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更是标志着国际社会在人权保障领域的重要跃进。此外,在世界范围内还出现了许许多多与人权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如大赦国际、人权联盟、国际法学家委员会等。

(三)法律全球化

在全球化的诸多问题之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应对全球化的现实和趋势,构建一套有益的法律秩序。所谓法律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在法律文化的传播与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蕴涵着世界法律文化进步共同的基本原则,使各国的法律制度在某些方面彼此接近乃至融合,进而形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联络的国际性的法律发展趋势{5}。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跨国法律规则的发展。在贸易全球化发展的情况下,商业交往频繁地跨越国界,全球性的贸易使为了从事贸易进行交易而走到一起的人们遵循共同的交易规则。许多国家自愿签署条约或相互协调法律制度。跨国的调解机构、仲裁机构和国际贸易组织以及解决争端的国际法律体系,正在把不同的法律制度联系在一起。所以,法律的全球化是建构全球性文明秩序的一种内在要求。它把法律运行的价值基础、价值判断从过去的国别范围扩大到全球范围,同时又对具体国家的法律实践过程提出相吻合、相配套的要求。

法律全球化趋势主要表现为:(1)法律的多元化。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法不再是世界上法律的唯一表现形式,世界法律开始走向多元化和多样化。政府间国际组织、超国家组织、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等主体正在创造或发展着不同于国家法的新规则和新秩序{6}。(2)法律的趋同化。所谓法律趋同化,是指调整相同类型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趋向一致,既包括不同国家的国内法的趋向一致,也包括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趋向一致{7}。世界范围内的法律趋同首先表现在民商法领域。在商务、金融、知识产权等领域,法律的趋同速度之快、程度之高,超出了人们的预料和想像。(3)法律的“一体化”。法律全球化的两种基本形式是国际法的国内化和国内法的国际化。前者指国际组织的条约或规章为内国所接受,转变为对内国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对于内国而言,加入某一国际组织或签署国际条约,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对自己原有的法律制度进行调整;后者则意味着在一国或地区通行的法律制度由于某种原因而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这两者不断的演进和衍生,结果即是某些社会领域中出现全球“一体化”的法律。

必须承认,法律全球化在目前仍是一个进程,一个过程,一种趋势;法律全球化并不是所有法律的全球化,那些不具有涉外性、国际性的法律不可能、也根本没有必要“化”为“全球性”或“世界性”法律;法律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主权概念的过时或消失,而只是意味着主权概念的进步和丰富,各国之间的法律仍将呈现多样性、多元化{4}。它并不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度法律的简单相加,也不是不同类型的法律的均匀互渗,它是在以科技进步为物质基础的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下的一种路径,更是在文化、利益冲突中人们不得已的一种选择,是人类交往行为秩序的内在要求。通过法律的全球化在更大程度上能够扩展和实现人的需要,为主体之间的全球合作及其需求奠定法律全球化的事实基础和需要根据。

二、全球化进程中的检察权改革

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和发展趋势决定了我们的法学研究必须有一种国际意识和全球意识,必须在法学理论的研究方面、在法学理论体系的构筑方面,把全球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来进行,深入地探讨、检讨和反思。这一点对于改革中的中国检察权体系而言更是如此。当代中国检察改革的理念转变、体系重构、权力配置、结构调整必须依托中国社会发展和变迁的宏观背景,立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需求,同时着眼于世界司法改革的趋势和前沿。把全球化的社会进步趋向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坐标,使我们的检察权改革从一开始就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宽广视野和符合现代进步法律精神的建基点。

(一)全球化与检察理念的转变

法的精神和理念是法律制度的中枢神经。它支配着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进行的法律性制度安排,指引和制约着对法律资源及其他资源的社会性配置{8}。检察理念即特定社会类型的法律精神在检察制度中的贯穿与显现。现代法治国家无不奉行权力制约与人权保障的宪政结构,围绕公民权利保障构建全部的法律制度。伴随着社会信息的全球性流动和各个国家交往的日益增多,各种法律制度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乃至借鉴不断增多。此种人权保障的原则也势必带动和引发我国检察权理念的变革和更新。卧槽不见了

事实上,经济全球化不仅带来资本、技术及其他资源,同时也带动制度文明的跨国传播,促进法治的发展与人权的弘扬。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发展,人权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处理政治、经济、法律等事务时必须优先予以考虑的问题,而在法治社会的检察法治这一重要领域,检察立法的完善与检察权的发展当然也必须切合人权保障之时代要求。

在我国过去的检察立法与检察司法实践中,由于过度强调检察权的社会保护机能,忽视了其人权保障机能,因而中国检察立法未能很好地发挥其在人权保障中的重要作用。不过,经全面系统修订的中国1997年刑法典的颁行及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不仅标示着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与社会文明的进步,而且有助于中国在人权保障领域开展更为广泛的国际交往,有助于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从而与国际社会共同搭建人权保障之对话平台与合作机制,应该说基本上顺应了检察法治发展之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旨趣。

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检察权的价值构造应当顺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兼顾社会保护和人权保障双重机能,并适当向人权保障机能倾斜,加重检察权的人权蕴涵,摒弃在刑事司法中只重视打击犯罪、忽视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保护的旧的司法理念,坚持以保护人权为核心的检察监督理念为主导。这一价值取向不仅应该在立法中确立和贯彻。更应在检察权的司法运作中得到充分体现。

一方面,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全球化时代法治国家立法的必然含义,而中国以往检察权对人权的保障尚存有某些观念障碍。惟有认真梳理、反思和检讨检察立法在观念层面的误区,并在价值观念上真正融入人权保障之意蕴,真正实现检察立法中人权观念的嬗变和更新,中国检察立法才能最终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相应检察权观念的变革,关涉人权保障的检察立法的真正贯彻也必然会举步维艰、流于形式。受强调社会利益之传统价值观念的影响和阶级斗争思维定式的制约,中国以往的检察权长期偏重于追求惩治犯罪,而忽视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犯罪人甚至普通公众权利的保障,然而,现代司法活动应该崇尚公正、公平与公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应该表现为对人权的尊重,而在刑事司法中重视人权保障,就要求司法人员改变过去那些带有偏见的办案思路和习惯,不要再用对待“阶级敌人”的态度和手段去对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犯罪人,而应当尊重和保障其依法享有的基本权利。

对于检察官而言,坚持以保护人权为核心的检察监督理念,就是恪守有关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即应当不偏袒、公正地采取行使检察权,特别是要全面地侦查事实真相,不得单方面谋求证明被告人有罪。检察官的客观公正义务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证据收集。客观公正义务要求检察官在进行证据收集时,不仅应当收集对被告人不利的有罪证据,也应当收集对被告人有利的无罪证据。如德国刑事诉讼法160条第2款规定:“检察院不仅要侦查证明有罪的,而且还要侦查证明无罪的情况,并且负责提取有丧失之虞的证据”。同法第163条规定:“被指控人请求收集对他有利的证据时,如果他们具有重要性,应当收集。”2.证据开示。客观公正义务还要求检察院在进行证据开示时,不仅应当开示有罪证据,而且应当开示无罪证据。3.诉权行使。检察机关是社会的代表,是以社会的名义进行诉讼活动。由于检察机关不是这种诉权的所有人。因此不能像民事诉讼中的原告那样有权任意处分公诉权,而必须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行使公诉权。检察官发现被告人不应当起诉的,就不应提起控诉;已经提起的控诉有错漏的,检察官应当及时通过撤回起诉、追加起诉或变更起诉的方式予以矫正{9}。

检察官所承担的客观公正义务使得检察官的角色不仅是局限于原告当事人,同时具有司法官或准司法官的属性,从而区别于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在法国,检察官和审判官都是司法官,检察官俗称“站着的法官”或“立席司法官”,因为他们在法院开庭发言立而不坐,而审判官俗称“坐着的法官”或“座席司法官”。在刑事司法过程中,作为行使国家权力的检察机关必须注重通过查明案件的事实真相来保障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做到不枉不纵;在刑事诉讼中,检察官虽居于原告地位,但却负有公正司法的义务,不能单方面谋求给被告人定罪,甚至伪造证据、虚构事实、出入人罪。另一方面,客观公正义务的确立也是基于检察官本身与诉讼结果利益无涉的现实而做出的一项制度安排。考虑到检察官作为国家公诉机关代表国家提起控诉,他与案件本身没有任何利害关系,而且诉讼结果的胜败也并不影响其工作成绩,因此,检察官的角色排除了任何赢和输的观点,他在诉讼中地位超脱,可以较为公正、客观地进行诉讼。相反,民事诉讼中的原告因与诉讼结果利害相关,因此不可能保持公正、客观的地位,也就不可能让其承担客观公正义务{9}。

(二)全球化与检察权的更新

在法律全球化时代,主权国家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协调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条约必须遵守”是一条公认的基本原则,一个国家缔结或者参加某项国际条约,就意味着承诺在享受条约赋予的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条约规定的义务。立法机关处理国内法与国际法的关系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制定新法律或者修改已有法律把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的一部分;二是在有关的法律中明确规定当国内法与已经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已经认可的国际惯例出现冲突时,国内法服从国际法(即依照国际条约和国际惯例行事)。这是法治文明的体现,也是WTO的基本要求,更是国际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中国作为开放的、文明的、步入法治社会的大国应当树立守法自律的形象和尊严。

国际条约和国际准则以及国际社会公认的法治原则对于变革中的我国检察权重构具有相当大的引导作用。根据国际条约的内容调整检察权的内容、范围和行使方式,成为我国检察权改革所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国际公约中,《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公约,而我国政府也先后签署了这两个国际人权公约。这意味着我国对公约中的条款的认可。

其中,《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14条就集中表明了检察权在刑事程序运行过程中所应遵循的基本标准:不受任意逮捕或拘束的权利;所有的人在法庭和裁判所面前一律平等;在判定对任何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或确定他在一件诉讼案中的权利和义务时,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实行无罪推定原则;公正审判的最低标准为告知指控、充分辩护、受审时间不无故拖延,有权获得辩护与法律援助、有权提出证人与质询对方证人、有权获得翻译、不得强迫自证其罪;要求复审的权利等等。同时,现代国际人权法一个重要的特征是,建立了一套行使有效的实施机制,摆脱了以往国际法缺乏强制实施措施的缺憾。譬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不仅详细规定了与刑事司法有关的基本人权,而且设计了详尽有效的实施机制以保证《公约》对成员国的国内法发挥作用,实现公约签订的初始目标,《公约》要求成员国必须在国内立法和其他措施中采纳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并且建立“确能付诸实施”的违权救济机制,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公约》权利的人能得到有效的司法救济和其他救济,而且《公约》要求成员国必须按照《公约》规定向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报告执行《公约》的情况,接受委员会的监督。

除了我国做出保留的条款以外,上述司法准则构成了我国检察机关在侦查程序、审查起诉程序和公诉程序中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可以想见,在立法机关正式批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之后,我国的检察改革一定会吸纳相关内容,并对检察权的权能体系做出调整。目前来看,就《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言,与我国检察权改革相关、值得改进的领域主要有以下几点:

1.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尚未完全体现与贯彻。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规定了第12条即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不得确定有罪原则,该条的立法目的主要是废除人民检察院的免于起诉,明确定罪权归人民法院统一行使。这与无罪推定的实质内涵是有一定差异的,而且无罪推定原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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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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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英)赫尔德,等.杨雪冬,等译.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2.请你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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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民事诉讼法典(M).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536—537.

{14}宋英辉。陈永生.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检察机关之比较(J).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8,(3).

{15}孙谦.中国的检察改革(J).法学研究,2003,(6).

{16}孙谦.检察:理念、制度与改革(M).法律出版社,2004.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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