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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论法学研究中“话语失衡”问题
【作者】 眭鸿明【作者单位】 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2007年
【期号】 10【页码】 29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74453    
  
  

本论题[1]缘自对邓正来先生关于中国法学“法律理想图景”缺失原因的思考。笔者以为,中国法学之所以未能形成自己的“理想图景”,与研究中话语失衡现象很有关联。这一现象恰是邓先生所关注的西方“现代化范式”对中国法学形成支配的表征形态之一。

一、西方话语泛用与本土话语“边缘化”

本文所称的“西方话语”,特指西方社会在其特定的历史时空所形成并在特定语境下使用,以某种语词进行表征的具有一定价值意蕴的观念或评价标准。西方话语在中国学术中的泛用在清末民初时代已有端倪。其中,对法学研究产生重大影响的便是其间西方兴起的“社会本位”思潮。自19世纪末开始,西方社会工业污染、科技公害的广泛出现,使得自由经济体制时期所盛行的“权利绝对”原则受到时代变迁所造就的全新法权关系的冲击,私权越来越多的受到国家的强行干预,社会利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重心,“社会本位,,思想渐次成为西方法学研究中的主导思潮。对当时的西方社会而言,这一思潮是适合其时代的一种法律现象,是其数百年没有断裂的商品经济延续发展至成熟阶段进行自我修正的内在逻辑[2]。

然而,对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其间所接纳的“社会本位”这一话语却是思想价值上的一个误区,这一话语甚至误导了近百年中国法学研究的基本走向。就中国特有的国家与社会的历史进程而言,“权利社会化”与清末民初商品经济初创这一基本国情不相吻合。中国社会较为广泛的商品交换领域在这一时代刚刚出现,尚未形成气候,由新生的商品经济所阐发的自由、平等、独立等法权关系也刚刚开始影响社会主体的思维方式,权利神圣、意思自治等私法精神仅仅是个从商品经济中脱胎而来的新生儿,这时的中国社会尚无任何对其实行限制的客观理由[3]。

遗憾的是,肇始于清末民初的中国法学并未跟从商品经济初生的法权关系,而是“人云亦云”式地模仿、援用西方商品经济发展几百年之后的以限制私权为内容的“社会本位”这一话语。尤其是民国时代的法学领域,大多数“有远见”的法学家、法社会学家如江庸、胡长清、史尚宽、张知本、杨开道等,普遍主张法律的“社会本位”,强调大众的“民权”或社会公益,反对传统的“私权至上”观念。

时至今日,以商品生产交换为基础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确立方才十余年的时间。这一特有的国情表明,即便在今天,中国法学发展的基本价值定位仍不适宜采信“社会本位”这一有特定时空语境的西方话语,而应全面地研究、遵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捍卫其初生的“自由、平等、独立”等私法精神。

随着全球化领域的扩张,信息的快速传播,越来越多的西方时尚话语成为法学研究的资源。引用西方学者观念以达致论证目标,已成为一种普遍性、公式化的分析手段。一些背离本土文化背景的西方话语,尤其是“普世人权”观念、“非国家化”思潮,越来越多地展示在我国法律学人乃至社会百姓面前。

其中,“法律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law)这一西方话语的泛用极具代表性。“法律全球化”实则是西方学者关于全球性“非国家化”思潮在法学上的表达方式。从唯物主义“应然”观出发,所谓“法律全球化”事实上说的是“法权关系全球化”,而非“法律全球化”。由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步入以商品交往为基础的现代市民社会体制,意味着各国法律制度所依托的社会经济生活条件具有一致性,从而使得社会主体的自由、平等、安全、秩序等权利要求(法权关系)具有同质性,有了法权上的同质性,才存在一个“法权关系”全球化问题。

法学语境下,法律始终是一个“实然”的国家属性的概念,从来没有超越民族国家意志的“世界法”存在。非政府组织或国际交往惯例虽然没有国家意志的直接渗透,但如果没有国家意志的确信、支撑,则不能实现其法律意义。所以,在法学语境中,只有应然意义上的法权关系的同质性或全球化问题,没有实然意义上的“法律全球化”之说。“法律全球化”这一话语的泛用,只会强化人们对西方“非国家化”思潮的认许。即便这一语词已在法学领域被普遍使用,笔者建议论者于使用时能够有必要的语境界定。

相对于西方话语的泛用,中国本土话语在当代法学研究中显得十分渺小和脆弱。关注本土文化及其现代价值的论著偏少,学界更多的目光集中在“法律移植”与“制定法”的路径之上,尚未形成遵从本土文化的良好氛围[4]。

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因没有生长出蕴涵自由、平等、效益等私法精神的以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导致了法律文化中“现代性”因素先天不足,或者说缺乏“西方理想图景”所表征的“现代化”要素[5]。一旦提及“本土话语”,往往让人想到“淡漠私权”、“义务本位”、“不平等”、“专制”等语词,“本土话语”似乎极具封建、落后之态。学界普遍认为,本土话语对当代中国法律发展没有多少可以光大的资源;现代法律制度也没有认同或吸收本土文化的社会机理。故而,在西方话语面前,本土话语只能是一种脆弱无力的“边缘化”表达方式。卧槽不见了

邓正来先生提出的中国法学的“总体性”的结构危机或“范式”危机,事实上是一百年来以移植西方法为主线的中国法律发展的一个沉重历史代价。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一百年来的中国法律实践事实上建构在“现代化范式”的西方法律评价标准之下,始终缺少中国自己的、权威的法律价值层面上的话语。清末修律时曾确立“全盘法律移植”的立法理念,清末民初法律学人多以研修西方法、跟随西方话语为其法学追寻路径和目标,无暇创造出适合国情的本土法律话语[6]。难怪有学者感叹:“我们的近代先辈,实在有愧后人。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似乎已在他们的身上枯竭,在衔接古代法与近代法的过程中,他们给自己的后辈留下的,由他们自己所创造的新的法律语言屈指可数。”{1}受近代“崇外遗风”的“渗透性”影响,现代法律人(包括台湾地区)依然以修习、效仿西方话语为荣。

二、法学研究中话语失衡现象原因解析

法学研究中话语失衡牵扯到社会、政治、经济等多重因素,其中,后现代化国家因“现代性文化资源”缺失而希求“普适性”的西方“现代化范式”的主动心态,以及西方“中心”国家有意引领全球文化的政治图谋,对近现代中国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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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李贵连.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法学(J).中外法学,1997,(2):5.

{2}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79—197,194—196.

{3}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4.

{4}王正毅.世界体系论与中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80.

{5}(日)千叶正士.强世功,等译.法律多元(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4—5.

{6}公丕样.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J).法学研究,2000,(6):30.

{7}(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上(M).北京:三联书店,1997.70—71.来自北大法宝

{8}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5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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