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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职务犯罪侦查权体制重构
【作者】 林步东【作者单位】 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分类】 刑事侦察学
【中文关键词】 职务犯罪;侦查权;普遍侦查权;技术侦查
【文章编码】 1004-4043(2010)-12(下)-0052-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24
【页码】 56
【摘要】 当前我国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存在侦查管辖范围绝对性、侦查权配置模式不利于对公安机关的监督、检察机关侦查手段匮乏、检察机关地方化制约了侦查权的有效运行等问题。建议赋予检察机关一定限制的普遍侦查权,赋予检察机关法定的技术侦查手段,对重大刑事案件授予检察机关侦查指挥权,建立检察机关单一负责制,逐步解决检察权地方化等方面的问题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1202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逐步深入,作为检察权主要内容之一的职务犯罪侦查权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从目前刑事侦查结构的设置来看,“所有的侦查工作都是围绕检察机关控诉犯罪所作的一种准备活动,侦查是为检察服务的”。[1]不论是借鉴现代法治国家的经验还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制度创新,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不仅应当存在,还应进一步改革强化。
  一、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权存废之争
  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有学者认为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不应当拥有侦查权,认为检察机关本身是法律监督机关,承担监督侦查机关的职责,若本身再行使侦查权,必然造成缺乏监督和制约,不利于法治建设事业;还有人认为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削弱、掩盖了法律监督的本义,造成职能重叠,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甚至有人主张将检察机关的内设机构反贪局和渎职侵权检察部门分离出去,成立一个独立的反腐保廉的行政执法机构,或者将此职能交给监察机关行使等等。
  这些观点看似是有根有据的,但是他们都忽视了矛盾的特殊性,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忽视了这一点无疑是致命的。
  首先,中国检察机关的性质决定检察机关拥有侦查权具有天然优越性。我国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的产物。我国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一府两院在权力配置上是充分考虑到权力制约与权力制衡的。由独立于行政、审判机关的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有利于排除办案中的阻力和干扰,推动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其次,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交由公安或监察机关及设置专门机构的不适宜性。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维护社会治安,由公安机关负责查办职务犯罪与其职能定位和工作性质不相符,而监察机关的主要职责是对国家行政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如果赋予监察机关行使刑事侦查职能,就会混淆行政处分与司法追究的界限。如设置专门机构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无论从反腐败斗争的客观需要,还是制度重新调整的角度讲,目前都不具备相应的条件。由检察机关行使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权是当前条件的必然选择。
  再次,我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检察机关应当具有职务犯罪侦查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职务犯罪已经、将会越来越多地与其他非职务的经济犯罪相互渗透纠合,单一职务犯罪罪名的案件比例日趋减少,从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看,检察机关的案件侦查还应加强。
  二、我国检察机关犯罪侦查体制问题
  (一)侦查管辖范围的绝对性带来的弊端
  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这种绝对化的管辖规定是否科学呢?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首先,侦查管辖权绝对划分与罪名的可变性产生不协调性,同时又容易引起执法混乱。人民检察院侦查终结的案件起诉到法院,法院改变罪名进行判决的情况已经是司空见惯。实际上,有的罪名的改变就意味着对侦查管辖权错误的认可。比如检察机关侦查起诉的一件贪污案,法院判决时改为职务侵占罪,并以该罪名进行有罪判决。这就说明检察机关侦查了本应该由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侦查程序违法,于是被告人上诉理由是诉讼程序违法,上级法院采纳了被告人意见宣判其无罪。但是在重庆綦江虹桥垮塌案中,检察机关侦查及指控重庆市质检站站长赵某犯玩忽职守罪,而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赵某系非国家工作人员,变更罪名后以工程重大责任事故罪作有罪判决。实际上该案若按工程重大责任事故罪处理则表明检察机关没有侦查权,但是法院却采用了检察机关侦查来的证据。
  其次,侦查管辖划分的绝对化造成侦查资源浪费,不利于提高侦查效率。例如,检察院在侦查贪污案时可能查到窝藏等犯罪,这些完全可以一并移送起诉,既方便侦查也方便案件起诉和审理。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却必须将该窝藏罪线索移交给公安机关重新立案,侦查取证,移送起诉,必然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个别定性模糊,处于管辖边缘的案件,侦查部门相互推诿不予受理立案的情况并不鲜见。
  (二)现行侦查权配置模式不利于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监督 
  现行立法关于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法律监督的权限与监督的方式规定不明,造成制约乏力。在现有的侦查模式下,就监督的时间而言,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仅是针对侦查到一定阶段或侦查终结的案件实施的事后性的、被动式的监督,侦查监督部门不能随时了解和掌握侦查情况,更无法及时纠正侦查过程中的一些违法问题,监督缺乏及时性和有效性。就监督的方式而言,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违法行为只能在审查案件材料过程中以口头或纠正违法通知书的方式进行纠正,这种监督方式与监督效果并不令人满意。
  (三)检察机关侦查手段匮乏
  现行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与其承担的任务不相符,限制了检察机关侦查部门作用的发挥。如刑事诉讼法规定,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均由公安机关执行,造成检察机关侦查部门在侦查手段的使用上处处受限,影响了案件侦查工作的及时性和有效性。
  (四)检察机关地方化制约了侦查权的有效运行
  我国的检察机关系统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地方各级检察机关在对本级国家权力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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