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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检察》
传统公诉权现代转型的路径选择
【作者】 刘拥刘润发
【作者单位】 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研究室{副主任}湖南省人民检察院
【分类】 检察院【中文关键词】 传统公诉权;现代转型;路径选择
【文章编码】 1004-4043(2010)-12(下)-0026-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24
【页码】 26
【摘要】 传统公诉权在我国长期被认为专指刑事公诉权,客观上阻却了现代公诉权的拓展。公诉权也是一种诉权,它蕴含了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公诉权。建构现代公诉制度不仅是公诉权在具体制度中的应用和拓展,还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进而更好地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1185    
  传统公诉权理论将公诉权仅仅限制在刑事诉讼领域,制约了公诉权的现代转型,使得公诉权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无所作为,致使难以有效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如何突破传统公诉权理论的束缚,使公诉权的运作范围拓展到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构建包括刑事公诉权、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在内的“现代公诉权”,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司法实践价值。
  一、问题之源起:传统公诉权向现代转型
  (一)传统公诉权理论的拓展促使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公诉权在形式上表现为诉权发展的高级形态,在内容上是请求法院对案件进行审判并作出裁判的权力。因此,公诉权不同于行政权和审判权,它只是一种可以推动诉讼程序开启与发展的程序性诉讼权力。公诉权作为一种启动审判程序的诉权,它既能给权益冲突者提供一种权威的救济途径,也能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法律秩序。传统公诉权理论往往只把公诉权的运作范围局限在刑事诉讼领域,专指检察机关运用公权力对违反刑事法律涉嫌犯罪的刑事被告人诉请法院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权力,其内容可归纳为立案控制权、提起公诉的权力、决定不起诉的权力、出席法庭的权力、变更起诉的权力、上诉的权力、申请再审的权力、监督刑罚执行的权力等内容。[1]这种概括对于深入研究公诉权理论,保障刑事法律的正确实施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其所涉及的诉讼范围来看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公诉权本质上属于请求权的范畴,是诉权的一种表现形态,公诉权与诉权是一脉相承的权利救济手段。如果没有诉权的理论支撑,整个诉讼制度的构建就会丧失基础。“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抑或是刑事诉讼,它们都不能离开诉权而单独存在。”[2]诉权从一开始就是指向“起诉之权”、“诉讼之权”,而不是专指“私诉权”。公诉权是基于私诉权自身救济力量的不足才得以产生,它是强化和充实传统诉权的一种程序性权力,但它作用的“场”不应被局限于刑事诉讼领域,还应拓展到民事和行政诉讼之中。民事公诉权和行政公诉权的构建将会使公诉权理论走向圆满,有助于科学合理地配置公诉权,使其在各种具体诉讼中得到拓展性应用,以维护法制的统一。简言之,公诉权是整个诉讼法意义上的诉权,尽管公诉权一开始就表现为刑事公诉权,且其主要形式也是刑事公诉权,但绝不能因此而否定民事和行政公诉权的存在,既不能依此推断刑事诉讼的出现孕育了公诉权,也不能因为公诉权更适合于刑事诉讼就由此断定公诉权专属于刑事诉讼。[3]作为一种高级形态的诉权,公诉权在刑事、民事和行政三大诉讼中的整体性应用是诉讼规律的内在要求。
  (二)多元化的利益博弈迫切需要公诉权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多元化的利益博弈需要行政法、刑法、民商法、经济法等不同的部门法来参与调整,但法律的作用范围是有限而不是无限的,法律的滞后性使得其在适用中总会存在诸多的“盲点”。化解利益冲突是启动诉讼的诱因,诉讼的功能之一就是保障权利和衡平利益。传统公诉权在刑事诉讼领域中得到优先使用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刑事责任较民事和行政责任更为关乎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但是“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刑事公诉无法全面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4]随着经济模式的转型和社会矛盾的凸现,当代中国在民事和行政诉讼领域中也出现了大量关涉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国有资产在投资、流转等民事行为中的巨额流失触目惊心,市场主体在个体利益驱动下不时地侵蚀市场经济的根基,环境污染等各种社会公害也应运而生。但与此密切相关的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救济机制却并没有理顺,以至于出现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却无人问津的尴尬局面,严重损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严酷的现实迫切要求强化法律监督,需要公权对公共利益实施强有力的保护。“公诉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而出现的。因而,公益原则是检察机关或检察官活动的根本原则。”[5]为了改变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严重受损却缺乏有效救济机制的局面,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必要通过公诉权的行使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三)传统公诉权向现代转型是完善法律监督理论体系的内在要求
  我国公诉权从其产生时起就与法律监督职能密不可分,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责先天就具有法律监督的属性,即检察机关的公诉权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刑事追诉权,而且也具有法律监督的价值和功能。因此,不能把我国公诉权仅仅理解为国家追诉犯罪的一种手段,而忽略其法律监督的特性。[6]尽管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其实质性的监督途径与监督范围存有瑕疵,过于单一的监督途径和过于狭窄的监督范围必然损及监督实效。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行政诉讼,享有起诉权和抗诉权,那么就会发生检察权干预审判权的问题。其实不然,事实表明自审检分离后,任何国家都是由两权来处理案件,并且同时出现在诉讼程序中。在刑事诉讼中是这样,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特定情况下也是如此,如果说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两权不能并存,那么在刑事诉讼中也是不能并存的。[7]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监督行政和审判活动的合法性,体现的是公权力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目的是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如果检察机关置身于诉讼之外来进行法律监督,就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和行政公诉表现为对违法当事人的监督,检察机关提出抗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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