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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价值与权利:九十年代中国法学理论的重心
【作者】 陈友清【作者单位】 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办公室
【分类】 法理学【期刊年份】 1992年
【期号】 4【页码】 3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8210    
  文章认为,法的价值和权利的研究,是有关法的本质讨论的继续和深化,如果说前十年法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在于从功能结构中探求法的本质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中国法理学研究的重心则是对价值与权利探求。对法的价值的探讨,将人们的视野返向对人自身的探求,而对权利的争论,正是反映和实现法的价值的核心和中介,它体现了法的价值中作为权利的全体人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中国法理学对法的价值和权利的关注不是偶然的,是法学界关于法的本质十年讨论的必然,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
  今天,在中国法学界,有两个热点格外引人注目:一个关于法的价值的研究热和一场关于权利问题的争论,正在吸引着法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热情。笔者以为,法学界的这种“价值热”和“权利热”不是偶然的,其理论意义和给人的启示也已远远超出了这两个法学基本范畴,对我国法学的理论构建和发展走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可以说,经过了十多年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法学,在经过了历时十年的法的本质的大讨论,法学面临改革和法学必须更新之呼吁,“法学幼稚”之叹息和指责,以及这其中的风风雨雨、曲曲折折之后,把法学的视野投向价值和权利,是新时期中国法学重构和发展的重要契机,也是一种必然和归宿。可以预计,价值与权利必将也应该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法学理论的重心。
  一、法的价值研究是法的本质讨论的继续和深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不但使国家的经济进入了国际大环境,也将中国法学推向了世界。如何构建新时期的中国法学大厦?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和检讨,引发了法的本质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经典的注解、现实的诠释、“洋货”的舶来以及理论与现实的反差,招致了“法学幼稚”的责难,甚或出现了照搬资产阶级法学和全盘西化的偏向。然而,这场讨论的更深层意义不仅在于统一了思想,澄清了是非,而且在于它触及和提出了过去法学或者忽视、或者不能正视的一系列理论和现实课题。法学对价值和权利的关注便是这场讨论的产物之一。
  诚然,法的本质问题是任何法学和法学家所无法回避而必须作出回答的。如果说从功能和结构的角度探求法的本质,主要涉及的是这样一些问题:作为人类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产物的法和法律为什么人服务?体现了什么人的意志?法通过什么样的功能,以什么样的运行机制来实现这种意志和服务等。那么,从价值论的角度考察,也即法的本质问题回答的主要是法和法律对什么人有价值,有什么价值,这些价值怎样从社会主体的需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并通过法律机制的运行物化为立法者所追求的社会生活状态的(也即主体追求),法加以确认和保护的价值是怎样实现的。然而,这主要涉及的还只是法的价值的层次之一,即价值实然层。对法的价值应然层,即法应该确认和保护哪些价值?现实法所确认和保护的价值是否皆为合理?则基本不在法的本质问题的讨论范围内。而对法的价值的更高层——价值理想和法的评价,即对以共产主义社会,法的消亡为理想和归宿的社会主义法,是怎样和应该如何在实现广大人民利益这一价值实然的同时,通过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反映来体现社会主义法的价值应然,并在这种体现中昭示社会主义法的价值理想,以及如何确立社会主义法的价值评价体系,则是法的本质问题之讨论所力不能及的。  更重要的是,探讨法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方法论和视角的变换,其意义则远为深刻。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人类社会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不能割断的人追求自身解放的历史长链,每一社会形态都是其中的一节,后一社会形态是前—社会形态的继续,人因而也获得更多的解放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则是这一长链中的最后一节。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发展的历史也同时就是人类自身摆脱必然(包括法和法律)的奴役不断走向自由的过程,共产主义就是“以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态”[1]“在那里,人终于成为自己和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2]也即人的价值的彻底实现。那么,是否可以说,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人(人们、阶级、集团)通过法和法律在追求自身价值的同时,应该存在并始终追求着、共享着、实现着一定的共同价值?假如回答是肯定的,那这些最高价值应该是什么。以共产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最高目标为认识的出发点和归宿,这一最高价值就应该是促进入的全面自由发展。并且,这一最高价值也应该成为评价人类社会历史上一切法和法律的最高标准。从这一评价标准出发,考察人类从无法社会进入有法社会,从法的低级形态到法的高级形态,最后从有法社会重又进入无法社会的发展过程,所揭示的就不仅仅是人类的法制文明史,而且更深刻地揭示了隐含于其中的人的自由史。[3]显然,法的价值问题研究的这种必然结果,其理论的广度、深度及其历史意义,要比法的本质问题深远得多,也深刻得多。
  二、权利是反映和实现法的价值的核心和中介
  纵观法学界关于权利的争论,无论是“权利本位论”者,还是“义务重心论”者,亦或是“权利义务本位(权利义务无本位)论”者,对以下几个问题的看法应该是一致的,否则,这场争论就会失去其应有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第一,作为一种价值的权利,体现的是社会主体的法律需要,它表明了权利与主体的生活密不可分。主体对权利的主张和要求,反映了主体的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主体对权利的选择,体现了主体的价值取向;主体对权利的行使,是主体价值目标的实现和对价值成果的享有。
爱法律,有未来

  第二,作为一种价值的权利,并不能自动实现,而必须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这一中介,才能成为主体实际享有的价值成果。因此,法律设定的权利,只是代表了主体的价值取向或价值追求,并不是价值现实,换句话说,权利在价值体系中只是居于应然层,一如康德所指出的,权利只是一种“全部条件”,一种按照自由法则享有价值的条件。[4]
  第三,作为一种价值的权利,并不能单独存在,更不能单独运行和实现,必须以权利不受侵犯为保证,其手段是通过设定权利主体以外的主体法律义务。也即康德所称的“权利的法则”。[5]
  第四,更重要的是法律的权利,并不是主体追求的价值本源,而只是一种“形式要件”。隐含于权利之后并操纵着权利设定、权利范围和程度、权利运行的是主体的利益需要。利益才是主体通过法律追求的价值本源。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指出的,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6]
  从上述四个命题出发,便不难描绘出主体利益——法的价值——作为价值的权利——三者的相互关系和运行机制了。主体的利益需要和追求,是法的价值渊源和目标,也可视为主体潜在的权利主张;这一目标通过立法的确认,并以授予主体法定权利为确认的标志,从而构成了法(客体)的属性满足主体需要这一法律价值关系。法的运行(通过主体的实践)推动这一价值关系运动,运动的结果是主体的利益实现,也即享有价值成果。这同时也是法和法律自身价值的实现。
  这种描绘尽管可能是极肤浅和不缜密的,但起码可以说明两点:首先,法的价值问题和作为一种价值的权利,是两个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相互渗透也相互包容的法学基本范畴,控制价值和权利的共同杠杆是利益。因此,探讨法的价值,必然涉及到作为一种价值的权利;讨论权利,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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