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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清末民初法政学堂之研究:教育史的视角
【作者】 陈建华【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文关键词】 科举制 法政学堂 清末民初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3
【页码】 144
【摘要】

法政学堂在清末“预备立宪”时期开始出现,社会急需这方面的大量人才,又适逢特殊的教育变革形势,因此,一经出现,便飞速发展,在华日本教习和留日学生也是法政学堂兴起的重要因素。清末民初的“法政教育热”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种教育倒退,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打破了官府垄断法律的局面,使西方资本主义法律思想开始普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02967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无论是在政治方面、经济方面,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教育方面,各种思想纷然杂呈,传统的教育制度不能适应社会剧变之需要,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却还未最终确立。法政学堂就在新旧教育制度激烈斗争中产生。考察其设立的过程,经历了从无到有、骤兴、最终又渐趋平缓等几个阶段,和新、旧教育之争紧密联系着。
  一
  近代新式学堂之出现,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是个标志。继此之后,洋务派又办了一些语言学堂、军事技术学堂和机械学堂,其目的无非是要培养“通事”、“译员”、军官及技术工人之类的人才。这些学堂是属于专门性质的教育机构。但洋务教育时期,却未出现一所培养法政人才的专门学堂。维新运动时期,梁启超、严复等一些近代思想家及一些传教士大量翻译介绍西方的法律政治书籍,西方资本主义法律思想开始为中国一些先进知识分子以及开明官僚所认识,在这一过程中有人也有倡设法政学堂之主张,但由于维新变法运动很快失败,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现。
  截止“新政”时期,清政府一直禁止设立法政学堂。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同时也带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法律思想。较之先进的资本主义法律形式,传统法律体系软弱腐朽,相形见绌,只好以禁止的方式预防其分崩离析。1904年,张之洞等大臣进呈《洋务纲要》时,就揣测到统治阶层的意图,并有所体现。《洋务纲要》规定:“此次章程,除京师大学堂,各省城官设之高等学堂外,余均宜注重普通实业两途。其私设学堂,概不准讲习政治法律专科,以防空谈妄论之流弊”,“且政法一科,惟大学堂有之。高等学堂预备入大学政法科者习之”。[1]显而易见,当时对开设法政学堂是持否定态度的。京师大学堂是允准开设法科的唯一学堂,但当时实际上只开了师范、仕学两馆,并无法政科。稍后颁布的《分科大学堂章程》所言的法政科,只是一纸具文。
  法政学堂的正式设立始于清末的“预备立宪”期间。维新变法失败后,近代资产阶级继续为争取本阶级的利益而斗争。清廷经历了义和团运动、辛亥之战后,国势内忧外患,异常严峻。迫于时势,出于“永固皇位”之动机,不得不作出让步,宣布立宪。此举原是想借助“预备”的诺言,换取时间,另作筹谋,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大骗局。但立宪派却信以为真,他们希望借此“良机”,迅速成立并召开国会,限制君权,实行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所有这一切,都要从西方法律制度中找寻理论根据,因而就有了实行法政教育的需要。清廷经历了多年的外交活动后,也渐渐觉察到了解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因而在派遣官员赴国外考察政治法律的同时,着手改订国内官制法律,施行法政教育。1905年7月,颁布《预备仿行宪政》,声称:“目前规制末备,民智末开”,不能“操切从事”,“必先改革官制,厘订法律,广兴教育;整顿装备,普及巡警,若干年后,查看情形。”[2]无疑,这是拖延术。但同时却也承认了法政教育的合理性,法政学堂之设立终于开了一个缺口,前所未有地出现了。清末“预备立宪”,是法政学堂兴起的政治原因。
  还有教育本身的原因。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教育史上,“学而优则仕”一直是统治阶级教育的主要目的,希望籍此搜罗从政人才,维护统治秩序。它也是封建士子们的学习动机与出发点。科举制度就是两者的结合。但自鸦片战争以来,科举制度腐败到了极点。改革科举制度、加试实用学科,逐渐成为有识之士的普遍要求,但封建教育具有很大的顽固性,仅是变革,很难收到效果,“科举一日不停,士子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决无大兴之望。”[3]在各方面压力之下,清政府不得不于1905年9月2日宣布:“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诚一律停止,各省发科考试亦即停止。”[4]科举制终于废除。这是近代史上影响很大的事件,它是教育史上的一个大进步,也打碎了士子们“学而优则仕”的迷梦。科举一旦取消,清廷无从选拔人才,读书人也失去了升官发财的途径,法政学堂的出现,应了两者的需要,一拍即合,马上泛滥起来。
  在华日本教习和留日学生也是法政学堂兴起的重要因素。义和团运动后,日本教习来华成为一种潮流。应聘来华的日本教习,1906年时最多,达600名之众,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教授法政课程的。[5]日本自1896年始,接受中国留学生,赴日留学生人数逐年增加,到1905年、1906年达最高峰,据1907年《学部奏定日本五校事项章程折》中言:“查在日本游学人数虽已逾万,而习速成者属60%,习普通者属30%,中途退学辗转无成者居5%至6%,入高等及高等专门学者居3%至d%,入大学者仅1%而已。”[6]习速成者即习法政、师范两科,法政科留学生的人数,较之师范科犹有过之。在华日本教习和留日学生,既是清末倡设法政学堂的鼓吹者,又是实际上的教师资源,较之其他专门学堂师资严重匮乏的状况,法政学堂却无这方面的担虞,它的发展有师资队伍的保证。
  二
  1905年后,法政学堂的办设就势在必行了。各方人士纷纷撰文呼吁,一些有眼光的官僚大臣也上疏奏请开设法政学堂。1905年5月,伍廷芳上两道奏折,请求在京师设立法政学堂,通过考试选取中央各部属员,入学肄业。毕业后分派各省,佐理新政,分治地方。学堂分本科、速成科,本科三年毕业,速成科一年半毕业。不久,伍廷芳升任修律大臣,又和沈家东合奏,建议各省就课吏馆内专设仕学速成科,培养法政人才,6个月为1个学期,3学期毕业。1905年8月,学务大臣孙家鼐议复伍廷芳等奏议,内有“现在预科甫设,专科尚未有人,伍廷芳等奏设法律学堂实为当务之急,自应准如所请,即由该大臣等详议章程奏明办理”,“拟请饬下政务处通行各省,并查取直录法政学堂章程参酌地方情形认真办理,随时咨报政务处、学务大臣、吏部、刑部”等语。[7]稍后,伍廷芳等呈递《京师法政学堂章程》。1905年11月,清廷通咨各省设立法政学堂,自中央到地方,法政学堂纷纷设起。1906年7月,学部咨令各省添设法政学堂,“凡未经设立此项学堂之省分,应即一体设立;且经设立者,亦应酌扩充。”[8]京师法政学堂从筹办到正式成立,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直到1907年才宣布开学。这期间,各省的法政教育更显示出生气,尤是是直隶、江苏两省,较早地开设了法政学堂,在全国范围内得风气之先。据《学部官报》记载,1904年6月,直隶设立臬署法政学堂,总理是臬司毛庆藩,监督是欧阳弁元,招收了一班共60名学生,还有16名旁听生。这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法政学堂,随后是直隶法政学堂、广东法政学堂、江宁法政学堂等。1907年,全国共有法政学堂26所。[9]
  1907年颁布的《京师法政学堂章程》,实非专为京师法政学堂,而为各省法政学堂的共同规范。它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法政学堂章程的开端,同时也表明了近代法政教育发展到了有章可循之阶段,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法政学堂的立学宗旨、课程、学制、学生入学资格等情况。
  该章程开宗明义,以“造就完全法政通才为宗旨”。学制5年,分预科2年,正科3年。正科又分为两门:(1)政治门;(2)法律门。一般是预科毕业后,再行分门肄业的。为造就从政人员以应急需,还设有另科,3年为期。为预备吏部新分及裁缺人员入学肄业,再设立讲习科,讲授政治法律各门大要,年限一年半。学生入学资格方面,预科学生必须是年龄在20-25岁,品行端正、体质坚实,中学具有根底者,经考试录取后,始准入学。别科学生必须是各部院人员及举贡生监年龄在35岁以下者,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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