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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论辩诉交易在我国的实行
【作者】 刘振会【作者单位】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诉讼制度【期刊年份】 2008年
【期号】 1【页码】 51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6890    
  辩诉交易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当前对辩诉交易的讨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大致以我国目前没有辩诉交易为预设的前提。因此,有媒体称2002年4月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判决的一起由检察官与被告人达成协议的故意伤害案为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1}诚然,如果拘泥于现行法律,我国刑事诉讼法确实没有规定辩诉交易程序。但是,如果对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尤其是侦查与检控制度进行考察,即不难发现,在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符合辩诉交易制度特征的做法。
  实行坦白从宽的刑事政策。我国的刑事政策无论是以前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还是现在的宽严相济,坦白从宽始终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我国司法实践中最为普遍的一种辩诉交易形式。
  具体而言,坦白就是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承认犯罪,作出有罪供述;从宽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为坦白认罪而获得主要体现为“量刑折扣”的宽缓性处罚。在我国的侦查检控程序中,侦检人员,尤其是审讯犯罪嫌疑人的侦查人员,首先要告知犯罪嫌疑人坦白从宽的政策,以促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罪供述。同时,还往往会将自己手中掌握的证据或隐或现地进行展示,以促使其认罪。而犯罪嫌疑人则必须进行权衡,在知道侦查人员、检察人员掌握一定证据的情况下,往往愿意进行条件交换,即选择认罪并坦白犯罪事实以获得从宽处理。一旦被告人选择了坦白从宽,检察官在指控方面通常会有适当考虑,包括在提起公诉或作公诉发言时,提出鉴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建议法庭从轻处罚等建议;而法官在裁判时,对于接受坦白从宽交易的被告人通常也会视情况在量刑上从轻处罚,给予一定程度上的“优惠”,而且要在判决书中明确载明:鉴于被告人认罪态度较好,依法从轻处罚等等。
  为打击主犯,与从犯进行交易。在共同犯罪中,尤其是在一些隐蔽性较强、有组织的犯罪中,由于取证较为困难,司法机关为了有效地打击主犯,往往答应给予从犯一定的量刑上的好处,甚至对其免予指控,而要求从犯检举揭发主犯,或者为证实主犯的犯罪事实而积极向司法机关提供证据或者线索。不过,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根据从犯检举揭发的积极行为而对其从宽处理,更多采取的是在量刑上从轻、减轻处罚甚至定罪免刑的形式,较少地采用免予指控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虽然常常具有现实必要性,但法律给予检察机关的操作空间较小(有罪不起诉只适用于犯罪轻微者)。从犯检举揭发主犯的做法,某些情况下(如揭发从犯并未参与的犯罪)属于立功的范畴。但仅就存在主从关系的犯罪进行揭发,则不属立功,因而应当把针对从犯进行的定罪量刑交易作为一种独立的交易形式。
  上述两种辩诉交易,在当前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渠道和形式来实现:
  其一,通过检察机关放弃指控终止诉讼而实现辩诉交易。这种放弃指控(不起诉或撤销案件)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二条,“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这是学理上所称的相对不起诉,即行为已经构成犯罪,但情节轻微,可以起诉、可以不起诉,而犯罪嫌疑人是否配合侦检机关追究犯罪,是决定是否起诉的一个重要条件。另一种情况则是于法无据但实践中又需要放弃指控的。这主要是指犯罪行为人犯罪情节并非轻微,依法应当起诉,但起诉会损害更大的司法利益,实践中检察机关可能做变通性处理,对这些犯罪嫌疑人放弃指控。这种情况适用最多的是受贿案件。由于受贿案件往往是行贿者与受贿者一对一进行的,要查处受贿者,就必须取得行贿者的合作。否则,查处受贿案件在证据上将会面临极大的举证困难。但是,行贿者如果承认行贿,就会自陷于罪,面临刑法规定的行贿罪的追诉。在这种两难境地下,检察机关为了打击社会危害性更为严重的受贿罪,往往采取与行贿者进行交易的做法,即行贿者作为控方证人作证,控方对其行贿行为的刑事责任不予追究,放弃对其行贿罪提出指控,即使这种行贿行为并非情节轻微。这种交易行为在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工作中可以说是不得已的做法。
  其二,经普通程序审判实现辩诉交易。对大部分含有控辩妥协即辩诉交易的案件,经过庭审,检察官提出从轻处罚的建议,法官酌情从轻处罚。这是控辩双方自发的、心有灵犀而达成的默契。对被告人而言,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但就检察官而言却是主动的,是自觉对被告人认罪的一种奖励。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做法。
  其三,通过普通程序简易审实现辩诉交易。所谓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是指在现有刑事诉讼法律的框架内,对某些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在被告人作出有罪答辩的前提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采取简化部分审理程序,予以快速审结的一种法庭审理方式。它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以下简称“两院一部”)针对我国刑事诉讼庭审重点不突出、庭审质量不高和效率不高、司法资源匮乏等情况,借鉴国外有关诉讼制度的内容,在总结刑事诉讼庭审改革成果基础上规定的审理第一审普通程序的部分刑事公诉案件的审判程序。对此“两院一部”专门制定了《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
我我我什么都没做
》进行规范。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审的首要条件是被告人完全承认起诉书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或承认指控的主要事实,即被告人作有罪答辩。而其交换条件是检察机关应当建议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酌情从轻处罚。由于是检法两家联合推行此种审判方式,因此,法院在判决时一般都会接受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因为控辩双方在开庭前已经就定罪量刑问题达成协议,而该协议又基本都会被裁判者接受,所以,虽然普通程序简易审仍要求进入正式庭审,但事实上庭审已经在很大程序上被形式化了。普通程序简易审的辩诉交易性质在“两院一部”共同制定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如其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可见,普通程序简易审在很大程度上带有辩诉交易色彩,可以说是目前实现辩诉交易的一种颇具实效性的程序渠道。
  其四,通过刑事简易程序审判实现辩诉交易。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于应当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经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可以适用刑事简易程序。因此,以程序简易化为特征的这种特殊诉讼程序,明显带有辩诉交易的成分。
  辩诉交易在我国实行的构想
  继续完善与辩诉交易相通的制度及做法。
  当前,最有效可行的方式是进一步改革完善现行的刑事诉讼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易审。如前文所述,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化审作为与辩诉交易相通的制度与做法,在我国的刑事诉讼实践中正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辩诉交易还无法规范引入的过渡期内,可以通过对其进一步完善,为辩诉交易制度的最终引入积累经验。我国目前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过于狭小,且被告人在是否适用简易程序上没有选择权。而普通程序简易审目前实行的依据是“两院一部”共同制定的《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还没有得到法律确认而上升到法律层面,从而在适用与操作上显得底气不足,很难有大的突破。因此,可以通过对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加强对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简易审的探索。可以在刑事诉讼法中直接规定,被告人有权选择适用普通程序(含普通程序简易审)或简易程序。被告人认罪的轻微刑事案件可以简化审判程序,不经庭审调查与辩论,由法官直接进行判决,即适用比现行的简易程序更为简单的程序,类似于辩诉交易确认程序。对其他的被告人认罪、对犯罪事实不持任何异议的案件,可以适用普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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