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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错案追究制实际运行状况探析
【英文标题】 A Study on the Operation of Misjudged—Case Investigating Mechanism
【作者】 贺日开贺岩【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扬州大学
【分类】 法律经济学
【中文关键词】 违法审判;错案追究制;法官惩戒制;司法改革
【英文关键词】 Illegal Judgment;Misjudged—case—investigating Mechanism;Judge—punishment Mechanism;Judicial Reform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4)01—150—08【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1
【页码】 150
【摘要】

我国法院系统推行错案追究制以来,虽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在实际运行中产生了种种迷误,并给审判工作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使得这项制度获得的总体评价是弊大于利,而且它也不具备完善的价值。因此,应当将错案追究制并入法官惩戒制,从而完善法官惩戒制度。

【英文摘要】

After a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misjudged—case—investigating mechanism,the author discovers that in spite of its positive effects,this mechanism produces many errors in practice and brings about a series of harmful side effects to judicial works. Generally speaking,the disadvantages of this mechanism outweigh its advantages,and it has no value and feasibility to improve. The author advocates to incorporate the misjudged—case—investigating mechanism in the judge—punishment mechanism to improve the judge—punishment mechanis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887    
  
  为了提高办案质量,消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1990年秦皇岛市法院系统率先试行错案追究制,此后,各地法院纷纷效仿,错案追究逐步在全国法院系统得到推广。1998年9月3日和7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发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人员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追究办法》)和《人民法院审判纪律处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处分办法》),将错案追究作为一项正式制度确立下来,并在全国各级法院全面推行。应当承认,错案追究制的实行,对增强法官的责任心,促进法官加强业务学习,提高业务素质和办案水平,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时至今日,这项制度实际运行的效果如何?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原有的制度设计目的?它在运行过程中是否产生了设计制度时所未预料到的一些问题?对这些问题当作如何评价?这项制度有无继续存在的价值?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它该向何处去?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最近深入到法院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研。[3]
  一、错案追究制运行中的迷误
  错案追究制在收获上述积极效果的同时,它在实际运行中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迷误,使这项制度发生严重变形。这些迷误和变形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错案追究,各自为政。错案追究在试点的初期,由于缺乏统一的规定,只能靠各试点法院摸索着进行,各地法院推出一些有自己特色的做法也属正常现象。然而,自1998年9月3日和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发布了《追究办法》《处分办法》两个文件以后,错案追究就已成为一项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制度,必须在全国的法院系统得到统一贯彻实施。但是,这项正式的制度运行了4年多以后,我们发现,各地法院在贯彻实施时,仍然是各有各的招。在对错案的理解和界定、错案的追究范围、承担责任的方式等方面,基本上是各个法院都自搞一套,从而导致这项制度在各个法院的运行状况极不平衡,对于相似的错案,有的法院追究,有的法院不予追究:有的法官被追究较轻的责任,有的法官却被追究较重的责任。这种混乱局面,不仅有损于这项制度的严肃性和统一性,而且还大大影响了制度设计功能的发挥。
  扩大追究范围,法外施罚。最高人民法院《追究办法》追究的是法官违法审判的行为,《处分办法》则是对应予以追究的违法审判行为,给予警告至开除的纪律处分。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前者是规定“罪名”的,后者是规定“量刑”的。根据“罪刑法定”或“处罚法定”的原则,《追究办法》以外的行为是不应追究的。然而,实践中有不少法院却将法官责任的追究范围予以扩大,层层加码。[4]在承担责任的方式上,有的法院也超出了《追究办法》所规定的几种形式。《追究办法》32条规定:对情节轻微的违法审判行为,责令有关责任人作出检查或者通报批评;对情节较重,应当给予纪律处分的,依照《处分办法》给予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处分。但是,有的法院却在这法定的“处罚”形式之外,另设“罚种”。比如某法院规定:凡承担违法审判责任的,除了按上述两个《办法》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外,还要取消责任人当年目标管理奖,并且两年内不得晋级晋职,责任人是审判长(独任审判员)的免去资格等;承担错案重大责任的,责任人除在全院干警大会上作检查外,还须停职待岗6个月,停职待岗期间不发岗位津贴等等。[5]这样一来,一个办错了案的法官,除了要承担《追究办法》我我我什么都没做所规定的违法审判责任外,还要承担更为严格的错案责任和质量瑕疵责任:除了要受到《处分办法》所规定的纪律处分外,还会受到经济、荣誉和名誉等多方面的不利后果影响。此种做法直接违反了《法官法》第8条第3项的规定,侵犯了法官的权利,造成法外施罚。
  责任认定标准的迷误。法官在什么情况下应被追究责任,其标准是什么?《追究办法》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审判、执行工作中,故意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或者因过失违反与审判工作有关的法律、法规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根据这一规定,要追究法官的责任,必须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要件。客观方面,法官要存在违法行为:主观方面,法官要有过错。法官故意违法的,不论后果的有无,法官都应当承担违法审判责任;法官过失违法的,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法官才承担违法审判责任。由此可见,认定法官责任的标准是行为违法和主观过错。然而,实践中这个主客观相一致的标准却遭到严重误解。目前,基层法院大多以案件的判决结果作为认定法官责任的标准。凡是上级法院维持原判的,则不认为是错案;凡是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的,除规定的几种情形(如上级法院依新证据改判)以外,都认为是错案,都要启动追究责任程序。这种简单地以案件处理结果作为追究法官责任标准的作法,显然是对《追究办法》的严重误解。
  责任的确认和追究主体的迷误。审判人员违法审判的责任究竟由谁来确认和追究,是由本级法院还是上级法院,由法院的哪个部门来进行?实践中各个法院的做法也是差异很大。有的是由案件督查室调查,提出处理意见,审判委员会决定;有的是由法院的监察部门调查,由院长办公会议决定或院长决定:有的则由审判监督庭调查,审判委员会决定。实践中的迷误与制度本身规定得不完善有密切关系。《追究办法》27条规定,“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错误,应当由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确认。”这一条文存在以下两方面的问题:其一,偷换概念。本条规定是置于《追究办法》第4章“违法审判责任的确认和追究”的章名下,按照章名的要求,本条文应规定为“法官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审判,应当由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确认。”也就是说,应当由人民法院审判组织来确认的对象是“法官的行为是否构成违法审判”。但是,《追究办法》27条却将确认对象替换为“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是否错误”。这或许是造成责任标准迷误的原因所在。其二,这里的审判组织是指审判委员会、审判监督庭还是民庭等业务庭或者某个合议庭不得而知。更令人诧异的是该《追究办法》的第33条规定:“违法审判责任案件的立案、调查、处理、申诉,依照《人民法院监察部门调查处理案件暂行办法》规定的程序进行。”但笔者检索了最高人民法院所有的司法解释,根本没有这个文件,而只检索到了1990年3月31日发布的《人民法院监察部门查处违纪案件的暂行办法》。这个《人民法院监察部门查处违纪案件的暂行办法》是否就是《追究办法》33条所指的《人民法院监察部门调查处理案件暂行办法》,有待于明确。[6]
  承担责任的主体上的迷误。在承担责任的主体上,《追究办法》只规定了对违法审判的个人进行追究,这就意味着,承担责任的主体只能是作出违法审判行为的法官个人。但在贯彻错案追究制的实践中,大多数法院不仅追究判错案的法官,而且还追究法官所在的庭、室。某法官一旦被追究责任,其所在庭、室的年度目标管理考核要扣分,并取消评优资格,有的还要受到经济处罚。法官所在的法院甚至也会受到影响,在上级法院开展的人民满意的法院评比活动中,错案记录较多的法院在评优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这种连带追究法官所在集体的做法,不仅违反了《追究办法》4条所规定的责任自负的原则,有悖于错案追究制度旨在强化法官个人责任的目的,而且还损害了其他法官的合法权益。
  二、错案追究制运行中的负效应
  错案追究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自身的缺陷以及各地法院在理解运用时产生的一些迷误,给审判实践带来诸多弊端,极大地制约着它的设计功能的发挥,并对该项制度原有的积极意义起消解作用。这些弊端主要有:
  (一)严重挫伤法官办案的积极性,导致一线审判岗位的人才流失
  由于案件事实、法律规范等的不确定性和法官个人认识上的差异,下级法院判决的案件被上级法院发回或改判是极其正常的现象,而错案追究制运行实践中却认为这是下级法院的法官办错了案,要追究其责任,轻则扣奖金、挨批评、作检查,重则受处分,还要影响到所在庭、室其他法官的利益。法官为了不被追究责任,常常是瞻前顾后,小心翼翼,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法官办案越多,出错案的可能性越大,不办案就不会出错,法官办案的积极性就受到影响。加之一些法院内部的奖惩机制不完善,使得一些在审判一线办案的法官甚至产生调离审判岗位,到法院的行政、后勤等非审判岗位去工作的想法。[7]这些法官认为,身处审判第一线,案件多,工作忙,压力大,要去调查、勘验、取证,很辛苦,甚至还要挨当事人的骂,有时办案法官的人身安全也受到威胁,[8]而一线办案法官的工作待遇却不见得比非审判岗位的人高,有的甚至还低。在这种责、权、利不一致的状况下,很多身处一线的法官感到自己费力不讨好,只有压力,没有动力,于是就谋求转岗,或调离法院。[9]
  (二)民事案件会助长强迫调解,刑事案件会造成轻纵罪犯
  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应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不应久调不决,更不能强迫双方当事人非自愿地达成调解协议。在未实行错案追究制时,法官一般都能遵守这一规定,当事人不愿调解或调解达不成协议的,法官就会及时作出判决。实行错案追究后,由于判决可能引起当事人上诉,而上诉又可能导致发回重审或改判,法官将因此承担错案追究责任。而调解结案,由于法律规定当事人不能上诉,因而也就不存在被上级法院发回重审或改判的可能,也不可能出现错案和被追究责任。如此一来,法官以判决形式结案,将冒被追究责任的风险,而以调解方式结案,则无任何风险,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绝大多数法官都会尽可能地选择以调解方式结案。而在刑事案件中,法官则可能会采取“宁纵不枉”的策略来规避风险。审理刑事案件的法官可能面临如下选择:如果因判重了而被上级法院改判,则要承担错案责任;如轻判,被告人一般不会上诉,即使上诉,由于上诉法院受“上诉不加刑”原则的限制不能改判,因而没有承担错案责任风险。这就很难防止法官产生轻纵罪犯的倾向,而且还极易诱发权钱交易。
  (三)加重审判委员会的负担,损害法官的独立审判权
  错案追究制的运行,不仅束缚了法官的手脚,而且还加重了审判委员会的负担。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对稍有疑难或调解不成的案件,往往不敢轻易下判,将案件推到审判委员会去讨论,各业务庭的庭长为了庭里的利益,也将这些案件放行,让其顺利地通达到审判委员会上讨论,这必将大大增加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由于目前审判委员会成员的组成具有可质疑性,加之审判委员会讨论的案件较多,讨论不可能充分,往往是匆匆地作出了决定,这样不仅损害了法官的独立审判权,与正在进行的旨在还权于法官的主审法官制的改革相抵牾,而且还有可能损害司法公正,背离了错案追究制促进司法公正的初衷。
  (四)不利于当事人上诉权的行使和上级法院法官的廉洁土豪我们做朋友好不好
  如果案子调解不成,又推不到审委会去,法官还有一条途径可以避免错案追究的风险,那就是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按上级法院的指示和答复作出判决。当事人即使不服,上诉到二审法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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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法)勒内·弗洛里奥错案(M).赵淑美,译北京:法律出版社,1984.

{2}(英)丹宁.法律的正当程序(M).李克强,等译.龚祥瑞,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3}王晨光法律运行中的不确定性与错案追究制的误区(J)法学,1997,(3).

{4}周水坤.错案追究制与法治国家建设——一个法社会学的思考(J).法学,19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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