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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北大法律评论》
法律意义世界的进入与困惑
【副标题】 谢晖著《法律的意义追问》读后【作者】 焦宝乾
【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分类】 法理学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1(第6卷第1辑)
【总期号】 总第10辑【页码】 272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69963    
  近年来,法律解释问题之研究日益向纵深推进。在《法律:诠释与应用》(谢晖、陈金钊著,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之后,谢晖老师进一步从另一视角进行思考,推出了《法律的意义追问—诠释学视野中的法哲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下文将简称《追问》)。本文试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评析。
  一、问题意识、研究背景和进路
  法律是什么?法学知识如何可能?这已经成为历经几十年发展的中国法学如今再也不容回避,而必须予以认真对待和慎重考虑的重大理论问题。众所周知,跟其他学科相比,我国法学研究更缺少学术的传统,疏于自身的理论建构。加之思辨传统极为匮乏,少有余力反思自身的理论前提,根本无力解释和回应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和挑战。近年来,学者研究发现,我国法学研究中一直存在一个认识论的缺位问题。[1]传统法理学研究预设的一个基本前提是:研究主体可以站在一个不受自己“前见”和价值判断影响的立场上,客观中立地观察法律现象。还有一种看法是,[2]传统法理学在价值论上取向于法律实证主义,但却抛弃了后者的方法论与“科学”品格,而在弱暗处接通了受意识形态宰制的本体论。总之,参照近代自然科学的“科学主义”的这种法学最终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沦为所谓“注释法学”,已然丧失学术发展的前景。于是,为独立的法学之存在提供合法性论证,重构我国法学知识论的学术努力成为势所必然。自1990年代以来,法律解释问题在法律界和法学界均受到重视。这代表了一种新的建设性的研究进路。其中,出于法学研究是为了认识、解决中国的具体法律问题,而不是大词式的空谈,有学者期望从发掘中国基层司法运作中的知识去建构法学知识。[3]然而我国法学知识论的理论建构依然任重道远。[4]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法学奠基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哲学认知背景,而后者又遭到20世纪兴起的哲学诠释学的深刻省思和批判。这也意味着,我国法学在建构自身知识论时,不能放任和虚置对哲学诠释学知识洞见的体察和省思。基于这种意识,作者在开篇即敏锐地提出:我们能否通过“科学方法”完成对法律的认知,建构一套“科学的法学理论”还值得怀疑(第1页,下文引用本书时,将在引文后标注页码或章节)。这正是诠释学的观念、立场和方法得以进入法学研究的原因所在。然而,这也是在一个“没有根基的法理学”(波斯纳语)的国度建构法学知识论的难题所在。[5]这不仅是因为中国学者在引入西方法学理论时,往往将其解说为一种真理或普适性的命题。这就使得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纯粹理性”的学说。更重要的是,因为往往以“科学”面目出现的实证哲学和强调反思的诠释学在中国的特殊境遇。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我国发生了一场有名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这次论战也是中国科学主义形成的标志。“此时,科学已经超出了实证研究的范围,成为价值和信仰的基础。”[6]科学方法被作为寻求真理知识的惟一的方法来接受和宣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证哲学在中国的历史已经终结,然而,“科学”一词却逐渐被滥化、庸俗化乃至被意识形态化。到后来,“尽管实证主义哲学对我国近20年来的哲学研究和思想文化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来,这种哲学似乎在逐渐失去它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整个思想界,实证的哲学精神似乎正在被形而上学的思辨和对道德情感的关注所取代:人们不再强调用科学的经验的方法判断理论命题的合理性和真理性,而是更愿意用现象学或解释学的方法模糊对这些命题的客观评价,以免招致绝对主义或‘科学霸权主义’的批评。”[7]此时,哲学界讨论更多的是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加达默尔和利科的解释学。“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各种学科都运用了西方解释学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说在中国也和西方一样有一种‘解释思潮’。”[8]实际上,法治进程中的中国法学同样正在经历和面临着这样的知识转向:不再有那种纯粹的法哲学,而是法学家大量地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汲取思想灵感来研究和阐释法律及其现象。尤其是,20世纪“解释的转折”和“语言的转向”深深地影响和型塑着法哲学研究的理论话语和研究范式。《追问》正是在这种哲学知识背景下的一种法哲学建构。
  更准确地说,一如本书的副标题,本书研究的是“诠释学视野中的法哲学”。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全书通用了“诠释”而非“解释”的表述。看似一个表达习惯的问题,实有作者深意焉。按照成中英的看法,[9]诠,就字面来讲,包含着解释,但又不只是解释,而是能够产生深度的了解或理解。这种深度的理解又不但涉及外在的世界,也涉及自我的一种认识。诠,言之全也。说话要说得很完全,表达得很清楚,就叫诠。诠是通过对语言文字的应用来达到一种融合的了解或理解。实际上诠释包含着解释,解释是诠释的一种方式。而不应该用解释代替诠释。这种说法颇有一些道理。跟这一哲学韵味浓厚的表述一致,《追问》所研究的视域极为开阔。在法律作为“符号”的理论预设下,作者要展示的“诠释学视域的法律意义”并非那种法律教义学上的狭义的文本的意蕴,而是“一个在人类之间及其与对象交往关系中的意义”(第56页)。从研究方法而言,全书始终以“诠释”为主题线索。这从各章标题就可以看出:前两章分别探讨了诠释学法学的概念及对象。其后各章分别研讨了作者和读者、理解和解释、语言与文字、差异与整合、主观与客观、方法与真理。实际上,此前曾有学者采取类似的研究进路。如庞德的《法律史解释》,通过伦理和宗教解释、政治解释、生物学和人种学解释以及经济解释对历史法学派进行了批判。由此倡导一种“社会工程解释”。我国学者梁治平也曾采用过“法律的文化解释”,还有苏力主张的“语境论”。[10]凡此种种固然都包含了理解和解释的研究路径,都需要在社会、历史、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博大精深的知识。但是,《追问》与上述研究方法又不尽相同。庞德的解释(interpretation)毋宁是总结了从古到今各家法学流派的工作,并且从他全面把握历史和理论的立场对各派法学的利弊得失进行了评价。而《追问》则既然立足于本体论诠释学,它的“诠释”已经摆脱了方法论的局限,而是站在存在的高度,从存在的意义出发来审视一切。当然,梁治平的“文化解释”和苏力的“语境论”均承认与哲学诠释学和法律社会学具有一致之处。不过,梁治平的“文化解释”是“旨在揭示不同人群独特经验的历史解释方法”。[11]而苏力的“语境论”坚持“以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中心关注,力求语境化地(设身处地地)理解任何一种相对长期存在的法律制度、规则的历史和合理性”。相比之下,《追问》的立意更加高远,视域更加开阔。不过,这也加大了其理论论辩与说服的难度。比如如何避免大词式的理论空谈,如何具体运用各种法学方法等。这些均需要予以认真对待。为此,作者应用了古今中外大量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法学等方面的知识资源,以“诠释法律”为主线,力图构建一套诠释学法学知识。这种理论“在当下中国法学研究语境中开辟了何种重要的研究路径,展现了何种重要的学术意义,以及其所具有的法学知识增长点究竟在哪里”。[12]本文将从如下几个方面予以研讨和评论。
  二、法律的意义世界
  西方哲学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意义深远的转向:一次是认识论的转向;一次是语言的转向。第一次转向使哲学的基础从本体论和形而上学转为认识论,从研究超验的存在物转向研究认识的主体和客体的关系;而第二次转向将对客体的研究变成了对主体间的交流和传达问题的把握,把对主体研究从心理学领域转到了语言的领域。哈贝马斯将现代思想的主题确定为“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的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克服。”[13]时代哲学的重大转变也表现在人们对知识论的研究上。知识论实际上有两个方面:一是知识是什么;二是回答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可能。传统知识论侧重探讨第二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知识的可能性问题占据了知识论的中心地位,甚或被认为就是知识论的全部领域。在哲学第二次转向中,哲学家们开始以语言分析为主要方法重新厘定知识论的研究范式和意义。在维也纳学派石里克看来,意义问题构成了转向后哲学的中心,“我们现在认识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这一点积极表现了当代的伟大转变的特征: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14]
  在法律领域,法学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可能的问题大体上基于近代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念和思维模式。具体言之,“其一,法律规范或者孕育法律规范的社会与自然事实是大体确定的……其二,法律规范或者孕育它的事实所表达的意义是客观的和明晰的……其三,法律规范或者孕育它的事实是相对稳定的,这种稳定性给人们观察和认知提供了方便条件……最后,法律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第5、6页)。建立于科学方法论上的法律意义世界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客观性、封闭性和中立性等特征。近代以来,法官的信仰和理念即奠基于这种“坚固的”哲学观念上。不过,这种理论的致命缺陷在于:其在法学认识论与方法论、法学本体论严重背离和“精神分裂”。“倘不从包括本体论在内的整个法学理论来重新检讨法律推理问题,而一味地希望科学方法论能够支撑起法学的学术品格,那么,法学家无论表现得如何殚精竭虑,或许都不过是在追求海市蜃楼式的幻觉。”[15]在此背景下,将法学知识是否以及如何可能的认识论问题重新置于“法律知识是什么”的本体论的框架中进行检讨,对于我们重新确定和建构法学的学术性质和知识品格甚有助益。在《追问》中,作者即深刻地洞见到,在传统的神学和(尤其是)科学之法哲学研究路径外,法学的诠释学转向“拓展了另一片新天地,开出了另一个新领域”(第10页)。然而,诠释学何以能够从诸多哲思中脱颖而出,一枝独秀,担负起重构这门有几千年历史的法学的知识品格?在作者看来,“诠释学只是在海德格尔,特别是加达默尔以来,才真正成为科学之弊的替代品,成为科学观念和方法之外的另一种观察、理解和解释世界(特别是人文一社会世界)的方式”(第11页)。其实,诠释学之研究旨趣与方法天然地跟法学这门探讨“正义之知”的规范学科相契合。尤其自海德格尔以来的本体论转向后的诠释学对于法学知识论的本体构建,更具有理论说服力。作者在书中即深刻地阐发了这一点。
  在这种哲学语境下,作者此前曾经研讨过“解释法律”和“法律解释”的联系和区别。[16]《追问》的基本立场即建立在上述区分的基础上。在作者看来,“解释法律”乃是一更具有哲思韵味的概念。具体而言,它是由法学家为主所从事的对古今中外一切法律及其现象,运用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的乃至自然科学的方法去对法律所进行的“意义探究”。显然,这是一种不同于法律解释的学理行为。然而,其中“古今中外一切法律”一语毕竟乃一宽泛、直白的表述。因此,《追问》一开始,作者即把法律抽象作“符号”。其实,把法律当作符号,并非作者的理论创新。[17]作者的贡献毋宁在于,在“人是符号的动物”的理论观下,凸显出法律之在人类及其与对象交往关系中的实践理性品格。而符号本身不但具有解决问题的功能,而且秉有传达意义的性质。“法律是被创造出来的,而且,它是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不同的人群根据不同的想法创造出来的。人在制造他的法律时,命定地在其中贯注了他的想像、信仰、好恶、情感和偏见。”[18]因此,在作者看来,理解和解释法律,就是要透视人类之间及其与对象之间的交往行动。由此,便显示了法律符号的本体存在意义(第56页)。基于这种洞见,一如本体论诠释学站在存在的高度上去审视和诠释一切,作者以为,事实和规范就构成了诠释学法学所要研究的基本对象。而且,规范性的法律文本并不仅仅限于书面的文字形式,而且还包括语言和行动等方式(第二章第二节)。相应地,在考察“诠释法律的工具及其效力”时(第五章),作者不仅讨论了语言和文字,而且论及修辞、语法等其他诠释工具。从这一个方面即彰显出,法律的意义世界呈现为一种动态的、全面的特征。
  其实,“在西方哲学史上,ontology主要是一种静态的存在,直到怀特海才为它加上一个process(过程),因而我们说的‘本体’是动态的、全面的、开放的,是与主体联在一起的,包含一切的,而不是排斥主体的,是个真实的存在。本体实际上是诠释的起点,也是理解的对象。” [19]在这里,既然本体与主体是联系在一起的,在法律领域,本体论转向后的法律解释亦“不再是一种特殊的、实践中使用的技艺。而是一种普遍的、一般性的理解法律方法,它不仅适用于司法界的法官和律师,而且适用于立法者、法学家和一般大众。[20]更准确地说,这里所谈的是“诠释法律”而非“法律诠释”的主体扩展到“寻常百姓家”。基于诠释学法学立场,《追问》即从不同的诠释主体和诠释视角去揭示多样的法律意义世界。具体包括作者(立法者)、读者(民众、法律家、法学家等)。如果说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基于主体客体二分的图式呈现为解释主体深受客体宰制与压抑的格局。那么,在当代哲学诠释学知识背景下,作者将诠释法律主体从那种格局下解放出来,从诠释主体的“失踪”到“找回自我”。在作者看来,立法者的阅读秩序为:“发现公理和法律的秩序”(第227页)。并且在人类历史上,“从独断的立法者到代议的立法者再到全民的立法者,本质上是从独白的立法者到对白的立法者再到独白与对白互动的立法者的发展历程。”(第190、191页)。在法律解释上,传统上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法律家或法学家(精英)对法律的诠释。作者则把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通过行动对法律进行的阅读和理解同样纳入到研究的范围。因为行动本身“就是人类的理解方式,就是人类与世界的关系沟通机制。人们通过行动理解和解释”(第203页)。
  其实,法律解释中大众话语和精英话语的对立和紧张显示了现代性法律知识所预设的民主和法治、合法与正当之间的紧密关系出现了较难克服的内在危机。当法律现代性日益深人中国语境时,中国的法律解释同样必须面对这一潜在的尴尬,“出路也许就在于有限制地释放大众话语,在其与精英话语之间,建构一个可以相互理解的和相互对话的有益渠道。” [21]因此,诠释法律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不再是主动与被动的决定关系,而是一种互动的谈话关系。
  一如前文,既然法律的文本世界不是封闭而是开放的,诠释工具是多元的,诠释主体也扩展到一般大众。显然,这样的法律意义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意蕴充实的。因此,诠释法律就表现为在方法、目的、效力和结果等方面的多样性(第六章第一节)。不过,换个角度看,也可以说,法律的意义世界是个不确定的、人言人殊的主观世界。因此,诠释法律的多样性固然不失具有诸多价值合理性(第444、445页),但是它不应该这样永无休止地推展下去。否则将陷入像后现代法学那样的极端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渊薮。于是,诠释法律的整合就显得尤为重要(第六章第三节)。唯如此,法律的意义世界才不至于扑朔迷离、捉摸不定。当今西方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法律论证理论,实际上即整合法律意义多样性而拓展出的新的法学方法论领域。作者曾对和该理论相关甚密的“商谈理论”予以关注,这大概是作者立基于其本体意义的诠释法律之立场所致吧。
  总之,如上对法律的意义世界从诠释对象、工具、主体和结果诸方面的分析表明:随着近年来本体论转向后的诠释学理论和语言哲学大规模地进入传统的法律解释理论,法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和话语被深刻地改变了。其中最重要者,恐怕是解释由最初作为一种简单的方法或技艺,至此上升到法概念的本体地位,即“诠释学的法律本体论”(hermerneutische rechts-ontologie)。此时,“规范科学—伦理学、规范理论、法学—的对象决非实体,而是关系(verha丨tnisse)、关联(relationen)。”“法的概念不应通过概念性的是—否思维(Ja-Nein一Denken),而应通过类型学的多—少思维(Mehr-Minder-Denken)来理解。”[22]综观当代西方法哲学,可以发现一股建构性法本体论正在涌动,无论是“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哈特),“作为整体性和诠释性的法”(德沃金)、“制度性事实”(麦考密克)、“作为当为与存在的对应”(考夫曼)、“事实与效力之间”(哈贝马斯),还是“在敞开的体系中论证”(阿列克西),均不过是在不同知识谱系和话语空间下带有某种一致趋向的法概念的理论建构。如我们通常熟知的德沃金的理论。经过一种向内在参与者的视角转换,德氏以为法律是一种诠释性概念,“法律的帝国并非由疆界、权力和程序界定,而是由态度界定。” [23]在这种充满豪情的叙说背后,是一种颇为典型的法律观。这跟此前德国考夫曼的看法如出一辙。考氏认为法乃“当为与存在的对应”。这是一种在规范与事实之间“目光往返来回”的“不断交互作用”的过程,是一种“辩证的关系”。[24]而近年来这种诠释本体论的法律观似乎颇为盛行。如魏因贝格尔认为,[25]“法律是什么”不仅取决于将法律文本的效力界定为法律渊源的拘束力,而且决定于在交流过程中如何对待规范性文本的方式。因此,这就不仅是个确定规范文本N的效力问题。而且是一个如何确定N的意思的问题。换言之,法律实际上效力如何,法律的拘束力取决于对文字的最广泛意义的解释。而Aarnio的探讨并不依循这些立场,[26]他是从当今美国哲学家John Searle关于“社会和制度性实在”的哲学人手,[27]并且试图将“本体论语言游戏”(ontological language-game)阐发到法律当中。从这种立场出发,任何解释都是主张某规范具有法律上效力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当然,这种言语行为并非任意,而是受某种逻辑和程序的限制。因此,经由这种诠释学的法律本体论,进而推展及对法律论证理论的研究。这样,通过诠释与论证,从而把法律意义世界的法的实效、内容及形式诸面相的合理成分统摄起来,在新的理论界面上重新处理事实与规范的难题。
  实际上,《追问》引入了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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