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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论法治社会理想的重构
【副标题】 从自由资本主义困境的突破说开去
【英文标题】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deal Society of Ruling by Law
【英文副标题】 Facts of the breakthrough of non—monopoly capitalist dilemma
【作者】 吉玉泉【作者单位】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发展困境;法治社会;全能政府;人本主义;国家利益本位
【英文关键词】 dilemma of development;society of ruling by law;all—round government;humanism;state benefit noumen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4)03—0016—0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3
【页码】 16
【摘要】

对法治社会理想的分析是置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期即19世纪中叶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主流社会发展进路中面临的困境及对困境的突破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法治社会理想的出现和实践进路是社会矛盾的历史冲突中现实的选择。中国法治社会理想的建构和实践同样不能背离中国的国情和历史,而亟需解决的问题则是国家和法价值观念的重构。

【英文摘要】

The analysis of the ideal society of ruling by law is carried ou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dilemma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pitalist main stream and it’s breakthrough during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the capitalist development,that is from the mid 19th century to the two world wars.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arise and practice of ideal society of ruling by law in the capitalist main stream is the realistic choice of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China’s construction of the ideal society of ruling by law should not deviate from the conditions of the country or it’s history,either.The urgent problem to be,solved is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ideas of nation and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305    
  
  

近几年来,学术理论界关于法治社会的理论探讨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不断深化、细化的局面,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法治国家理论构架、法治政府的不同模式的比较分析以及中国法治进路中的问题及未来模式的研究。可以说,这些研究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澄清了许多模糊的观念,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建构在理论的应然性角度的基础上而展开的。笔者对法治社会的研究是建构在其历史选择的必然性基础上,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大转型期即19世纪中叶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主流社会发展进路中面临的困境及对困境的突破的大背景[1]视角展开分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主流社会的法治社会理想的出现和实践进路是社会矛盾的历史冲突[2]中现实的选择。中国法治社会理想的建构和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是国家和法价值观念的重构。

一、问题的提出——资本困境中的社会发展进路的实然分析

本文所指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困境是指在19世纪的中叶至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资本主义世界发展中面临的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无政府主义、市场失灵现象以及资本主义世界从文艺复兴运动遗留的人文主义的文化遗产遭到践踏的处境。笔者的理论分析是置于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的成因可以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段中去寻找。整个西方社会从近代到当代的发展轨迹,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展开,无不与其有着紧密的关联。

(一)经济发展困境

在经历了16、17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后,欧洲社会的各主要国家中基本上是实现了私权对国家的胜利。确立了私权神圣的观念,宪政体制下的政府[3]公权的行使和人民私权的范域有着明确的界限,对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干预被局限在“守夜人”的角色。在19世纪,西方国家大多实行自由放任政策,信奉“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的理念。那个时候,“除了邮局和警察以外,一名具有守法意识的英国人几乎可能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存在而度过他的一生”。这种说法也许有点夸张,但那时国家行政职能普遍很少却确实是事实,通常仅限于国防、外交、社会治安、税收和邮政寥寥数项[4]。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活动是自由的,而且,这种自由是遵从完全意思自治的意志自由。主体的经济行为由市场这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法治政府的初始目标是实现限权政府,防止人民的权利为政府专权所侵害,但是,私权的至上性却造成了由于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造成了市场秩序的混乱。“市场是无心的,没有头脑的,它不会思考,不顾忌什么”。由于盲目的市场无视社会整体的发展需要,也不可能对市场行为加以规范引导,这使得个体在利益的驱使下,任意投资,无序竞争,破坏了市场正常运作的秩序,造成了资源浪费,效益低下。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理论受到了现实的挑战。

市场调整的局部性、有限性,使得市场难以从全局着手,促进社会经济生活稳健、高效发展。市场存在着调整的盲区。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依靠价格的变动来调节资源的流动,以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由于公共产品(public goods)消费的共享性割断了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因而市场经济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领域无能为力。市场机制的外部性问题是市场自身难以解决的。外部性广泛地存在于生产和消费领域,影响着社会的整体利益。

市场主体的近利性使代际发展难以实现。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经济、科技、人口等各社会因素协调发展的系统体,以实现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为其目标。而市场的盲目性、近利性使市场主体掠夺性开采资源、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惜破坏环境,使社会环境遭到破坏,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观念困境

经济上的困境,同样地冲击着人们的社会价值观念。自由市场经济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发展到了顶峰,这种严重无序化经济运行模式也对资产阶级自16、17世纪确立的人文价值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具体地说,自由市场经济对资产阶级观念的冲击主要地体现为:

形式上的平等导致实质上的不平等。经济民主奉行“丛林法则”。个人主义、自由竞争使“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优胜劣汰机制使平等成为空的口号,弱者根本无能力取得竞争机会,分配的不平等更加剧了这种状况。形式上的平等使处于弱者地位的消费者、处于劣势地位的中小企业者在实质上被剥夺了平等权,私权自治所奉行的“意思自治”不可能对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加以规制。  权利本位,私法自治造成了对人权的威胁、对社会利益的危害。法律赋予经济活动的个体自主决策、自由行动的广泛权利,使经济上的强者对经济上的弱者随意支配,对其民主权利任意剥夺,对竞争中的失败者弃之不顾。绝对的权利本位造成对权利的践踏,绝对的意思自治造成了对独立人格的凌辱。个体本位的自私性无视社会利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对峙、个人利益与社会的冲突,弱势的政府对此无能为力。

(三)政府定位的两难选择与困境的突破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鉴于市场存在着上述缺陷,市场自身无法自我解决,因而市场内在地需要外力介入来维护、保障自身的发展,经济民主内在地需要经济集中的介入。客观地分析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的这一困难,市场需借助的外力和经济集中,可以通过这样的两条途径来实现。

其一是通过强化政府管制、政府干预社会的方式解决市场失灵和私权不均衡共享现象,需要立法实现政府公权在私权的经济行为领域的扩张并且实现在私权领域的限权;其二是通过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途径,实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对经济活动的计划管理,避免市场失灵。这两条途径在理论上都具备了解决资本困境的合理性[5]。

资本主义世界走的是一条由弱势政府到有限政府的道路,实现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干预,实行社会防卫主义,限制私权,放弃私权神圣的观念。在经济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强调政府的作用[6]。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公权力的扩张、行政法权的逐渐膨胀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流趋势。西方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机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政府开始对经济活动进行了有效的干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对社会生活的干预是借助于法治的路径实现的。以美国为例:自从两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实现了从自由经济到政府干预经济的变化,经济发展的总量、规模和深度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为了防止市场经济的无序状态,政府(而不是国家)通过立法为市场经济活动建章立制,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与此同时,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的价值理想非但没有弱化,反而得到了现实的强化。

资本主义的历史进路给我们带来了两点启示:其一是政府法权应如何定位,由弱势政府模式转向限权政府模式,将政府的管理权限(权力)和市场活动主体的权利通过法律明确地加以定位,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干预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制,就会变成政府专制。其二是价值取向,一般而论,法律规制经济的价值取向即追求目标有三:一是国家利益本位;二是私权本位;三是社会利益本位。从社会发展历史进程看,可以说,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一直存在,在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的政府干预一直是表现为国家利益本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现了对封建专制的反动和背叛,确立了私权本位并一直延续了整个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希特勒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实践,加上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地放弃了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资本主义的共和国的普遍建立,共和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利益本位成为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价值取向。

二、马克思的理论预设与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困惑

马克思的理论预设是,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实现公有制解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马克思在批判私有制时,看到了私有制本身所引发的私有者个体利己主义对大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化生产的不利影响,设想在将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条件下,社会个体的利己主义被整个社会的集体主义所代替。

另外,马克思在分析生产资料如何实现社会占有的途径问题上,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发现产业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之间对立的经济根源,进而得出结论,产业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它将承担起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的角色。经由“剥夺剥夺者”的社会革命途径,实现其未来社会的理想。

马克思预设的未来社会图画,是相对模糊的。对公有制的实现方式,马克思没有,事实上也不可能进行具体的描绘。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的实现机制是建立在社会财富充分涌流、消除社会分工、没有阶级和国家、没有商品和货币,人们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道德觉悟基础上的。

针对当时私权的不均衡共享现象应如何解决的问题,在社会人文价值理念和政治运行机制的安排上,马克思没有进行较为系统、详尽的预设。马克思从一般的经济因素决定理论出发,认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1},资本社会陷入的困境既然是由于私有制的最高和最后的发展所带来的,那么,它们也终将随着社会财富的公共占有的实现而得到最终的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也必将随着资本异化现象的消除而消失。至于未来社会的政治上的安排,马克思未曾对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国家政体预先进行理论上的安排,只是认为建立的政权是实行工人阶级专政,在经过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之后,人类社会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对于这种工人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从产业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的情况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看到的巴黎公社革命是一次革命实践的尝试,革命后建立的政权是实行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的政体形式,虽然马克思从来没有提起在无产阶级革命后建立的政权形式一定采取议行合一政体,但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实践的态度上分析,他们是赞同的。然而,议行合一政体作为一种与以往政府体制完全不同的政体形式,其建构的价值理念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后要建立的政权是一个集决定和执行于一身的机构,其之所以无须采用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与制衡政体[7],一方面,三权分立政体是建构在承认每一个人都是存在着利己动机的个体的人性缺陷,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专制”,只有权力的分立和制衡才能防止和消弭政府的专权对人民权利的侵害的基础上的。另一方面,是由于无产阶级是一个有着远大前途和远大理想的阶级,是人类历史上的迄今为止最为先进的阶级,它承担着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因此由这个阶级组织的政权能够当然地避免资产阶级政体的缺陷[8]。

马克思的“两个必然”[9]学说是建构在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革命成为解脱资本发展困境的前提上的,是在历史唯物论的语境中展开的应然性分析。所以,在列宁及其后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两个必然”规律的认识,都是按照马克思最初所设计的思路来理解和认识的,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帝国主义时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政府就当然地采用了全能政府的模式。列宁曾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2}

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所设计的道路走向灭亡,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相反,如上所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恰恰走的是通过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道路。因此,在列宁主义的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未发生,相反都发生在马克思认为不典型的资本主义即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晚年虽然也看到了一些资本主义社会所采取的这些措施,但他们仍然坚持认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即总的资本家,不得不承担起对整个社会生产的领导”。恩格斯在其晚年进一步指出,即使如此,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要依赖于生产者和劳动资料之间的直接结合[10]。

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情况看,通过社会革命、“剥夺剥夺者”实现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的实现机制是通过国家政权的行政代理的方式实现的。高度集权的政府,不仅集中地管理着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秩序,而且还集中地管理着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政府计划体制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生产的有计划发展,不能保证社会生产过程通过人为的计划方式实现经济的有序和高效运行。事实上,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这种共有体制的设计,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消除人类的利己动机。而且,正是公有制下的计划、集权体制本身也带来了社会个体的人本身个人劳动与收益之间的脱节,导致经济运行中的搭便车现象。从而,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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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5.305.

{2}列宁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60.623.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95.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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