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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中国刑事侦查法制革新之构想
【英文标题】 The Conception of Renovating Chines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aw System
【作者】 张步文【作者单位】 重庆邮电学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侦查;法制;法治化
【英文关键词】 criminal investigation;system;legalizati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04)02—0010—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2
【页码】 10
【摘要】

侦查法制应当法治化。我国现行侦查法制在价值定位、模式设定、法律规范结构诸方面,既有合理因素,也存在不少偏颇,使得侦查法制的法治化程度不高,文明水准不够,人权侵犯严重,侦查侵权责任无从追究。中国侦查法制,需要以先进的侦查文化和思想观念为指导,以科学的侦查制度和文明的侦查行为为基本目标,实现“五并重,五抑制”。在中国宪政层面,重构侦查权;在诉讼法层面,重新设定侦查规范的内容和结构,提升侦查法制的文明水准,重塑侦查模式,实现侦查政策、法制有序化,建立统一的侦查法治。

【英文摘要】

Chinese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ystem should be more legalized,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defects in the present investigation system.Many aspects of the system,for example,the value orientation.the mode of investigation,the structure of the rules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 law.and so on,have some reasonable elements and vet some unreasonable factors Thus factors have showed,in the system,thc lack of the spirit of rule of law.the shortage of the modern criminal investigation civilization,the serious problem of infringing upon human—rights.and no state or investigators’responsibility’to the victims of thc system.China needs to reconstruct its criminal investigation system guided by advanced investigation culture and idea to renew the mode of the system,to upgrade the level of civilization of criminal investigation,to renovate the investigation power,and realize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syste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353    
  
  

侦查法治建设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方面。我国现行刑事侦查法律制度,已经发挥了巨大历史功能,同时也完成了它的使命,它需要革新,而未来侦查法律制度的建构,还有待探索。

一、现行侦查法制的特征分析

现行侦查法制值得深思,需要进行建设性批判。

(一)关于价值定位和侦查模式

我国刑事侦查法制以安全、秩序、工具为基本的价值定位,过度追求客观真实和实质正义。

中国历来重视国泰民安,升平治世是历代统治者的理想,处理好狱讼是其中重要一环。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国家的稳定、发展和长治久安。“治安”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一直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侦查被直接定位于为“治安”服务。刑事侦查工作就是揭露、证实、打击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的专门工作。虽然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刑事政策基本坚持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的诉讼目的观,“但整体上来看,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对于这两方面的任务并没有给予同等的重视,‘打击敌人、惩罚犯罪’历来都是我国刑事诉讼的首要任务和主要目的。”{1}这种刑事侦查所奉行的理念和行为方式是:破案就是头等大事,谁能破案谁是英雄,“对坏人打几下算什么”,“关键看你会不会打”{2}。

为适应安全、秩序至上的工具主义侦查现,我们建立了一整套相匹配的侦查法制和行为模式。总结它的特征,就是政治、政策至上,斗争、打击、惩罚是长期的主题,警察权力、侦查效率优先,侦查脱离司法抑制,甚至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二)关于侦查法律的规范结构

中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和1979年刑事诉讼法的侦查规范结构,并没有重大差异。将“被告人”分立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两类不同对象,取消收容审查,允许律师介入侦查,规定“半截子”无罪推定原则,并不表明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设定的侦查程序作了实质改变,相反律师辩护权“进一步退两步”。

第一,侦查不受司法权力和辩护权利的制约,相反,实行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制度,视公检法为一体化的“政法机关”,检察权、司法审查权与辩护权制约侦查的机制不完善。

第二,侦查是除自诉案件以外的刑事案件的前提和基础,是提起公诉的必备条件,除检察机关自侦案件之外,检察机关的公诉活动深深依赖公安机关的侦查结果,但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无指导、指挥权,侦查与公诉衔接松散。

第三,侦查法条的逻辑安排体现出了“四重四轻”,即由于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义务,否认沉默权,并把讯问置于侦查法条和侦查步骤之首,显示出:重讯问、重口供,轻调查、轻实物、文书等客观证据;重侦查权力,轻被侦查人的权利;重侦查效率及其所需的广泛自由裁量权,轻司法审查和辩护权制约。

第四,法律把强制措施规定为侦查的基本内涵,侦查与强制措施天然结合。

第五,对非法侦查活动的制裁,即违法侦查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法责任和证据制裁等,虽然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有所规定,但不完善,并且难以实施。

第六,侦查程序法的规定过分粗疏,留给侦查部门过多解释空间,以至于侦查机关借机自行越权解释,解释出的条文竟然比法律本身的侦查条文多出许多倍。此外,一些无权机关对刑事诉讼法也作出了诸多解释,其中包含了侦查规范。

简单地说,就是侦查法制的法治化程度不高,文明水准不够,人权侵犯严重,责任无从追究。

二、侦查法制“法治化”的观念形态

将来的中国侦查法制,应当以先进的侦查文化和思想观念为指导,以科学的侦查制度和文明的侦查行为为基本目标,逐步实现侦查法治化。

(一)侦查文化和观念的核心

我认为,我国未来的侦查文化和思想观念,应该是“五并重,五抑制”。

第一,国家侦查权力与公民宪法权利和基本人权、自由应当并重,在发生冲突时,只要不明显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秩序、稳定,首先应当抑制侦查权力。

第二,发现真实与尊重程序应当并重,当发现真实的需要与程序价值冲突时,在中国这种具有重实体轻程序的悠久传统的背景下,应当合理抑制发现真实的强大内驱力。

第三,侦查权力的自主性、裁量性和对侦查权力的制衡同时并重,侦查任务、目的、效率在司法审查权和辩护权面前,应当自觉地保持抑制。

第四,侦查法制立足于国情、传统与借鉴国外先进侦查法治文明、适应侦查法治的世界趋势,应当并重,学习法治发达国家侦查法制建设的经验,尊重普遍适用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对以“国情不同”为由拒斥国外先进侦查制度和文化的行为,应当抑制。

第五,刑事侦查揭露、打击、惩罚犯罪的功能和目的,与全面切实保护无辜、充分尊重和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的一切合法权利的功能和目的,应当并重,在发生冲突时,只要不严重损害公共利益,揭露、斗争、打击、惩罚的功能和目的应当被严格抑制,即使需要抑制犯罪嫌疑人权利,也必须严格限制在合理范围内,不得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和诉讼权利。

(二)重塑侦查模式

第一,在中国宪政层面,重构侦查权。

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理顺执政党的领导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检察权、宪法公民权与刑事侦查权的宪法性关系;二是,将部分现行合理的刑事政策上升为宪法规范和宪政制度,并同宪法原有的与侦查相关的规范相互协调,在宪法中,重新构筑刑事侦查制度,以实现侦查制度的现代转型,突出侦查权力的法治特征和人权保障功能。我们赞同一些学者的观点,可以考虑将无罪推定、罪刑法定、罪责自负、正当程序、反对自我归罪(沉默权)、禁止双重危险上升为宪法规定,它们同不受非法逮捕、拘禁,人身、通信自由,住宅不受侵犯和被告人的辩护权等一起,构成对侦查权的限制,对被指控人的人权保护。

第二,在诉讼法层面,重构侦查权和重塑侦查模式。

应当再行全面修订刑事诉讼法或者重新制定中国刑事诉讼法典,更改现行侦查法律规范。(1)使侦查机关、侦查人员从“权责自定”的状态过渡到“权责法定”状态,从接受党和行政机关的法外指挥的状态过渡到接受公诉制约、司法审查、辩护权制衡的正当形态。(2)赋予侦查主体“充分但有限,高效而规范”的侦查权。只有公开权力,没有法外秘密权力(当然有依法采取秘密侦查措施的公开权力);确认侦查启动权与变更、终止权,以及其他为侦查所需的程序权与实体权、刚性权与柔性权(紧急处置、自由裁量)等,赋予侦查制度和行为以某种司法性,明确废除行政审批权和其他法外控制权,变“超级侦查权”为“侦查法权”。(3)通过修改或重订诉讼法、修改国家赔偿法等途径,改变目前刑事赔偿范围狭窄、获赔艰难的状况,扩大侦查侵权赔偿范围和力度,完善刑事侦查侵权赔偿程序。(4)较大程度分离刑事侦查权与刑事强制权,严格规范强制措施的类型、幅度、实施程序、事前或事后司法审查、救济机制,明确警察在侦查中的有限强制措施权,以及负有依法侦查、维护人权、接受质证的义务。(5)大幅度调整涉及侦查措施、手段、行为的法律规范的内在逻辑结构,讯问嫌疑人、被告人应服从于沉默权、无罪推定、正当程序的制度要求,使侦查行为方式从“由供到证”转向“由证到供”;禁止一切法外措施,禁止滥施法定侦查措施,反对“手段唯我所用”,从而,改变侦查权与承受侦查的义务之间的极不平衡,为侦查权注入现代理性和人道精神。

由此,我们还需要对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警察法律师法刑法监狱法国家赔偿法看守所条例等等法律法规,重新进行理论审视,并且要尽最大可能对这些法律尽早作出系统修订。

三、侦查法治化的总体设想

(一)实现侦查政策、法制有序化,建立统一的侦查法治

现实情况是:法律要求侦查活动遵守诉讼法和其他法律,可是“严打”、“专项斗争”等政策容许甚至要求侦查主体于法律之外“从重从快”;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行使侦查权,而党纪政纪却赋予纪检、监察部门实际上的侦查权乃至强制措施权,国务院还赋予海关部门侦查领导权;侦查法律规范本属基本法规范,有权制定和解释的主体是最高立法机关、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可现在是,除这些有权主体外,中央军委、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海关总署、全国人大常委法工委、国土资源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局、国家林业局、国家环保总局、解放军总政治部保卫部、国家计委,以及一些地方人大机关,都纷纷对某些涉及侦查的事项作出自己的规定或者解释,更有甚者,干脆对整个诉讼法进行解释,刑事诉讼法卡在了奇怪的地方的许多重要规定被虚置。诸如此类,严重破坏了侦查政策、法制的有序和统一。

必须统一侦查政策、法治。侦查权力统一行使,是首要环节,侦查权应当完全由法定刑事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行使,任何其他行政机关、各级党组织、各种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直接或者变相行使侦查权。同时需要强调,侦查法治应当高于刑事政策,政策应当融汇于侦查法律规范的发展和灵活解释中。禁止无权机关制定和解释侦查规范,废止已经做出的无权解释。侦查权、侦查机关、侦查程序必须法定化,以维护侦查法治的统一、权威。

(二)重新设定侦查规范的内容和结构,提升侦查法制的文明水准

首先,重新确定侦查法制的逻辑起点和终点。

我国现实侦查法制的逻辑起点和终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1)在价值追求和维护上,侦查法制以控制、打击、惩罚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秩序、稳定为起点和终点,斗争第一,人权保护其次。(2)在侦查权力上,起点是法律授予权力,终点是自由裁量。(3)在侦查主体安排上,以公安机关为起点,检察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监狱殿后。(4)在侦查行为方面,以专门调查和强制行为作为起点,以交付审查起诉为终点。(5)在侦查步骤的法条安排上,以讯问为开端,通缉为终点。这种侦查法制,缺乏民主和科学性,侦查文明的水准偏低。

我认为,中国未来侦查法制的逻辑结构,应当是:(1)在价值、功能、目的层面,其逻辑起点和终点都应当是权力与权利统一,斗争与保护统一,控制、打击、惩罚犯罪、维护社会安全、秩序和稳定,同尊重、保障、扶持个人的尊严、自由、权利,相互协调一致,制约权力,遏止过度斗争,实现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融会。(2)就侦查权力而论,起点是法律授权,终点则应当是检察、司法控权和辩护权对侦查权的自始至终的牵制,不允许以自由裁量为侦查权的逻辑终点,从而构建一个有限侦查权,即侦查主体决定发动和结束侦查,使用侦查手段、程序,都只能根据法律的明确规定或者由法官依法作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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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徐静村.刑事诉讼法学·上(M).法律出版社,1999.63.

{2}催敏.再论遏制刑讯逼供(A).陈光巾.沉默权问题研究——兼论如何遏制刑讯逼供(M).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2.333.

{3}(美)韦恩W.贝尼特,凯伦M.希斯.但彦铮,徐公社,李金秀,翁里,熊德米译.犯罪侦查(M).群众出版社,217,46—47.

{4}徐忠明.法学与文学之问(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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