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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乡土社会治理下人民法庭的司法功能
【作者】 高岚【作者单位】 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
【分类】 司法
【中文关键词】 法庭审判权;基层司法的悖论;基层司法改革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7
【页码】 4
【摘要】

在乡土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基层法庭的司法功能正遭遇重重困境,无论是纠纷解决还是规则之治,功能发挥都陷入了窘境。造成这一窘境的重要原因在于,以本土与现代为特征的司法二元化改革模式所带来的中国式基层司法的三重现实悖论,即政治化与司法化、精英化与大众化、被动性与能动性。在这三重现实悖论的萦绕下,中国式基层司法正面临着地方司法知识究竟是何种形态、调解与审判究竟如何定位、基层司法改革中的法官与法庭到底怎样的三方面深刻反思。在三方面深刻反思之后,中国式基层司法的改革,必须从司法功能的有效转变、调解与审判的重新定位、司法能力的有效提升三个方向来逐步推进。中国式基层司法的改革应走出传统与现代对立的二元化困境,既不能以本土化的法治资源来阻挡现代化的脚步,也不能以现代化的法治理念来否定本土化的特征,而应将两者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兼具传统与现代的复合型发展途径。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9608    
  基层司法的问题,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探讨的热点。现有的研究大多以苏力为代表的本土化理论学派为主流,强调乡土社会的内向、封闭性。与之相适应,基层司法形成了“纠纷解决”、“熟人社会”、“差序格局”、“巡回审判”等主流性词汇的传统理论派别。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乡土社会也在经历着历史的变迁,社会的结构发生巨大的变化,阶层分化日益明显,利益诉求趋向多元,传统的基层司法理论正在面临着激烈的争论。在这种激烈争论的背景下,基层审判权功能也正遭遇着尴尬的境遇。
  一、乡土变迁下人民法庭司法功能的尴尬境遇
  当前,基层审判正面临着一种深刻的现实困境:一方面主张纠纷解决,一方面又倡导规则之治。但无论是纠纷解决还是规则之治,功能发挥似乎都陷入了窘境,基层审判权的功能发挥正面临着制度性的瓶颈。
  (一)纠纷解决下规则之治的窘境
  基层法庭的法官在纷繁复杂的乡里关系中,正面临着“我是谁”的困惑。法官既是定分止争的裁判员,又是辨法析理的宣传员,还是家庭困难的帮扶者,更是社情民意的调研员。在“纠纷解决至上”的理念下,基层法官完成了各种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在感叹这种精神的同时,不禁要反思,在角色性困惑的萦绕下,规则之治还有多少力度呢?
  首先,基层法庭的法官为纠纷解决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但法律规则在乡土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往往异常微小,规则仅仅具有宣传作用,其定分止争的功能几乎没有显现。如此一来,基层司法以化解矛盾、解决纠纷为中心,落实规则常常是附带性目的。其次,规则倡导法官的理性,但基层法官办案常常体现出实质性思维倾向,在法与情理的关系上往往倾向后者。在处理纠纷时,常常先有事实判断,而后寻找法律依据,结果判断先于法律推理。规则的应用不是为了解决纠纷,而是为纠纷的解决寻找一件华丽的“外衣”。
  (二)规则之治下纠纷解决的无力
  在“纠纷解决至上”的理念支配下,乡土司法的规则之治似乎并没有发挥应用的功能。那么,在规则之治的引导下,伴随着“送法下乡”的逐步推进,纠纷的解决是否顺利如预期呢?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转型,传统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化的进程不仅快速贯穿在城市之间,而且也信步于田野之中,城市与乡村不再是隔绝的两块,农村与城市越来越具有同质性。随着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剧、区域经济联系的不断加深、科技文化资源的逐步下移,乡土人的法律意识日益增强,乡土人正越来越用诉讼来解决纠纷。此外,随着国家法治的不断推进以及“送法下乡”等基层普法活动的不断开展,国家法与民间规则正日益混杂在一块,习俗和法律交织在一起,情、理、法的冲突愈加激烈。作为曾经是农民的诉讼双方已懂得运用法律的武器,而较少顾及乡里的人情、世俗来息事宁人。面对这种矛盾,就是具有数十年经验的老法官也束手无策。
  二、乡土变迁下中国式基层司法的现实悖论
  当下,乡土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变迁之中,立足于不同的社会情境,基层司法改革呈现为本土化和现代化的两种模式。但是,这种由社会变迁所造成的司法二元化模式正日益成为中国基层司法发展方向的二难选择。以本土化和现代化的理论观点来研究基层司法的实践现状,中国式基层司法的现实悖论也就日益凸显。
  (一)悖论一:政治化VS司法化老婆觉得我剪头发浪费钱
  纵观中国司法的发展史,政治思维一直影响着基层司法改革的发展方向,注重司法的政治功能几乎成为各个阶段司法政策的导向,对政治功能的不断强化使中国基层司法蒙上了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同时,司法还具有本身的专业属性,强调中立、判断、不受干扰,注重人权的保护,恪守程序的原则,维护法律的尊严。政治化与司法化就成为乡土司法中的一个典型悖论。受此影响,基层法官在办案时,遵循的是一种治理逻辑,即尽量避免规则方面的争议,将规则争议转为事实争议,在事实层面而不是在规则层面解决问题,以结果导向取代规则导向。“当然,这种转变并非其不懂规则,他们对这些规则大多都是了解的,但他们了解的目的并不是拿来适用,而是以此作为工具来说服当事人接受自己的治理方案。”[1]正是由于承担了过多的政治职责,法官才被冠以“全能型”法官的称号。
  (二)悖论二:精英化VS大众化
  理性是法律的生命,司法精英化注重法官的理性,而这种理性还不仅仅是一般人的自然理性,它不仅包括渊博的法律知识,还包括精深的法学思维。精英化使得法官并不会完全按照常人的思维思考问题,在遵守规则的同时往往忽略了常识;司法大众化则要求对案件的常识性判断、对实质正义的追求以及对判决社会效果的维护,要求判决不得违背常识、常理、常情,甚至要求实现天理、国法和人情的内在统一。在社会转型时期,上述两者的冲突往往愈加激烈。为了追求判决的可接受性,司法的大众化往往要求审判必须符合民意的期待,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会影响审判独立。但若是严格按照精英化的要求,司法的效果又往往与民意相违背。
  (三)悖论三:被动性VS能动性
  司法被动性是司法的一个本质特性,被动性强调司法的中立、不偏不倚,注重通过严密的程序来抑制司法权的滥用;司法的能动性则强调通过不断发挥法官在事实查明、证据判断以及法律适用等方面的作用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在乡土社会深刻转型的时期,农村社会的二元化特征使得乡土司法模式必须同时兼具被动性与能动性,基层司法必须通过柔性机制来应对转型社会所带来的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必须满足乡土人的司法需求,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但这种能动性又必须以恪守严密的程序为前提,通过个案法律的适用,向乡土人传递一种规则、一种意识。
  三、乡土变迁下中国式基层司法的深刻反思
  在乡土社会的变迁下,中国式基层司法正呈现出深深的悖论,那么,在这种转型的背景下,基层司法到底应是何种形态呢?
  (一)乡土变迁下的地方性司法知识究竟是何种形态?
  今天的乡土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既不同于费孝通《乡土中国》中的理想维度,也与苏力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所描绘的情形有很大区别。随着社会的深刻转型,乡土社会的“熟人性”特征正不断陌生化,乡土人的交往正日益摆脱亲情、面子的束缚,走向以利益计算为主的价值共识,乡村的社会结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剧变,农村呈现出一种结构混乱的状态。[2]社会结构的急剧分化与重组,改变了乡土的传统价值观,形成了农村社会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见表1),[3]而其中,乡村自主解决纠纷的能力日益弱化,宗族长老、伦理秩序、人情事理、熟人面子等传统途径逐渐式微,难以自成体系独立地完成规制功能。[4]
  表1 不同阶层农民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调查表

┌──────┬──┬────┬─────┬───┬────┬──┐
  │身份    │忍了│双方协调│村委会权威│乡政府│司法途径│其他│
  ├──────┼──┼────┼─────┼───┼────┼──┤
  │农业劳动者 │  │    │√    │√  │    │  │
  ├──────┼──┼────┼─────┼───┼────┼──┤
  │农民工   │  │    │     │   │√   │  │
  ├──────┼──┼────┼─────┼───┼────┼──┤
  │个体劳动者 │  │√   │     │   │√   │  │
  ├──────┼──┼────┼─────┼───┼────┼──┤
  │知识性劳动者│  │    │     │   │√   │  │
  ├──────┼──┼────┼─────┼───┼────┼──┤
  │私营企业者 │  │√   │     │   │√   │  │
  ├──────┼──┼────┼─────┼───┼────┼──┤
  │农村管理者 │  │    │     │√  │√   │  │
  ├──────┼──┼────┼─────┼───┼────┼──┤
  │非独立劳动者│√ │    │     │   │    │  │
  └──────┴──┴────┴─────┴───┴────┴──┘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随着乡土社会的不断变迁,社会的联系纽带逐渐被打断,乡村农民已经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的粘合度逐渐减低,乡土社会正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趋势,基层司法已成为不同农民利益群体表达诉求的场所。作为基层法庭审判权的功能究竟是纠纷解决还是规则之治,对此,不同的农民阶层可能给出不同的答案。比如农民工群体(尤其是80,90后农民工),他们由于长期在外务工,对于国家的法规、政策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因而强调基层司法应在纠纷解决之外发挥更大作用;个体劳动者、非独立劳动者,则由于受传统思维的影响,认为现有的法律是为强势者订立,打官司就是打关系,故“无诉”、“息诉”思想较为普遍。由此可见,由于阶层分化,使得乡土社会呈现出一种利益多元的格局,乡土变迁下的司法知识也转变出一种复杂的状态(即夹杂着传统与现代因素)。这种复杂的状态使得乡土司法逐渐转成一种多元化的司法模式,它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并没有包打天下的良方,随着时间、地域、人群等因素变化而变化。在这其中,传统的情、理模式与现代的法律规则交织在一起,单凭一种或两者的简单组合很难解决问题。
  (二)转型社会中的调解与审判究竟如何?
  调解这个被誉为世界司法制度中独特的“东方经验”,在法制未现代化之前,就已经被倍加推崇。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基层调解依托于传统的“熟人社会”,凭借的是基层法官高尚的人格魅力。然而,随着社会的深刻变迁,人员流动的加剧、就业的多样化、社会关系的分化,农民间的异质性不断加大,调解所依托的“熟人社会”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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