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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对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罚的评析
【作者】 胡学相尹晓闻
【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华南理工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普通过失;业务过失;注意义务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7
【页码】 64
【摘要】

我国刑法规定的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处罚明显轻于普通过失犯罪,刑法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的观点。与普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相比,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除了业务者应当承担较大的注意义务之外,业务者的行为还往往因违反职业规则或制度而具有一定的违法性。从刑法分则体例安排来看,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明显大于其他类型的业务过失犯罪。但纵观刑罚分则不难发现,其他类型的业务过失犯罪除了配置与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相同的自由刑外,基本上还设置了罚金刑。如此看来,现行刑法对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法定刑规定不仅没有完全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而且设置的刑罚种类过于单一。因此,为在理论上解决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罚内容过于单一的问题,在实践中解决过失危害公共犯罪刑事责任的公平性问题,应当以普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法定自由刑为基础,适当提高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法定自由刑,同时增设实现与效益最佳比例关系的罚金刑和资格刑。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9616    
  
  我国刑法第十五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理论上将过失分为普通过失和业务过失。普通过失是指在犯罪构成要件上没有特别限制的一般过失。业务过失是指行为人基于对业务或职务上应当注意的义务的轻率或疏忽,从而发生了行为人不希望发生的社会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我国刑法分则对业务过失犯罪的法定刑设置大体相同,但与普通过失犯罪相比,刑罚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却显得偏轻。1997年刑法和陆续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业务过失犯罪法定刑轻于普通过失犯罪的情形,但这一立法精神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在刑法分则当中仍然存在诸多刑罚设置失衡的现象,其中刑法分则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最为典型。
  一、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普通过失与业务过失的差异性分析
  (一)罪状表述的差异性
  在罪状表述上,普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都使用了引证罪状,即刑法条文不直接对犯罪构成特征进行描述,而是引用刑法其他条款来对犯罪构成进行说明。例如,刑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破坏交通工具、交通设施、电力设备、燃气设备、易燃易爆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第二款规定:“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业务过失危害公共犯罪几乎都使用空白罪状,刑法条文不对犯罪构成进行描述,而只是指明该罪需要参照的其他非刑事法律、法规、规定。例如,刑法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铁路运营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这说明,从立法旨意来看,行为人只违反生活中一般的注意义务,便可成立普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而对业务过失犯罪来说,行为人除了违反生活中一般的注意义务外,还应当以违反有关安全管理规定或者业务或职务上的操作规定为要件。
  (二)法定刑设置的差异性
  在犯罪情节基本相同的情形下,刑法规定对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处罚明显轻于普通过失犯罪。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可以成立普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主要有:放火罪、决水罪、爆炸罪、投放危险物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破坏电力设备罪、破坏易燃易爆设备罪、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等。法定刑的设置基本都是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而成立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主要有:重大飞行事故罪、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重大劳动安全事故罪、大型群众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罪、危险物品肇事罪、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消防责任事故罪等。法定刑的规定有三种情形:一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二是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三是犯工程重大安全事故罪时,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可见,在犯罪情节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罚设置明显轻于普通过失犯罪。
  (三)过失心理态度推定的差异性
  在过失心理态度的推定上,普通过失和业务过失的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都具有过失主观心理态度。但对业务过失而言,由于业务上的注意义务基本上都已被规范化和定型化,规定在有关业务活动的操作规程、技术安全规则或劳动保护法规中。因此,违反业务上的注意义务也就是违反业务规章制度。而业务者违反有关业务活动的操作规程、技术安全规则或劳动保护法规则,多数是具有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的心理态度,其主观恶性因违法性的存在(违反职业规则或制度)而明显大于普通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开弓没有回头箭
  二、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刑罚偏轻的理论根据不足
  目前支持我国刑法对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所配置的刑罚比普通过失犯罪要轻的观点主要根据在于:第一,业务过失犯罪尽管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毕竟属于工作上的过失,是过失所致而非故意破坏,因此,处罚不能太重。[1]第二,业务过失犯罪的发生与多方面的客观因素有关,例如,生产设备条件差,工作、交通等条件落后,规章制度还不健全等,因此,从客观上讲,也存在一些从轻处罚的理由。第三,采取刑罚处罚的方法虽然有助于减少和预防过失犯罪,但“预防、减少业务上的过失犯罪,主要的应当靠加强对职工的遵纪守法教育,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刑罚处罚只应作为辅助手段。”[2]第四,在现代技术条件下,人们的体力劳动强度虽然减轻了,但心理负荷却增大了,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人们做出准确而又敏捷的反应和判断的场合越来越多,从而使产生差错的机会也大大增加,一味地严惩、重罚不利于生产的发展和稳定业务人员的情绪。[3]然而在笔者看来,支持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设置较轻刑罚的理论根据是不充实的。
  首先,国家强调业务者应当忠于职守,因而制定了有关业务行为的规章制度,以防止业务过失导致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假设业务者都能遵守这些制度,是可以避免危害公共安全结果发生的。而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业务过失犯罪都是由于业务者对有关规章制度的疏忽或轻率所致,而非不可避免。
  其次,虽然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增加了业务行为的风险,但关系到公共安全的业务行为的从业人员往往都是具有一定专门知识和技能,或者经过专业安全技术培训取得相关资质后才能从事业务行为的。例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经考试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民用航空器驾驶员和飞行教员合格审定规则》第条规定:“担任中国登记的航空器的机长或机组其他职务的驾驶员,必须持有按本规则为其颁发的有效驾驶员执照。”国家要求从事可能危害公共安全的业务者必须具备专门知识和技能,既是为了有效地防止危害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也是对业务者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的具体明确化。在业务过失中,具有相同知识和专业技能的业务者对其应当承担的注意义务的认识程度基本相同。而普通过失是基于通常的生活经验,不同知识和技能水平、不同生活经验以及不同意志能力的人对维持社会公共安全秩序的注意义务的认识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再次,主张依靠加强遵纪守法教育,提高管理水平,将刑罚处罚作为辅助手段来解释业务过失责任轻于普通过失责任的说法,是基于刑罚目的的一般理论提出刑事政策的观点。然而,这种刑事政策的运用不只是专门针对业务过失犯罪,对普通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也应该如此。
  最后,以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稳定业务人员的情绪为理由,主张刑罚轻缓化来容忍危害公共安全的业务过失行为的观点,偏失了刑罚的价值方向。因为从刑罚的价值追求上看,保护公共安全的要求应当大大超过保护从事高危险职业的业务者的劳动积极性的要求。愈是危险的职业,愈应要求从业人员具有高度的责任心,愈应从重处罚从业人员的过失,否则难以保障社会的公共安全。正如有学者提出,以业务活动的正当性为业务过失开脱责任,虽有利于保护从业人员的劳动热情,但却忽视了具有更大价值的社会公共安全,因而是不可取的。[4]
  三、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加重刑罚的依据
  目前,对业务过失加重刑罚的理论学说主要有:特别注意义务说、一般预防说、违法性说、预见能力说和行为性质说。[5]刑法理论普遍认为业务过失与普通过失相比,除了两者注意义务的性质有别外,更重要的是危险业务本身所具有的一触即发的危险性,因而对业务过失处罚应重于普通过失。在社会危害程度基本相同的情形下,对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刑罚处罚,应当着重考察行为人违法性程度和应当承担注意义务的大小。因为,“过失虽然具有心理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过失的本质在于规范性,即违反主观注意义务。因此,对过失的规范性进行分析,不能不涉及违反注意义务的问题。”[6]所以,刑法应当以行为人违法性程度大小和承担维护社会公共安全应有的注意义务的大小作为考察因素来设置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法定刑。笔者认为,加重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法定刑的依据有:
  (一)业务过失行为违法性程度较高的反映
  一般认为,在业务过失犯罪情形下,被侵害的法益往往是比较重大的或者是多数的,其违法程度高,违法性更为严重,因此应当加重处罚。[7]从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构成要件来看,业务过失者一般是具有法律、法规和职业规则等要求的特定身份或者特定资格。例如,刑法中规定的航空人员、铁路职工、机动车驾驶人员、安全管理人员、消防安全管理人员、教育设施安全管理人员以及危险物品生产、储存和运输管理人员等都需要经过法律及相关制度的确认才可以从事该项业务行为。刑法在规定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时,主观方面除了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持有过失的心理态度之外,还要求行为人对维护公共安全的相关规章制度的违反存在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也就是说构成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罪,行为人主观心理仍然存在违法性因素,即违反相关规章制度。这与普通过失犯罪仅要求对危害结果存在过失的心理态度相比,刑法认为业务过失犯罪的主观恶性明显偏大。因此,刑法在处罚业务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犯罪时除了考虑业务者应承担注意义务的大小之外,还须考虑业务者对有关规章制度违反的心理态度。因为“应该认为业务者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在违法性和责任性两方面都比通常人违反注意义务的程度更重,有鉴于此,规定了业务上过失的刑法典的规定才设立了加重处罚的类型。”[8]可见,基于罪责刑均衡的原则,业务过失的刑罚设置应当重于普通过失。
  (二)业务者承担较大注意义务的要求
  日本学者团藤重光认为,从事业务的人与一般通常人相比被科以特别高度的注意义务,如果加以违反就要承担更重的责任。[9]目前,理论界对业务过失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主要有客观说、主观说和折中说三种观点。客观说从法律规范的抽象性和一般性出发,主张以社会上一般人或平均人的注意能力为标准来衡量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所应承担的责任。主观说则从个体差异性出发,认为应当以行为人的注意能力作为注意义务的判断标准,以此衡量行为人违反注意义务所应当承担的责任。折中说则认为注意义务的判断原则应以个体注意能力为标准,如果主体的注意能力在平均水平以下,则仍然对其行为做否定评价,基于人权保障的要求,只是不处罚而已;而基于社会保护的需要,对于在平均水平之上的注意能力,理应以更严格的注意义务。笔者认为,主观说尽管以保障人权为目的,但由于过分强调个体差异,否定了业务行为应当具有的一般性注意义务标准。折中说从本质来看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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