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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合理期待原则在保险合同解释中的适用
【作者】 李呈蕴【作者单位】 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保险法
【中文关键词】 合理期待原则;合同解释原则;保险合同;适用范式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7
【页码】 79
【摘要】

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专业化、附和化,使得保险合同的解释成为常态。为了矫正保险合同结构性利益失衡,保险法引入不利解释原则以通过事后司法救济的方式来矫正双方之间失衡的地位。在司法实务中对个案保险合同进行解释时,合理期待原则的法律理念已有所体现。本文即是以司法实务中的一则典型案例为立足点,就合理期待原则对保险合同附和性、传统解释方法的突破、引发的争议以及适用范式等问题进行剖析,以期合理期待原则在解决保险合同解释的实务难题上有所裨益。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9614    
  
  正如英国大法官丹宁勋爵所说,“在法律的日常实践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对文件的解释”。如何对因保险合同条款的歧义、模糊甚至保险条款内容本身并不存在歧义,但合同双方对该条款却各执一词的情形进行解释,对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而言就显得至关重要。保险合同的格式化、专业化、附和化特征使得普遍缺乏保险相关知识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难以准确理解保险合同条款的含义,故而在签订保险合同的过程中,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往往处于劣势地位。给予弱者特殊保护是法律冷酷外表下的温情体现,为了防止保险人通过格式合同使得双方的利益失衡,在通常合同解释方法的基础上,保险法引人不利解释原则以通过事后司法救济的方式来矫正双方之间失衡的地位。然在司法实务中对个案的保险合同进行不利解释时,不利解释原则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合理期待原则如丝丝春雨般已经浸人了该片领地,作为不利解释原则无法平衡失衡利益时的最后杀手锏,实现了基于社会现实的个人、市场、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
  一、一个案例的透视—合理期待原则的实务适用
  陈某为其夫王某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人寿保险的附加险重大疾病保险,保险期间为终身。重大疾病保险条款8.2释义条款对承保重大疾病的范围进行了列举,其中良性脑肿瘤是指脑的良性肿瘤,已经引起颅内压增高,临床表现为视神经乳头水肿、精神症状、癫痫等,并危及生命。须由头颅断层扫描(CT)、核磁共振检查(MRI)或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影像学检查证实,必须满足下列至少一项条件:(1)实际实施了开颅进行的脑肿瘤完全切除或部分切除的手术;(2)实际实施了对脑肿瘤进行的放射治疗。后王某因发作性意识不清伴四肢抽搐两天入院接受治疗,入院和出院诊断结论均为:症状性癫痫(强直-阵挛性发作)、海绵状血管瘤伴出血可能。住院期间进行了放射、B超、CT和核磁共振等检查。出院后,王某向保险公司理赔,保险公司以王某所患疾病不属于保险合同规定的重大疾病为由拒赔。后该案经过一审、二审,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应给付王某6万元的保险金(参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院(2014)盐商终字第0619号民事判决书)。
  上述案例中,二审法院裁判的主要理由为:按照通常理解,王某的临床表现符合保险条款中关于良性脑肿瘤特征的描述,但是由于保险条款中关于患有良性脑肿瘤必须实施规定的手术才能获得赔偿的规定不符合保险法原理和保险目的,也不符合订立保险合同的公平原则,排除了被保险人在发生重大疾病时依法享有获得保险金的权利,故该保险条款对王某不产生法律效力。由此可以看出,法院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首先认定王某所患疾病属于重大疾病险中所列举的疾病之一,再以保险的目的、公平原则为由排除了语义明确清晰的相关保险条款的适用,这在实质上是运用了保险法上的合理期待原则,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初,就期待着如所患疾病属于保险合同所列举重大疾病之一,保险人就应当给付保险金。
  二、两种局限的突破—合理期待原则的背离超越
  相较于传统合同理论而言,合理期待原则不以保险单上明示条款作为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依据,而以合同一方当事人合理期待的内容来拘束另一方当事人,无异于是对传统“契约必须遵守”合同理论的超越和背叛。[1]那么合理期待原则产生的正当性何在呢?
  (一)保险合同附和特性的突破
  保险合同一般均由保险人事先拟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虽然拥有可以选择保险人的权利,但保险合同所载条款均难以更改,因此保险合同为典型的附和契约。保险人如能在拟定格式条款时不仅考虑自身,还能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兼顾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益,保险合同便无附和之说。然保险人绝非处于超然的地位,反而以契约自由为名,利用自身丰富的经验和优势,漠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契约自由是契约生命之所在,面对此等格式合同,合理期待原则将其规制的着眼点前置于合同拟定和缔约环节。在保险单条款的拟定环节,法院通过贯彻和推行“按外行人的内心的理性预期”来对待保险合同的原则,实质上向保险人宣示不得滥用其制度性的不平等优越地位和合同自由的公共政策,督促保险人须持诚信与公平交易观念来设计保险条款。[2]在缔约环节,合理期待原则强调保险人的信息披露义务,促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对保险条款内容了解的基础上按计划和需求购买适合的险种,进而实现契约的实质自由。
  (二)传统合同救济办法的突破
  对合同纠纷进行解释时,首先应该运用的是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等一般解释方法。问题在于:如果合同约定条款的内容清晰明了,仅是从字面理解作出裁判就发现会明显不公,法官在此情形下只能坐视不管?合理期待原则在司法实务中产生和存在的直接原因源于上述传统合同救济办法的局限性,传统保险法或司法实务大多援用显失公平、说明义务、不利解释等法则直接或间接对保险条款的效力作出否定性评价,这在某种程度上救济了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权益,却未能对保险条款中不公平问题产生的本质原因—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市场上不能作出合乎自己意思自由的选择进行探讨。合理期待原则却能从普通理性人诚实人的角度探寻发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签订保险合同之时的内心期待,进而宣示某种社会基本价值的实现。法官运用合理期待原则解释保险条款时,更多关注的是合同双方缔约地位的差别之大,足以让其在审判中剥夺保险人有昧良心的利益。即使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同意了有失公平的保险合同,法官也可以不顾及合同文字的明确约定,而作出不同于文意的解释。[3]
  三、三个方面的质疑—合理期待原则的“合理”诘问
  (一)背离传统合同法的根本原理
  合同条款对缔约双方当事人产生强制性规范的效力,双方当事人应当严格按照合同条款的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在缔约双方对保险合同发生纠纷时,法院必须严格按照合同的内容进行裁判,不得通过对合同的解释而重新形成新的协议。[4]传统的保险合同解释主要有两种价值倾向,一是形式主义,即根据合同内容进行解释,这种解释类似于文义解释;一是功能主义,倾向于根据合同的功能进行解释,类似于目的解释。[5]法院根据合理期待原则进行解释,实质上是脱离了保险合同的具体条款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合理缔约目的进行价值评判,如若合理,则直接或间接否定保险条款的效力,将会损害合同的严肃性,造成保险人乃至律师根本无从预测保险条款效力的尴尬局面。这不仅违背了“合同明示条款必须严格得到遵守和执行”基本原理,而且无疑极大地损害了保险人的利益,容易招致保险行业的不满。对此,美国保险业者的强烈反应是一方面不断提高保费,另一方面是缩减业务量,精心设计保险条款,绞尽脑汁地缩减、缩小保险责任的范围。[6]这必然无益于保险行业的发展。正如有学者评论:“被保险人现在处于两难境地,面对更加严谨的起草和限定的、很少有解释余地的合同,他们过去从法院对过时的合同条款的宽泛解释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付出过大代价而获取的胜利,得不偿失。”[7]
  (二)“合理”之判定标准难以确定
  合理期待原则是指当保险合同当事人就合同内容的解释发生争议之时,应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合同缔约目的的合理期待为出发点对保险合同进行解释。[8]对于合理期待的判定依据是假设法官以一个普通理性人的角度对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缔约时的合理期待进行判断,但是该普通理性人仅是一个虚幻的概念,而非现实中的人,最终还是要由某位具体的法官来作出价值性的评判,然法官自身的经历、法律素养各不相同,其对于案件的理解难免有偏差,极易导致裁判结果的随意性,进而损害法律的权威。对此情况,有批评者一阵见血地指出:“与其说是被保险人的期待,倒不如说是法院的期待;简而言之,是没有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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