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找:                      转第 显示法宝之窗 隐藏相关资料 下载下载 收藏收藏 打印打印 转发转发 小字 小字 大字 大字
【期刊名称】 《人民司法(应用)》
试论专利侵权诉讼中无效判定的引入
【作者】 代江龙
【作者单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博士生}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分类】 专利法【中文关键词】 专利无效认定;行政程序;配套机制
【期刊年份】 2015年【期号】 17
【页码】 98
【摘要】

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让知识产权案件司法审判的统一化与专业化逐渐从纸面探讨走向司法实践。然而,司法管辖的集约化并不意味着集约化的审理程序,要弥合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无效行政程序之间的鸿沟,通过将专利权效力司法判定引入侵权诉讼为可行之举。为避免各程序在专利效力判定上的冲突,发挥专利制度的整体效益,结合域外专利侵权诉讼与无效程序的新发展及国内司法实践,还应通过确立专利权利要求解释的独立程序地位、合理界定专利案件既判力范围、建立统一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再造专利“错案”标准等配套机制,以实现专利制度高效运作之初衷。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09627    
  一、问题的缘起
  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协议》在序言中宣示了知识产权为私权,第一次明确界定了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即以私权名义强调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1]然而,作为一项兼具无形性与垄断性的私权,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专利权的获取与确认,又离不开专利行政机关的审查。相应地,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不可避免会涉及专利权效力问题。究其原因,在于专利权制度本身建立于促进创新与保护公益的临界点上,一项专利可否予以保护,取决于对其创造性保护水平与尺度的把握,其中包含了专利行政机关的裁量。而专利权人的侵权主张,又仅仅立足于权利有效的推定基础之上,被控侵权人进行侵权抗辩的釜底抽薪之策,即对专利权的效力提出质疑,一旦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则专利侵权之诉当然失去了主张的基础。
  由此,在专利侵权民事诉讼司法实践中,被控侵权人作为应对手段,常常会主张专利权无效。但在我国法律框架与司法制度下,民事诉讼与行政行为之间存在鸿沟,即对存有争议的行政行为的挑战,必须依循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重作行政行为这一路径,民事审判无权涉足。由于司法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无权对专利效力进行审查,被控侵权人只能进而转向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以提起专利无效请求。在专利无效审查决定作出后,申请人如不服该决定,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对专利复审委员会的审查决定提出异议。如是,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无效行政程序并行,且侵权诉讼的结果又受制于无效行政程序的结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专利权的推定有效,是侵权比对以及侵权判定的基础;而专利无效行政程序对专利权效力的挑战,则可能动摇专利侵权诉讼的基础。为协调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潜在冲突,专利侵权民事诉讼程序中,设置了诉讼中止规则,即在符合一定的条件下,为避免冲突,人民法院可中止民事诉讼,等待专利行政程序结果作出后,再恢复审理。然而,诉讼中止规则在协调相关程序的同时,也可能带来诉讼的不当迟延,[2]影响到司法效率,故相关司法解释将专利诉讼中止规则界定为一项选择性规则,由人民法院针对不同类型案件自为判断。面对这一选择性程序规则,司法机关往往进退维谷:适用中止规则中止侵权诉讼,会产生诉讼的迟延,有悖于专利权保护的效益初衷,也会不当地增加社会成本;不中止侵权诉讼,一旦人民法院作出了侵权判决,而行政程序中专利权却被判定为无效,便会产生冲突,会由此带动一轮再审程序,动摇司法公信力,付出极高的“沉没成本”。
  二、域外专利侵权诉讼与无效程序的新发展
  域外有关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无效程序的关系存在着几种模式。其一是分立模式,即专利侵权诉讼与无效行政程序及其后续行政诉讼之间完全独立,不仅侵权诉讼审理法院不能涉足无效认定,侵权诉讼与行政诉讼也分别系属于不同法院管辖、审理,较为典型的如中国、德国等国家的专利制度;其二是侵权诉讼中进行专利无效的有限认定模式,即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无效行政程序并行,专利侵权诉讼中不直接引人专利无效认定,而是以“专利滥用”或“保护例外”事实上对专利权效力予以判定,同时,将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无效行政诉讼由同一法院管辖、审理,较为典型的如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专利制度;其三是并行模式,即专利行政机关可对专利权效力做出判断,侵权诉讼审理法院也可对专利权效力做出认定,较为典型的是美国的专利制度。
  提出要将专利无效认定引入专利侵权诉讼的学者,主要援引美国专利无效制度。美国专利司法上的无效审查传统由来已久,并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影响到包括日本、我国台湾地区在内的诸多国家和地区的专利制度发展。日本在2000年以前坚持专利民事与行政二元分立体制,2000年4月11日,日本最高裁判所在Kilby案[3]中进行了判例变更,即对专利权存在明显无效理由的,即使是在专利的无效宣告生效之前,审理专利侵权的法院也可以对专利无效理由的存在是否明显进行判断。如果审理的结果认为存在明显的专利无效理由,那么,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基于该专利权提起的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诉讼请求则属于专利滥用,对基于该专利权的停止侵害、赔偿损失等请求不予支持。[4]随后2004年,日本在修改专利法的过程中,将这一判例要旨纳入新修订法律,颁行了《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设置法》,并设立了东京知识产权高等裁判所,集中审理技术类案件。同时,在专利侵权诉讼中,针对“问题专利”,审理法院可以专利滥用为由,事实上对专利效力作出不予保护的判定。我国台湾地区的“智慧财产案件审理法”第16条关于适用停止诉讼程序规定之例外的规定,对专利法上广为诟病的诉讼延迟问题予以回应:当事人主张或抗辩智慧财产权有应撤销、废止之原因者,法院应就其主张或抗辩有无理由自为判断,不适用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商标法、专利法、植物品种及种苗法或其它法律有关停止诉讼程序之规定。前项情形,法院认为有撤销、废止之原因时,智慧财产权人于该民事诉讼中不得对于他造主张权利。从此条文意旨可知,台湾地区智慧财产法院引入了对专利无效主张或抗辩的自为判断之权。
  与后起跟进的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的专利诉讼制度相比,作为被借鉴者的美国,却以2011年《美国创新法案》(AIA法案)为分水岭,在对待专利无效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事实上,由于美国专利无效诉讼带给专利诉讼当事人所不堪忍受的成本与迟延,寻求针对专利无效诉讼的体系化替代解决方案,肇始于21世纪初的头几年。从2001年到2006年,美国国会即针对相关专利改革方案进行了数次听证。美国知识产权法律委员会(AIPLA)在2004年国会听证上所提供的数据显示,专利权无效诉讼往往会耗掉专利权人与被控侵权人7到10年的时间,其所引致的专利权效力堪虞,给相关产业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5]2011年,在经历了数轮迂回之后,AIA法案得以颁行。美国AIA法案建立了一套旨在引导专利侵权争议双方运用专利无效行政程序的体系:该法案将原专利法中的单方再审程序予以保留,删除了双方再审程序;以双方重审程序替代了删除的双方再审程序;新增了两项对专利权效力提出挑战的程序:授权后重审程序和过渡性的涵盖商业方法专利重审程序。法小宝
  AIA法案在设置体系化的专利无效再审、复审程序的同时,采取了两方面的配套措施引导当事人选择适用专利无效行政程序。其一是以相对较低的费用吸引专利权争议主体运用该规则;其二是专利无效行政程序耗时明显缩短,将专利效力争议行政程序的审理时限限定在18个月以内。通过以上两方面的配套措施,美国国会通过AIA法案试图引导社会公众更多地利用专利行政程序挑战专利权的有效性。
  三、我国专利侵权诉讼中引入无效认定的难点
  我国应否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引入无效认定,需要合理考量引入无效认定后所带来的制度成本与风险。诚然,知识产权审判逐渐专业化是近年来知识产权司法工作发展的基本走向,其带来了专利审判水平的提升,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建立,更是将知识产权审判专业化推向高潮。但知识产权司法审判,包括专利审判的专业化,其着力点与辐射效应主要在于提升专利审判质效,更好地满足专利诉讼的技术性要求,并能够实现与专利行政机关之间的顺利对接,而并不带来对专利效力进行认定的必然优势。应当看到,专利权具有私权属性,同时,作为一种事实上的垄断权,其授权标准又具备公共政策调节功能。相较于司法权的被动性,行政权对专利权效力的审查更具主动性。另外,民事诉讼程序与行政程序在无效审查请求的证明标准上也存在差异。以美国为例,在民事无效之诉中,采取的是高度清晰且令人信服的标准;在行政无效程序中,采取的则是优势证据标准。[6]这更进一步增加了专利效力判断上结果冲突的可能性。例如Bax-ter系列案,针对美国专利商标局和BPAI所作出的无效行政裁定(决定)的上诉审,与针对联邦地区法院所作出的无效之诉判决的上诉审,都是由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审理,却先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这一冲突同样内生于美国集中和专业化的专利司法审判体系之下。
  变革民事侵权程序与行政无效程序二元分立体制,在提高专利保护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定的风险,包括专利侵权诉讼与专利无效程序作为两项独立程序在专利效力判断上可能产生的冲突;不同侵权诉讼审理法院之间在专利效力判断上可能产生的冲突;当事人为寻求自身利益,在专利民事侵权程序中滥用专利权无效的主张,耗费审判资源,拖延诉讼,从而阻碍预设的效益目标的实现。另外,专利无效在诉讼中的引入,还需要突破两个方面的现有制度障碍。
  其一,从我国民事诉讼体制来看,即使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对专利权无效认定采取相对性标准,将专利权无效认定判断结果的遮断范围限于个案,现阶段我国民事诉讼基础理论也无法涵括。因为我国民事诉讼在既判力方面主要采大陆法系架构,在诉讼真实性的基础上,坚持前诉正确的事实认定结果;在保证实体公正的基础上,追求事实认定结论的统一性和稳定性。[7]在前后诉中,我国民事诉讼更偏向于结果正义的标准。具体到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只有在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上采纳了个案标准,其他程序并未修正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但实际上可以发现,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仅仅只涉及商标保护的范围与力度,并不

  ······

法宝用户,请登录后查看全部内容。
还不是用户?点击单篇购买;单位用户可在线填写“申请试用表”申请试用或直接致电400-810-8266成为法宝付费用户。
【注释】                                                                                                     
©北大法宝:(www.pkulaw.cn)专业提供法律信息、法学知识和法律软件领域各类解决方案。北大法宝为您提供丰富的参考资料,正式引用法规条文时请与标准文本核对感觉黑人都特别团结
欢迎查看所有产品和服务。法宝快讯:如何快速找到您需要的检索结果?    法宝V5有何新特色?
扫码阅读
本篇【法宝引证码CLI.A.1209627      关注法宝动态:  

法宝联想
【相似文献】
【作者其他文献】

热门视频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