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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杂志》
机遇与错失:宋朝国家法律书籍印售管控及对法律发展的影响
【英文标题】 The Creation and Lost of Opportunity: The Control over Printing and Distribution of Legal Books in Song Dynasty and Its Impact on Legal Development
【作者】 胡兴东【作者单位】 云南大学滇西发展研究中心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法律化;法律书籍;管制
【英文关键词】 legalization; law books; control【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 3【页码】 85
【摘要】

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宋朝拥有重要位置,史学界有“唐宋变革”“近世”之说。宋朝法制建设中呈现出明显的转型,其中法律书籍由于印刷技术的发达导致商品化,让法律知识传播出现革命性的转变。在法律知识能够较好获得下,皇帝、官吏和民众对法律的依赖都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宋朝不同群体在追求“法律化”治理时,各自存有不同的目的。皇帝对“法律化”的需求是基于通过法律对官员滥权的约束和对民众治理中“法律刷化”的实现;官吏对法律知识的获取是基于自己权力和权利的保障,为让自己在皇权与民众中获得更多的“知识力量”;民众获取法律知识是作为与国家、政府、官吏和他人“争利”“争权”时较量的言说依据和对抗官吏滥权的手段。宋朝法律书籍的出版、销售普及带来的治理转型为国家重塑“国”与“民”的关系提供了机遇,但由于国家对法律书籍传播采用严格管控及对利用法律知识抗争群体实行污名化、标签化应对,于是让这种机会错失。宋朝“法治”建设中的困境是中国古代帝制专制体制内在制度性问题之一。

【英文摘要】

The Song Dynasty marked a major epoch of Chinese ancient societies. Just like the Tang, it was a high point of classical Chinese social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t has been considered an era of the beginning of modem time of China.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legal books caused by the advancement of printing, among other transformations of legal system construction, led to a revolutionary change to disseminate information of laws. With the easier access of legal knowledge, the reliance on law by emperors,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was, by and large, growing. While pursuing the legal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 the three social groups carried with them different motives. The emperors intended to adopt legalization so as to fulfill inhibition of abuse of power by administrators and enslavement of the public. The officials acquired legal knowledge so as to empower themselves in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ublic and imperial powers, thus securing their authority and advantages. The general public, on the other hand, tried to equip themselves with legal knowledge as a means to strengthen their discourse power when combating the nation, the government and the bureaucracy as well as against abuse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publication and wide distribution of legal books in the Song generated great a opportunity to reform state-people relationship, the authorities missed out the opportunity due to their rigid control of distribution of these books as well as stigmatizing or mislabeling those who defended themselves with legal knowledge. To sum up, the predicament of legal construction in the Song Dynasty is the reflection of one of the intrinsic institutional problems of ancient Chinese imperialis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4189    
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在国家治理上,历代都有国家“法律化”的追求。[1]然而,不管如何努力都无法实现,就是从法律建设、社会变革看,有着十分重要的转型时期也仍然无法走向“法律化”治理。分析产生这种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与中国古代帝制专制社会结构有着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有关。
  宋朝在中国古代帝制时代属于社会发生重要变革和转型的时期。在法制建设上,不管是从立法数量还是立法质量、法律结构都获得十分显著的成就。宋朝自仁宗朝就基本建立起每事都有法律的法制成就,实现了国家治理中“有法可依”。[2]从宋朝国家的治理看,基本在政治上实现了儒家追求的“文治”,在法制上形成了法家视野下的“法治”。对此,宋朝名相文彦博总结当时的政治结构是士大夫与君主共治天下。[3]在法制上,随着国家的稳定发展,立法越来越细,实现了法制上的“依法而治”。此外,在宋朝皇帝对法律遵守较为明显,成为中国古代君主制下官僚政治体制的“黄金”时期。如孝宗指出“大凡法度,须是上下坚守”“国家承平二百余年,法令明备,讲若划一,偿能守之,自足为治”等。[4]宋朝在两个中国古代国家治理目标上的实现从历史角度看却没有获得国力的强盛。当然,宋朝国家治理在中国古代各个王朝中确实是最为“礼治”[5]和“法治”的朝代。
  宋朝法制建设之所出现重要转型,一个关键原因是印刷术成熟并普及。宋朝出版业获得了飞跃式发展,印刷上随着雕板印刷技术的成熟,让书籍刊印效率极大提高。在印刷技术成熟下,促使书籍成为普及化、大众化商品,流向普通民众。印刷出版的普及带来图书交易上的市民化、商品化,让社会中各种知识和信息传播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改变了整个社会中各类知识传播的机制,打破特权阶层和集团对某类知识的垄断,影响着国家对社会舆论的控制,改变着知识传播的路径和知识产生阶层的分布。这一切都具有革命性的作用。然而宋朝国家在法律书籍的刊印和销售管理上呈现出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国家积极刊印法律,希望法律知识让全民皆知;另一方面又频繁颁布法律禁止民间自由刊印和销售法律,禁止民众自由教授和学习法律等。这种矛盾的政策体现出专制帝制体制下“法治”建设无法获得的内在困境,也是不能实现有效“法律化治理”的根本原因。
  一、宋朝印刷发达与法律书籍印售的普及
  宋朝出版分为国家与民间两个不同系统。国家出版系统分为中央与地方,中央以国子监为中心,加上中央各类文化机构,如崇文院、祕书省等;地方各级政府中教育部门是官方出版机构。民间出版系统是书坊。书坊在宋朝是集出版和书店为一体的特殊民间书籍交易商。
  (一)国子监及地方教育机构是国家法定出版机构
  国家出版机构主要是出版各种法律和法律书籍;刊印四书五经及注疏等经部著作,国家认可和编撰的各类正史,如《史记》《汉书》;国家制定的礼制仪轨,如《开宝通礼》等。国子监等中央文化教育机构通过对重要书籍标准化雕刻印刷后向全国各地发行国家标准版,让中国古代重要典籍成为一般民众可以接触到的书籍,实现了中国古代经典著作的文字和版本上的统一。宋朝国子监在国家出版中地位十分重要,景德二年(1005年)五月,真宗在视察国子监时,问国子监官员邢昜“书板几何”时,邢昜回答是“国初印板止及四千,今仅至十万,经史义疏悉备。曩时儒生中能具书疏者,百无一二,纵得本而力不能缮写。今士庶家藏典籍者多矣,乃儒者逢时之幸也。”[6]从这里看,真宗时国子监雕成的印板多达十多万,经史书籍都有标准印板,可以大量印售,让民间购到校对精良的经史书书,同时促进了一般读书人的藏书,丰富了读书人的知识。从史料看,国子监作为国家专业出版机构,承担的是刊印出售经史类、宗教类和农业技术类书籍。天禧五年(1021年)七月,国子监官员刘崇超奏称国子监仅在经类书籍上就已经有66套完整雕板。“经书六十六件印板”。[7]天禧四年(1020年)四月二十二日,真宗要求国子监雕印《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给各地劝农司作为指导农业生产的技术标准书。国家还校对出版大量军事理论书籍,如元丰三年(1080年)四月一日下诏校勘出版《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军事理论书籍。此外,国子监还雕印出版大量佛教、道教等宗教性经典书籍。宋朝国子监出版销售经史书籍的时间较早,太宗雍熙四年(987年)十月就下诏“国子监应卖书价钱,依旧置帐,本监支用,三司不得管系”。[8]这时国子监卖书所获由自己使用,这对鼓励国子监出版书籍起到了极大作用。由于书籍销售量大,国子监出版书籍销售收入成为国家重要收入来源。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九月十五日,规定“国学见印经书,降付诸路出卖,计纲读领,所有价钱,于军资库送纳。”[9]由于国子监出版销售书籍获得丰厚收入,加上图书市场巨大,中书省希望国子监增加出版书籍范围以增加收入。天圣三年(1025年)二月,国子监公开指责中书省要求它出版一些不属于自己出版的书籍。如中书省要求国子监对“《文选》《六帖》《初学记》《韵对》《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印板,令本监出卖”。但国子监指出这些书不属于自己刊印范畴。“《文选》《初学记》《六帖》《韵对》并抄集小说,本监不合印卖。”[10]本质上是因为这类书属于畅销书,中书省希望国子监参与到这类图书的出版销售中,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但国子监认为自己是专业出版经史类书籍的国家机构,不愿意参与此类书的出版,所以拒绝中书省的建议。这些说明宋朝出版事业中市场利润成为基本导向。
  宋朝印刷发达促使民间商业出版的兴起,大量图书得到及时出版,甚至以民众为对象的通俗著作成为民间出版的中心。这让民间出版体现出很强的时代性和社会性,其中与科举考试有关的参考书成为最大的图书市场。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正月八日,李淑指出当时读书人为了适应科举考试需要是“多取别书、小说、古人文集”,或“近日学者编经史文句,别为解题,民间雕印,多已行用”。为了争夺这种图书市场,他提出“自今应考试进士,须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11]这是因为科举考试需要大量针对应试的参考书籍,所以民间出版者常常自己编撰出版针对性很强的参考书。大观二年(1108年)七月二十五日,淮南西路教育官员苏械上奏指出“今之学者程文,短晷之下,未容无忤,而鬻书之人急于锥刀之利,高立标目,镂板夸新,传之四方。往往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12]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在相关参考书籍编撰上出现了更具针对性的体例。政和七年(1117年)七月六日,有官员指出书商为了获利,在科举考试参考书上体例更具针对性,如有“编题”“类要”等。“书肆私购程文,镂板市利,而法出奸生,旋立标目,或曰‘编题’,或曰‘类要’。”[13]其实,这种成果的经典代表著作现在仍然可以看到,那就是宋朝最重要的类书——《玉海》。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七月十日,国子监博士杨璘奏称民间书商为了适应科举考试的市场需求,出版一种把经子史等书籍按事类分类和把州县已往考试题目汇集成册的“夹袋册”书。由于这类考试参考书籍适用性强,携带方便,一经出版,十分畅销,出现“士子高价竞售”的局面。对此,国子监太学博士胡刚中等也指出这种现象在当时是十分普及的。“近来场屋违戾,书坊规利,撰印小册,名曰夹袋”。此外,宋朝民间书商在逐利驱使下,除了大量出版科举考试参考书外,还大量收集出版以奇闻逸事为内容的通俗读物,甚至是各种怪志奇论的“奇书”也大量涌现,对这些“奇书”,国家还下诏要求地方购买收集。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五月四日,曾下诏要求成都府路购买“民间镂板奇书,令漕司取索,送祕书省”[14]作为国家收藏。这说明由于民间出版的发达及书籍交易市场形成,让整个社会中知识产生更加多样和丰富,民间社会中的知识传播和接受更加丰富,促进了各类知识的普及,改变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知识产生的形式,让整个社会形成了新的文化产生传播机制。
  (二)法律书籍的普及开弓没有回头箭
  国家在各类出版通行的同时,法律图书成为整个出版业的重要内容。宋朝法律文件公开印刷发行始于建国之初的《宋刑统》。太祖建隆四年(963年)修订《宋刑统》和《建隆敕》后就“诏刊板模印颁天下”,[15]即由国家公开印刷且向全国发行。这与唐朝时制定法律后最多抄录几十份颁行全国完全不同。[16]宋朝此后只要制定法律,公开雕版印刷发行成为定制,在用语上有“镂版颁行”和“雕版印行”等。如真宗咸平元年(998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制定《咸平敕》时“诏镂版颁行”;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制定《农田敕》时“令雕印颁行,民间咸以为便”;[17]景德二年(1005年)九月十六日制定《三司敕》时“请雕印颁行,从之”;仁宗天圣天圣七年(1029年)九月二十二日制定《天圣敕》和《天圣令》后“下崇文院雕印施行”;徽宗政和六年(1116年)闰正月二十九日制定完成903卷的《政和敕令格式》时采用“镂版颁行”;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十一月国子监还对唐朝的《唐律》和《疏议》“摹印律文并疏颁行”,[18]以标准化刊印两部法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十一月,规定以后国家制定法律都由刑部雕版印发颁行。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八月,刑部规定每年制定的法律分春秋两次雕版印发,具体时间是每年四月和十月。“敕令格式有更造,春秋都省付下者,并先下条,并准式雕印,限四月、十月颁毕。其已颁者,岁以二月、八月录目行下。”[19]这样,国家制定的法律分半年印刷公布一次,并在每年二月和八月颁行制定了的法律目录。这种方式在南宋仍然沿用。这样国家制定的法律能及时让各地民众知晓,让平民大众能通过有效途径获得相关法律知识,改变了之前诉讼结构中官吏在法律知识上的垄断地位。
  二、法律书籍交易的商品化、市场化
  印刷销售颁行法律让法律书籍能够被民众广泛获得,让民众易于获取法律知识成为这个时期印刷发达带来的重要影响。宋朝实现了法律知识从春秋时公开后主要由官吏控制转向民间的变革。以前法律知识主要由官府中吏人阶层相互传抄,数量十分有限,无法在民间自由、大量传播。此外,民间对竹简制成的书籍也无法承担相应的费用。这些让法律知识客观上只能由官府中吏人群体垄断。宋朝印刷技术普及后,法律书籍成为普通商品,批量制作,向民间自由流通,促使民间出现专门以研究法律知识的“讼学”和为人提供法律知识的“讼师”。[20]由于法律书籍成为图书交易中的重要商品,民间书铺、书坊、书肆等书商在利润驱使下,大量刊印出售法律图书,从而降低了法律图书的成本,为民众获得法律知识提供了保障。
  (一)国家对法律图书的印售
  宋朝国家和民间是法律图书销售的主体。宋朝官府发现民间有大量法律书籍需求市场后,开始印刷出售法律图书以获利。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四月二十三日,翰林侍读学士孙奭修订五服年月、丧服制度后就把《假宁令》附在后面,成为新的丧服、五服年月法律,“节取《假宁令》合用条,各附五服之后,以便有司检讨,并以修正。望下崇文院雕印,颁下中外,所有旧本更不得行用,其印板仍付国子监印造出卖”。[21]此处明确记载对该法律不仅雕板颁行,还转由国子监公开出售。这里用“仍付”二字,说明当时对雕板颁布的法律在颁行官府外,把印板转给国子监向民间出售是一种习惯作法。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九月二十三日,国家制定法律机构——详定重修敕令所奏请“依旧令国子监印卖编修敕格式”。[22]这里明确用“依旧”,说明此前国家法定印刷出售法律书籍的机构是国家子监。钦宗靖康元年(1126年)七月二十八日,吏部尚书莫俦之提出对吏部四选法律编撰后进行“镂板印卖”。宋朝除中央国子监公开销售法律图书外,地方政府也会印刷出售法律图书。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国家制定《吏部七司法》后,四川官员提出对《吏部七司法》应像《绍兴敕令格式》一样,由地方政府印刷出卖,得到中央同意。“乞令成都府路转运司翻印关诸路,依绍兴新书,许人收买”。[23]此材料说明南宋初年制定的《绍兴格令格式》《吏部七司法》是公开让各地政府印刷出售,民众自由购买,自由流通。这种法律书籍的传播方式让宋朝各地政府及民间都能够获得制定的法律,法律不再限于特定群体。
  (二)民间法律书籍的印售
  宋朝民间印售法律书籍应较早就存在,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七月,颁布法律禁止民间整理法律书籍和自由印刷。“禁民间私写编敕刑书及毋得镂版”,[24]民间私自整理和印刷法律的目的是出卖获利。反之,民间出版商人愿意整理出版法律图书说明市场的存在。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正月二十八日,杭州地方官员奏称仁和县知县翟昭应把《刑统律疏》改成《金科正义》,公开“镂板印卖”,要求禁止。[25]此事件说明由于民间对法律图书需求量大,导致地方官员也参与法律书籍出版销售。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三月二十五日,国家修订法律考试的法律、考试格式,通俗说就是国家编撰法律考试的参考书后,公开规定让民间自由印刷买卖。“立定试案铺刑名及考试等第式样一卷,颁付刑寺及开封府、诸州,仍许私印出卖。”[26]宋朝民间为了及时获得法律知识,对国家每年春秋二次颁布的法律都会及时印刷出售。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三月,规定“诏编敕及春秋颁降条其勿印卖”。[27]这里规定“勿印卖”,说明销售对象是民间。宋人称“今古绮等府,书肆有刊行《公理杂词》,民童时市而诵之”。[28]宋朝时人编的民间百科全书《事林广记》中就收入民间常用法律和诉讼状式等通用法律,为民众日常生活提供法律知识。
  三、宋朝法律书籍刊印销售的禁止
  宋朝法律书籍由于在民间图书交易市场中数量较大,所以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都积极参与。然而,整个宋朝国家对法律图书交易却存在矛盾政策,时常出现禁止民间自由编印销售法律书籍。这与国家公开鼓吹法律公开,让百姓知法、守法的价值取向是相背的。这种禁止不完全出于出版交易利润的垄断。仁宗景祐二年(1036年)七月,颁布法律禁止民间自由整理汇编、刊印出卖法律书籍。哲宗元祐三年(1088年)三月一日,禁止自由印售制定的法律和春秋二次颁布的法律。同年十二月十八日,下诏“禁民庶传录编敕”。[29]这里明确指出禁止对象是“民庶”,即平民百姓。哲宗绍圣年间对此采用了变通,绍圣二年(1095年)正月,刑部提出“诸习学刑法人合用敕令式等,许召官委保,纳纸墨工直,赴部陈状印给,诈冒者论如盗印法”,[30]即学习法律人员要获得法律书籍要由地方官出具证明,自己出工本费,到刑部购买。这种变化是因为哲宗元祐年间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执政后,一改神宗朝对法律图书允许民间自由买卖,民众自由学习法律的政策,转向严格控制民间自由买卖法律书籍有关。对民间采用禁止民众自由获得法律书籍,体现出传统官僚阶层对法律知识平民化的恐惧,以此保持官僚群体对法律知识垄断所获得的利益。宋朝在法律知识传播上存在积极平民化、普及化和反平民化、普及化的两股力量的斗争,体现在政策上是对法律图书刊印销售上“放”与“禁”之争。这种反对法律知识自由传播的力量在宋朝及此后朝代一直存在,成为近世以来传统中国法制建设中的主要问题。透过对法律知识垄断与反垄断的斗争,可以看到的是中国古代帝制专制体制下“法治”建设无法克服的内在问题。
  四、“法治”目标下的国家法律书籍刊印和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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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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