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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死刑存废的政策分析与我国的选择
【英文标题】 An analysis of death penalty policy and China's option
【作者】 赵秉志 郭理蓉【作者单位】 中国人民大学
【分类】 刑法总则
【中文关键词】 死刑存废 政策分析 中国的选择 刑事政策
【期刊年份】 2004年【期号】 4
【页码】 62
【摘要】

刑事政策是一种公共政策。本文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死刑存废进行分析,得出结论:死刑是一种不人道、不经济的刑罚,应予废除。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突然死亡法”的死刑废除方式不具有可行性,较为适宜的选择是采用“慢性死亡法”,即通过立法、司法以及程序上的控制,逐步减少死刑适用,最终实现死刑的全面废除。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27257    
  一、死刑政策是一项公共政策
  政策是一种与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相联系的悠久的历史现象,现代意义上的政策科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和发展起来的。政策科学的根本目的是要通过运用正确的、符合规律的、反映实际的方式方法来有效地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各种实践问题,并以此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1]关于刑事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关系,我国学者大都认为,刑事政策是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将刑事政策归入公共政策,有违刑事政策发展的历史。主要理由是,刑事政策概念于1803年即已提出,而公共政策概念则是1951年由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esswell)与拉纳(Lerner)在《政策科学》一书中提出来的。从历史发展的顺序来看,刑事政策在先,公共政策在后,因此很难将刑事政策划入公共政策范畴。[2]
  在我们看来,这一异议本身就存在着缺陷。首先,我们说刑事政策是一种公共政策,是从刑事政策本身的特征、功能等方面符合公共政策的特征与功能的角度而言的。公共政策,从其本质上来说,就是国家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实施公共管理的策略。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那些关系到维持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大问题,[3]因此,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公共政策的最主要的特征。犯罪问题与公共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犯罪问题是影响公共政策的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变量,因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犯罪是一个公共政策问题。[4]刑事政策作为“犯罪对策”,[5]是国家针对犯罪这一公共政策问题所作出的反应和策略。而国家如何组织对犯罪的反应,保障公民的权益并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这本身就是公共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刑事政策也属于公共政策的一种,是“国家同犯罪作斗争的公共政策。”[6]其次,前述观点的论者以刑事政策概念的产生先于公共政策概念为由,否定刑事政策属于公共政策,未免过于片面,有欠妥当。事实上,就公共政策这一事物本身而言,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人类是政治的动物,有史以来就有政治组织;有了政治组织,就会有“公共政策”。[7]中外古代思想家(如中国的孔子、老子、庄子、孟子、墨子等,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曾对政治和政策问题作过广泛或具体的探讨。在西方,由中古社会转到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对公共政策的探讨也从未停息过。但是,把公共政策的研究变成一种专门的科目并使政策的研究变得理性化和科学化,即现代意义上的公共政策(政策科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可见,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公共政策的历史并不比刑事政策的历史短暂。因此,尽管国内外学者对刑事政策学的定义、研究对象、范围等认识不一,但是仍就刑事政策学的决策科学性质达成了比较广泛的共识。[8]
  按照政策学的观点,公共政策并非单一层次的事物,而是可以区分为元政策(总政策)、基本政策和方面政策(具体政策)等不同层次的政策系统整体。[9]根据这种划分方法,按照刑事政策的层次,刑事政策也可以分为总的刑事政策、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总的刑事政策就是指国家制定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全局性的刑事政策。基本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制定的、总的刑事政策的内容在某一方面工作中的体现和具体化。具体刑事政策是指国家针对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某一特定问题而制定的具体对策和行动准则。死刑政策作为一种具体的刑事政策,也属于公共政策的范畴。
  二、死刑存废的政策分析
  按照现代政策科学的原理,一项合理的公共政策的逻辑过程通常包括政策问题的形成——政策决定——政策实施等三个发展阶段。其中,政策问题的形成又包括政策问题、政策诉求和政策分析三个较为细化的过程。[10]政策分析是至为重要的一环,是政策选择和决定的基础。死刑政策,具体地说,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即是否适用死刑以及如何适用死刑。其中,前者是死刑政策的核心和前提。自刑事古典学派的奠基人、意大利著名刑法学家贝卡里亚1764年在其名篇《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首次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围绕死刑的存废,西方学者展开了长达200多年的争论。死刑存废问题也成为目前我国刑法学界讨论最多、备受社会公众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1.死刑存废的价值分析
  公共政策必然涉及价值和价值观问题。政府制定公共政策,无论是针对什么领域,都会涉及应当做什么、禁止做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以及怎样做等问题,这些问题都与政策制定者信奉的价值观密切相关。[11]任何刑罚方法都以其一定的价值作为赖以存在的前提,死刑也不例外。因此,从价值论的角度探究死刑的存在根据,就构成考察死刑的最重要的基点。[12]
  死刑废除论者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三大价值出发,认为死刑无助于秩序、公平与个人自由的实现,因而其不具有作为法律制度存在的价值。首先,死刑废除论者否定死刑具有一般预防与个别预防的作用。由于死刑以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为内容,因而不具有预防其再犯即个别预防的功能;同时,死刑也不能起到遏制其他人犯罪的儆戒作用,[13]因而无益于维护社会秩序。既然死刑不能起到维持秩序的作用,那么,其存在便不具有必要性。其次,死刑废除论者认为死刑不是实现报应的必要手段,从而否定了死刑是实现公平的必要手段。而且,由于死刑的误判难以纠正及死刑的不可分性而导致异罪同罚和死刑容易被滥用的结果,则使死刑不仅无助于公平的实现反而对法律的公平价值造成了破坏。再次,生命权是人的最主要的权利,是人的所有权利的载体与这些权利实现的前提,当然也是人的自由的载体与实现的前提。死刑由于侵犯了人的最基本的生命权,因而成为个人自由的实现的极大障碍。
  从秩序、公平和个人自由的价值观出发,死刑保留论者认为,首先,由国家规定并统一适用死刑,防止了私刑;死刑在预防犯罪人再犯即个别预防方面具有彻底性,而且由于人的“好生恶死”的本能,死刑无疑具有最大的威慑力。[14]因而死刑的存在有利于法律秩序的实现。其次,死刑是实现对杀人者报复的必要手段,是与杀人犯罪相适应之刑,是对人的生命等价性的肯定,因而为实现公平所必要。再次,个人的自由具有相对性,自由的实现以尊重他人的自由为前提,死刑作为杀人之禁止手段的存在,构成对全社会成员的生命权的肯定,从而成为对个人生存自由的有力保障。
  从相同的价值观前提出发,死刑废除论者与死刑保留论者竟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可见,无论是从秩序、公平或个人自由的角度,都难以绝对地得出死刑应予保留或应予废止的结论。尽管死刑废除论与死刑保留论都有一定的实证研究作为各自的依据,但这些统计结果都难以得到绝对的证明。总览死刑存废的诸多理由,我们会发现,死刑废除论者所主张的废除死刑的绝大多数理由同时也成为死刑保留论者主张保留死刑的理由。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人权。人权理论主张尊重人的生命和人的本性,强调生命至上和人本主义。随着人权理论在现代社会的普及和发展,人权观念已经开始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现代刑法的内容也并不仅限于对犯罪与刑罚进行简单的、机械冷漠的探讨,而是开始对这一过程中的“人”本身予以更多的关注。罪刑法定、无罪推定、沉默权等现代刑事法的原则和制度,无不体现着对“人”的尊重。人道化已经成为现代刑法的一个发展方向并且正日益成为各国刑法的价值取向之一。根据人权理论的立场,无论以何种方式剥夺人的生命,都是违反人道的。因此,唯有人权理论才是死刑废除论者所能选择的最可靠、最有力的理论依据。死刑的废除必须立足于刑法的人道主义之前提。
  2.死刑存废的经济效益分析
  经济效益分析是公共政策分析过程中经常运用的一种分析方法。经济效益分析主要分为两类情况:一类其经济效益可以用通过货币的方式直接加以计算;另一类其经济效益不可以通过货币的方式直接加以计算,而需要通过间接的、可以比较的方式加以显示。[15]
  在死刑的经济效益问题上,死刑保留论者与死刑废除论者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相反的论证。死刑保留论者认为,从刑罚执行成本上来说,死刑的成本远远低于终身监禁(无期徒刑)的成本。一项调查显示,一个判处3年有期徒刑的罪犯,刑罚执行完毕,国家要在其身上投入至少50000元的资金。[16]在上海市,根据有关实务部门的分析,平均每人每年的行刑成本为2万元左右,而且还不包括历年来的硬件设施投资与折旧费用。[17]而监禁时间越长,行刑成本自然就越高。因此,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保留死刑,一方面有益于缓解监狱的拥挤状况;另一方面,也可以大大节约行刑成本。而死刑废除论者则认为,死刑剥夺了犯罪人的生命,这不仅使死刑犯无法以其劳力和智力补偿社会与被害人,而且还因毁灭劳动力而削弱了社会生产力,而且,就社会总的成本而言,生命的价值显然高于财产等任何其他事物,生命是无价的,即便按照“杀人者死”的理念,在已经存在生命损失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公平”而再次剥夺社会成员的生命,这无疑更进一步扩大了社会的损失。因此,死刑的成本显然过高,是一种不经济的刑罚。
  讨论死刑是否比无期徒刑更为经济,关键在于对刑罚的“成本”如何理解。如果仅仅将“成本”限定为可体现为货币价值的投入或付出,死刑无疑比所有的自由刑都具有经济性。但这一前提显然是不会得到大家的赞同的。社会成本不仅包括物质性的、可体现为货币价值的支出,还包括那些不能准确用货币换算或衡量的支出。刑罚的成本不仅仅限于行刑所需的费用,而是包括刑罚的适用与执行中所有的货币形式的和非货币形式的支出。自由刑执行过程中的成本是可以量化的,总能准确界定为一定的金钱数额,而生命的价值是难以估算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死刑的成本远远高于包括无期徒刑在内的其他任何刑罚。而从死刑与无期徒刑所取得的收益来看,二者大致相当:一方面都对社会公众起到威慑儆戒作用;另一方面都剥夺了犯罪人的再犯可能。因此,根据经济效益=收益÷成本的计算,死刑的经济效益显然要低于无期徒刑。
  3.废除死刑的可行性分析
  如果说价值分析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做什么”的话,可行性分析要回答的主要问题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因为公共政策是必须面对社会公众并付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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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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