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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德国民事裁判文书结构与说理的关联分析
【英文标题】 Analysis of the Relevance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Reasoning of Civil Judgment in Germany
【作者】 袁力邵新
【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分类】 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裁判说理;司法改革;民事裁判文书结构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113
【摘要】

裁判文书结构是否影响说理,结构与说理存在何种关联,均值得研究。德国民事裁判的实务技术以及判决书结构中蕴含的技术路径可以为裁判说理改革方案提供诸多新思路。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663    
  
  伴随着人民法院四个“五年改革纲要”[1]的实施,裁判文书及其说理改革多次被提上改革议程,乃至改革成果部分已被立法机关在法律中予以固化。从实际效果来看,上述改革举措使得裁判文书公开、记录裁判过程、司法民主化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裁判文书说理性不强、说理不充分、论证不到位等问题却仍未得到较好解决。为此,2013年11月12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中提出:“增强法律文书说理性,推动公开法院生效裁判文书”;2014年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之“保障人民群众参与司法”中提出,“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为了落实前述两个决定的改革部署,“四五改革纲要”除在“完善民事诉讼证明规则”、“强化审级监督”、“健全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机制”中涉及有关裁判文书改革的内容外,又专列“推动裁判文书说理改革”条目。可以说,两个决定及“四五改革纲要”的前述内容标志着我国裁判说理改革又踏上了新征程。本文立足于德国民事裁判文书结构及其功能,结合中国裁判文书的样式结构比较,力图从技术维度对处在新征程中的裁判说理改革提出些许建议。
  一、判决主文(Urteilstenor)
  从法律体系、民事诉讼的整体大局观上看,判决主文就像一座巨大的灯塔、定海神针,指引着实体与诉讼中的一切。[2]我们认为判决主文是程序与实体的结合点,诉讼活动的最终产品不是判决书,而是(可执行的)判决主文!一切事实的认定(程序)与法律适用(实体)之根本目的在于得出判决主文。目前,我国裁判说理存在的最突出问题是,对于为什么说、说什么(内容)、怎么说(标准)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只要确定以上的认识之锚,大多数有关说理的分歧均可得到有效化解的。换言之,判决书的一切说理必须以判决书主文为轴心展开。
  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判决主文必须简短、无歧义、可执行、完整以及受限于当事人的诉求。[3]中德民事裁判主文有以下的主要区别:第一个区别是判决主文在判决书中的位置不同。我国判决主文位于判决书尾部。这也许是出于司法习惯与归纳(尝试性)推理的逻辑立场,认为主文是法院根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而得出的结论。但是出于以下考虑,德国裁判文书将判决主文前置的做法更可取。理由是,第一,当事人与社会公众拿到判决书那一刻的心理需求首先就是知晓判决结果,其次才是根据的案情与理由。第二,基于技术上更深层次的考虑,这是演绎(分析性)推理的逻辑立场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交流与制约的需要。德国民事裁判文书的整体结构(§313 I ZPO)[4]是“以人民的名义……×××法官……于×年×月×日,审理×××一案,现判决:判决主文(A向B……),根据的是以下案情……(事实部分),因为……(判决理由部分)。”[5]我们将这种结构称为“一句式”。在这句话、这种结构里,判决主文的纲领性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法官开门见山地将自己之内心确信以判决主文的形式外化为对判决的宣告,充分体现法院、法律程序一锤定音的庄严性与权威性;其二,一句式用“根据式陈述”(Urteilstil)的表达方式成文,强制法官公开判决之根据链,以便受众,尤其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监督;检查链条中每一环节的完整性,在一定格式规范的定位下是很容易完成的(详见下文案情与判决理由部分)。
  除以上区别外,我国判决主文通常的表述方式是:“判决×××向×××赔偿医药费×××、护理费×××、营养费×××…”。同样的案件,德国主文则是“…判决×××向×××支付…”。其中的不同体现在以下三方面:在我国,案件事实部分(医药费等)进入了主文;实体法概念(赔偿)也进入主文;主文采用分列名目的方式。笔者认为,“案件事实部分进入主文”混淆了主文与判决书案情部分的界限,同时又和“分列名目”叠加在一起。反观德国式的主文结构,法官在判决理由部分写明了(赔偿)分项,并对之加权,之后只将总数额写入主文(总额式主文)。此技术手段蕴含着非常深刻的程序设计方面的考量。首先,这是维护既判力的需要。若案情认定部分,如分项定性或数额计算有偏差,只要不影响判决主文的内容,判决主文(即执行依据)就不用改。定性、计算偏差和笔误等等只需经案情修正程序(§§319,320 ZPO)作相应调整即可。[6]其次,总额式主文是审执分离的必然要求。强制执行文本中不但不能出现案件事实,更不能出现分列项的事实,否则,被执行人有可能就单项内容提出各自(有理或无理)的抗辩,造成在不该说理的地方说理。判决主文“简洁”标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屏蔽审判信息进入执行阶段,防止说理错位,避免在执行程序中产生纠纷。[7]至于像“赔偿”这样的实体法概念进入判决主文,更有损判决书的严谨性。“赔偿”对应的原因是实体争议的案情。试想,执行员对被执人说“请您赔偿×××一万元”,显然会触及被执行人“论理”的敏感神经。而“支付”作为中立性词语,对应的则是程序法上的给付之诉、强制执行文本中的判决主文和执行员的物理动作(即要求被执行人“支付”)我们建议,我国判决主文中使用“支付”一词更为专业、实用。
  二、案情(Tatbestand)
爬数据可耻

  随着案件流程的推进,诉讼双方逐步累积了大量的、无序的各种陈述与诉材(Streitstoff)。如何有序、有效处理这些诉材,去除对审判没有意义的诉材,最终在定纷止争原则的引领下形成对判决(判决理由—法律适用部分)有用的“案情”是审判工作中一项极其重要的工序。我国学界、实务界往往把“定纷止争”等同于“说理”,把“说理”等同于“裁判说理”,把“裁判说理”等同于“裁判文书说理”,把“裁判文书说理”等同于“判决书说理”,最后把“判决书说理”等同于“判决理由说理”。这些认识是希望通过一份“判决理由”让当事人心悦诚服,从而服判息诉。(民事)利益纠纷的复杂性和复合性决定了定纷止争更多的是“审判过程说理”,而“判决理由”中解决的是非判不可的那一部分,是定纷止争机制中的核心部分。“生成阶段之审判过程说理”是德国裁判体系设计的隐性部分,一般不记载于任何教科书当中。在这一过程中,法官在整理诉材的过程中形成内心确信,即首先说服自己,并在指引当事人导入“有效”诉材时,让当事人说服对方或择机说服当事人,充分发挥作为主权价值的媒介传递程序与实体法法典中的各种制度之价值,这些无疑对定纷止争、服判息诉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探讨如何实现在审判过程中、程序框架内说理,定纷止争(程序说理),还得回到判决书的结构上来。程序说理的任务是:以民事诉讼当事人主义为原则,充分调动当事人,借力打力,穷尽诉材,确定争点,并在此基础上发现定案的要点(§139 ZPO Materielle Prozessleitung[8]),这是民事诉讼的实然结构。但从裁判实践来看,必须从程序说理的高度规划,使诉讼资源整体性的“物尽其用”,不但借力陈情制度让当事人说服当事人,让其自行穷理,更重要的是,通过程序的设计与审判技巧的运用,“让当事人准备庭审”,将法官的工作量降到最低。这才是民事审判实战的真谛所在。从该思想维度为出发点,可以发现,我国法院推行的民事判决书“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经审理查明”的结构[9]不具备加工、整理诉材、协调诉讼活动、为庭审与判决理由奠定基础的功能。该民事裁判文书是按主体划分的,而不是按民事诉讼结构划分的,这种模式会导致诉材淤积。淤积的诉材可能导致不想说理、说不清理、说理错位,乃至某些文书的乱说理。实际上,我国审判实践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遗漏关键事实、事实没有证据的支撑、对证据缺乏分析、事实叙述与说理不一致或矛盾、叙述繁简不当等等。[10]这些问题也引起了学界与实务界的重视。[11]我国民事诉讼应如何构建案情部分的生成机制呢?我们认为,这只能采取体系解决的方法,即分解成案情生成机制和程序定位两大方面来加以考虑。
  预防诉材的淤积、对不同案件进行源头疏导是不二的选择。在我国司法改革中,繁简分流一直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实践中,基层法院承担90%以上的审判工作,其中简易程序约占80%。[12]一些法院按繁简分流、类案总结的路径探索不同的文书模式。理论上,也有学者提出“弱需与刚需说理”的路径。[13]我们比对裁判实践后发现,德国民事诉讼对诉材淤积的预防与疏导采取的体系设计是通用式判决书与微程序相结合的方式。“通用式判决书”即只规定一种判决书结构(§313 ZPO):包含首部、主文、案情、判由和法官签名;[14]其中案情与判由可以根据不同的案件性质予以省略(§§313a,313b ZPO),例如,当庭宣判,当事人表示不予上诉的、缺席判决的、被告承认对方诉求等。这种通用式判决书结构更符合诉讼规律,便于法官记忆与操作,值得借鉴,其设计思路与目前我国地方法院文书类型化设计刚好相反。
  如果说单一文书结构是通用式机枪,那么不同弹种,即微程序的结构与功能的设计将十分关键。我国《民事诉讼法》试图将简易程序作为繁简分流之工具的办法并未起到应有的疏导效果。该法157条“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的出发点有“上帝视角”之嫌,这一表述放在实体法尚值得商榷,置于程序法中显然违背审判规律。从认知逻辑上讲,没有一件案件的承办法官能在审理案件、接触诉材前就确定事实是否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确。这条看似合理的规定在实践中已引发诸多问题。据我们在多家基层法院调研了解,立案庭一般在做完形式审查后,都会先将案件立为简易程序,并据此确定开庭日期。当主审法官发现案件必须适用普通程序时,还要作相应的裁定、在审管系统里更改信息、重新排期并通知当事人。还有的法院一开始都将案件立为简易程序并排期,由于案件量大,3个月审限的开庭日期很快就会排满,立案庭就只能将后来的所有案件立为普通程序,采取合议制。另一方面,我国《民事诉讼法》简易程序制度和强制开庭制度的叠加,使得一线法官疲于奔命,忙于开庭,根本无暇应付“裁判说理”,造成审判实践中的“说理之物理不能”。反观德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前置性的、硬性的程序类型和开庭的规定,[15]承办法官接到诉状与答辩状、初步了解案情后,根据要件审判方法确定案件的可判度(Entscheidungsreife),即当事人提供的材料是否已经充分了请求权之要件?从这一刻起,承办法官在一定规则的指导下开始争点的整理,区分有争议与无争议案情;并根据要件审判的规则确定原告提供的诉材是否已充分了请求权,被告的诉材是否已构成实质抗辩。若根据目前的诉材不能判决(nichtentscheidungsreif),那么§272 II ZPO通过§275 ZPO,§276 ZPO和§128ZPO给了承办法官几个工具。承办法官会决定启动书面前置程序(schriftliches Vorverfahren,§276 ZPO),让负有陈情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在规定的期限内继续提供材料。此程序的制度目的就是为了收集诉材、整理争点,为庭审做准备。[16]在德国审判实战中,法官起到的作用更多的是组织诉讼,诉讼制度的设计是尽量将诉讼责任与压力转移给当事人,而不是将确认“事实是否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是否明确、争议大小”责任压在法官的身上。通过书面前置程序,当事人双方在法官的指引下将书面诉材源源不断地引入诉讼。而承办法官每次在收到当事人新诉材时都会阅读并判断该诉材是否构成争议,请求权所有要件是否已充分,在法官的引导下,当事人双方你来我往地几次书面交锋下来,就把该提交的诉材提交了,把该说的意见说了。当法官根据个人审判经验认为,当事人双方都已无诉材要补充,即词穷理尽时,或诉材已经充分了请求权或抗辩的要件时,在征得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不开庭而直接判决(§128 I ZPO)。[17]如果当事人不同意,[18]更多的是承办法官认为书面审理仍无法完全形成内心确信时,那么他将根据§275 ZPO决定第一次开庭(früher erster Termin),并根据第一次开庭的情况,决定是否需要再次开庭(§276, Haupttermin)。反观我国《民事诉讼法》,开庭是硬性的必经程序,不管对解决案件纠纷、服判息诉是否必要,法官和当事人是否愿意,都必须开庭。由于开庭与参与者的物理活动相联系,必然消耗法官、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时间与精力,造成各方的讼累,大大压缩了法官将精力用于“说理、成文”的物理可能性。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新增的第225条之庭前会议,目的在于提高庭审效率,为开庭做准备,也是由法官依案情决定是否召开,[19]但与德国审判实践效果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在庭前组织方面,德国审判实践技术与微程序的组合具有以下的巨大优势:同样的需求,德国裁判实践中不组织当事人与其他诉讼参与人到庭,而是通过书面前置程序避免了当事人和承办法官的讼累,确保承办法官全程参与诉材的整理与认知。不仅如此,书面前置程序中放手让当事人充分交锋,调动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穷尽诉材,极大地缓解了法官说理的压力;同时给予了承办法官足够的程序空间来应付各种情况:最简单的案子,书面审,经双方当事人同意不开庭,直接判决;稍微复杂的案件,书面交锋,穷尽诉材后,一次开庭解决问题;大型案件可根据进展决定开庭次数。我们认为,在当事人主义大趋势下,我国《民事诉讼法》应该放弃简易程序、强制庭审制度,将庭前准备的争点整理部分分流成书面准备程序和开庭的质证环节;将大部分诉材形成和穷理的诉讼压力分配给当事人,从而让法官专司裁判。
  以上流程是法官断案的一种专业思考方式与路径,在德国民事审判实务技术上称为“关联求证法”(Relation)。这种司法技术的目的是以最快、最经济的路径得出判决的主文。[20]这种技术之所以称为关联求证法,是因为它要处理的是民事诉讼中特有的两种(原被告)案情(zweisichtig),法官作为判断与思考者在未得出内心确信前,必须通过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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