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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适用》
被害人出庭作证的实证分析和制度构建
【英文标题】 Empirical Analysis of Victim''s Testifying and Construction of Related System
【作者】 王小光李琴
【作者单位】 浙江省舟山市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岱山县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被害人陈述;出庭作证;权利保障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
【页码】 103
【摘要】

司法实践中,公诉案件被害人出庭作证的比率很低,即便出庭的也未能通过庭审对裁判结果形成产生实质影响。为此,需借鉴多地公检法现有证人、鉴定人和警察出庭作证制度,从实体和程序方面构建被害人出庭的具体规则:确立被害人出庭作证的具体范围及例外情形,对被害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进行审慎评估,保障被害人出庭作证的相关程序权利,完善法庭发问和质证的方式,并注重从权利保障和惩戒两方面督促被害人履行出庭作证义务。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22672    
  作为刑事诉讼的当事人,被害人出庭对于实现庭审实质化有重要意义。受我国立法不够完善、司法理念不够重视以及被害人自身原因等综合因素影响,司法实践中,公诉案件被害人出庭作证的比率很低,即便出庭的也未能通过庭审对裁判结果形成产生实质影响,应加以完善。
  一、被害人出庭作证的现状和瓶颈
  2012年新刑诉法进一步加大对被害人权益保护,但是从刑事司法实践看,被害人的当事人主体地位和出庭作证的相关权利保障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落实。
  (一)被害人出庭作证动力不足,出庭率低
  被害人受到人身或财产损失后,更为关注的能否及时获得被告人的赔偿,为此,对于不能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绝大多数被害人都不愿意出庭作证,出庭作证动力不足。2012-2015年,D县法院审结各类公诉案件591件,其中有被害人的公诉案件为271件,而被害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出庭的仅为51件,占开庭审理案件总数的18.82%。除了1件敲诈勒索案件被害人纯粹地以被害人身份出庭,其余50件案件均为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身份参与庭审。从案件类型来看,这些出庭参与庭审的被害人或其诉讼代理人主要集中在故意伤害、寻衅滋事、交通肇事三类案件中,其次是故意毁坏财物、敲诈勒索、放火,而强制猥亵妇女、强奸、强制猥亵儿童等涉及个人隐私案件的被害人则不愿意出庭。另据统计,河南省新野县法院2006—2008年审理的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出庭率仅为3%左右。上海市某基层法院2009—2011年共审结刑事案件案2666件,其中有68.68%的案件存在被害人,纯粹以被害人身份参与庭审的为0。[1]
  (二)被害人出庭作证权利保障不足,庭审参与实效性不强
  参与的有效性是指被害人通过参与刑事诉讼程序,充分行使其权利并对裁判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反之若不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则其参与就是低效甚至无效的。[2]当前,我国被害人处于“名义上的当事人、程序上的证人、实务中的被忽略”的现状,导致被害人出庭对法官定罪量刑的帮助不大,其参与缺乏有效性。
  1.知情权缺失
  司法实务中,很多案件检察机关并不会主动告诉被害人案件移送法院起诉、退回补充侦查等情况;案件到了法院之后,除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外;若控辩双方未申请被害人出庭、被害人未主动请求出庭的,法院一般不会在开庭前向被害人送达起诉书副本,也不会通知其出庭。被害人无法获知诉讼进程,自然也谈不上出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诈骗、合同诈骗等涉众型案件中,虽然法院会通知被害人参与庭审,但一般仅是以旁听观众旁听案件审理,而不是以被害人身份出庭作证。
  2.难以获得法律援助
  新刑诉法第44条规定公诉案件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其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司法解释第54条赋予了其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但是司法实践中,很多经济困难的被害人并未能获得法律援助,无法获得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师的帮助。2012年以来,D县法院仅为1名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申请过法律援助,另2名刑事附带民事原告人自行向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均未成功。
  3.未设立独立被害人席位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法庭审判台、公诉台、辩护台位置的规定》没有设置单独的被害人席位,1997年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几个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增加了独立的被害人席位,并将之置于公诉人席位的右侧。但是,司法实务中,很多法院并未为被害人设置独立的法庭席位,需要被害人出庭的,或是让被害人与公诉人同席,或是让其站在证人席位,导致被害人当事人地位形同虚设。
  4.陈述权、质证权和求刑权受限
  首先,被害人开庭陈述权受到限制。由于很多被害人是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出庭,一些法官并不会允许被害人在庭审中并就案件起因、犯罪过程、犯罪给被害人造成的伤害后果、被告人案发是否采取补救措施或作出赔补偿等犯罪事实作出连贯陈述。部分被害人因为担心遭到被告人的报复或是因反复回忆陈述案发过程给自己造成二次伤害,不能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给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带来阻碍。其次,被害人或其诉讼代理人的质证权受到限制。被害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对被告人的补充发问常不被允许或是被打断,即便允许补充的,由于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概率非常低,大多数被害人自己出庭或是委托其近亲属作为诉讼代理人出庭,均缺乏专业法律知识,大多不能从法律上进行有针对性的发问、质证。部分法院审理案件中,未给予被害人诉讼代理人与辩护人同等的质证权利。如宁夏某法院审理的乔某合同诈骗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的发问、质证等权利弱于被告人的辩护人。[3]最后,独立求刑权受到限制。在法庭辩论和最后陈述阶段,部分法院并未征求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身份出庭的被害人或诉讼代理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意见,少数被害人或其诉讼代理人就被告人犯罪行为性质和量刑发表不同观点,但又不能从法律上提出实质性意见,难以发挥应有作用。如戎某寻衅滋事案件中被害人的诉讼代理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检察院的量刑建议过低,却无法展开说理说服合议庭。
  (三)被害人出庭作证引发冲突,影响法庭审理
  司法实务中,被害人参与庭审容易引起一些问题冲突,影响庭审顺利进行甚至无法继续进行。
  1.被害人与被告人冲突
  部分案件中,被害人参与庭审时情绪比较激动,或是对被告人还处于愤恨不满状态,双方质证过程中产生冲突,难以控制,影响庭审进度,甚至是干扰法庭秩序,导致庭审无法继续进行。如金某故意伤害案件中,被害人庭审中与被告人发生激烈争吵,不听劝阻,导致审判长只能休庭另行择期再次开庭。
  2.被害人与公诉人冲突
  被害人作为案件当事人,发挥的重要作用是辅助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构成刑事犯罪,大多数情况下二者处于统一立场。但是部分案件中,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与公诉人就案件性质产生争议,与公诉人展开较长时间辩论,甚至引起公诉人未经审判长许可中途退庭。山东某市法院审理的一起刑事故意伤害案件中,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被害人诉讼代理人则认为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庭审过程中产生冲突,公诉人在十分被动的局面下请求审判长阻止代理人对案件性质发表意见未被采纳,公诉人未经审判长许可中途退庭,审判无法进行。[4]
  3.被害人身份转化冲突
  有的案件中,检察院指控被告人数种罪行,而被害人仅在部分犯罪事实中为被害人身份,在其他犯罪事实中则转化为证人,但是审判长未能注意到被害人身份转化问题,仍然让被害人全程参与庭审,违背了证人作证不得旁听案件审理的基本原则,其证人证言亦有失客观公正性。如左某诈骗、盗窃案,刘某在诈骗案中为被害人身份,但在盗窃案件中,其仅为看到被告人擅自拆除王某井架机的证人身份。法庭调查盗窃案犯罪事实阶段,刘某仍与公诉人同席,并在旁听了案件全部审理过程后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
  二、原因分析
  (一)立法上的缺陷
  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被害人参与庭审的相关权利保障不足,导致被害人未能出庭或是不愿意出庭。一是被害人无权获得诉讼进程信息。刑诉法182条仅规定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10日前将起诉书送达被告人及辩护人,未包括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第3款虽然规定了法院应当在开庭前3日将出庭通知书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将传票送达当事人,但是未规定未履行告知被害人义务的程序后果,导致司法实务中,若被害人或其家属未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院一般不会向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送达开庭传票。二是被害人人格权不受保护。新刑诉法规定对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给予人身安全方面的特殊保护,但并未针对防止被害人二次伤害采取特殊保护。被害人在出席庭审接受质证时,刑诉法未规定对被害人不当询问的限制以及被告人、辩护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对在诉讼过程中所了解到的被害人隐私负有保密义务等。[5]三是未确立直接言辞证据规则。直接言词规则要求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公诉人、被告人及辩护人参与外,被害人、证人和鉴定人也应当在场,犯罪事实的调查和认定应当以直接方式进行,且原则上采取言词陈述的方式进行,否则庭审活动无效。直接言词规则从形式上保证了被害人的庭审在场权和实质上的陈述权、质证权等。我国刑诉法未确立直接言词证据规则,造成司法实践中被害人、证人、鉴定人普遍不出庭,而是由公诉人宣读相关书面笔录,使得控辩双方对被害人、证人、鉴定人的交叉询问和对证据的质证无法充分进行。
  (二)司法理念的偏差
  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对尊重被害人主体地位和保护被害人权利的认识还比较模糊,以至于被害人长期处于被刑事诉讼程序边缘化的地位,其功能和身份除了成为帮助司法机关证实犯罪的一名证人以外,基本上就是一个被遗忘的人。[6]对被害人不够重视和尊重的理念偏差,导致司法机关对被害人以“当事人”身份参与庭审及享有的知情权、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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