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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租车诈骗案件疑难问题研究
【英文标题】 Research on the Problems of Car Rental Fraud
【作者】 卢有学窦泽正【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西南政法大学
【分类】 刑法分则
【中文关键词】 租车诈骗;合同诈骗;诈骗;同质性数额牵连犯;犯罪数额
【英文关键词】 car rental fraud; contract fraud; ordinary fraud; homogeneous amount implicated offense; amount of crime
【文章编码】 2095-1140(2017)06-0113-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6
【页码】 113
【摘要】

租车诈骗是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频发的特殊诈骗类型,俗称“两头骗”,它是指通过实施前行为骗取车辆,再实施后行为对车辆进行质押或变卖。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于前行为属于合同诈骗行为没有争议,然而后行为的性质认定及其前后行为关系的判断,则是此类案件出现定性混乱的主要原因。因此,此类案件的处理不仅必须明晰诈骗行为与民事欺诈的界限,还应准确定性前后行为的关系,即租车诈骗的前行为属于合同诈骗,后行为在性质上属于普通诈骗,两者不具有事后(前)不可罚行为关系,而存在“同质性”数额牵连关系,并且前后行为所涉犯罪数额应累积计算,最终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如此判断,才能避免“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才能实现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

【英文摘要】

Vehicle rental fraud is a special type of fraud that has frequently occurred in judicial practices in recent years, which is commonly known as “two-side fraud”. It means that fraudster defrauds the vehicle through pre-crime offences and then pledges or sells it through after-crime offences. In current judicial practices, it is without controversy that pre-crime offences belong to contract fraud. However, identifying the nature of aftercrime offences and judg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crime offences and post-crime offences are the major reasons for chaotic identification of nature in such cases. Therefore, handling such cases not only has to clarify the limits between fraudulent acts and civil frauds, but it also needs to accurately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crime offences and after-crime offences, i.e., the pre-crime offences of vehicle rent fraud belong to contract fraud while after-crime offences belong to common fraud. Besides, between pre-crime offences and after-crime offences, there does not exist a relationship of impunity but a relationship of “homogeneous” amount involved. Moreover, the amount of crime involved in pre-crime offences and after-crime offences should be accumulated in calculation and eventually they should be punished according to contract fraud. Only by judging in this way could one avoid “according inconsistent sentences to similar cases” and realiz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adaptation among crime, responsibility and punishment.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40235    
  
  我国当前汽车租赁行业快速发展,但行业规范严重滞后,如缺乏对恶性竞争的有效规制、难以对租赁人身份进行准确识别以及对个人挂靠管理不严等,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这些漏洞进行租车诈骗[1],然后将车辆用于质押借款行骗。这类案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十分普遍,但在司法认定上却存在诸多疑难问题。第一,到底存在几个刑法规制的行为,是只认定以租车名义骗取车辆的行为,将后续的变卖或质押车辆视为销赃行为(事后不可罚行为或共罚的事后行为);还是只认定后续的变卖或质押行为,将骗取车辆的行为视为犯罪过程的一部分(事前不可罚行为);还是将骗取车辆的行为与后续的变卖或质押行为统一进行牵连性评价?第二,犯罪数额的认定,到底应以车辆的鉴定价值为犯罪数额,还是以车辆的变卖价值或者质押借款为犯罪数额,或者将二者进行累积计算?第三,罪名的认定,租车诈骗无论是在骗租车环节还是质押借款环节都存在签订合同的情形,那么,这类犯罪到底应以普通诈骗罪还是合同诈骗罪定性?第四,被害人的认定,即究竟是汽车租赁公司为被害人,还是借款人(质权人)或买受人为被害人,或者将两者同时归为被害人?对于以上问题,各地司法实践存在很大差异,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
  一、租车诈骗的行为性质分析
  对这种“两头骗”的案件所涉行为进行分析时,必须确立一个主观上的基点,即明确犯罪故意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产生于何时,是产生于签订、履行汽车租赁合同之前还是产生于签订、履行汽车租赁合同之后。因为,明确前故意(概括故意)与后故意[2]是认定该类案件行为性质的关键,而前故意支配下的行为性质的认定更具复杂性与典型性,因此,本文仅就此点展开论证。
  (一)前行为性质的分析
  前行为即行为人以租车名义与汽车租赁公司签订汽车租赁合同、骗取车辆的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1.行为主体与意思表示。就行为主体而言,行为人骗取车辆时,如存在采用伪造身份证件、骗借驾驶证等行为签订汽车租赁合同,或者使用他人财产证明抵押骗租,都是一种合同主体的假冒,符合合同诈骗罪第一款之规定,即“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如果行为主体是利用自己真实的身份证件与汽车租赁公司签订合同,即存在真实的合同主体的情形下,合同主体往往不存在真实的意思表示,这种虚假的意思表示是“就自己的意思进行欺骗”。{1}行为人在签订租车合同之前,就合同中所涉及的相关条款,如车辆使用期限、车辆租金、以及不得将车辆进行抵押或变卖等,没有实际履行的真实意思,签订合同只是行为人为取得车辆,进行后续犯罪行为的手段。因此,此种情形实际也是满足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2.“合同”的认定标准。“合同”是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在形式上不限于书面合同(含口头合同);在内容上只限于经济合同(不包括单纯的借款合同),即合同的文字内容是通过市场行为获得利润,这是由合同诈骗罪性质决定的{2}。我们应以法益解释为基础,对“合同”做体系性解释,找出识别经济合同的具体标准。
  第一,交易性、经营性是经济合同的表征。交易性、经营性是市场存在的前提,所以,合同诈骗罪侵害的法益(市场秩序)之根源是交易关系的正常进行。因此,民法中涉及的身份关系的协议(监护、收养以及婚姻等)、赠予合同等都不是合同诈骗罪所要求的“合同”。
  第二,市场秩序是否受到侵害,是判断合同诈骗罪的实质标准,如果形式上符合交易关系,但实质上只侵害个人财产所有权,则应构成诈骗罪而非合同诈骗罪。公共性是市场秩序的本质属性,因此,合同涉及的交易性、经营性只有负担公共性的才能侵害市场秩序。一方面,“市场”本身具有聚集性,即市场的形成是不特定多数人在同一地点进行交易与经营才逐步形成的;另一方面,“秩序”本身具有持续性、一致性与确定性,即只有反复多次交易行为才可能形成稳定的市场秩序。因此,判断合同行为是否侵害了市场秩序的公共性,需要参考以下标准:一是主体的交易、经营活动是否具有经常性;二是合同的标的、内容以及签订、履行的事项是否涉及公共领域以及不特定的多数人;三是合同的签订、履行是否直接涉及国家对某些领域的市场管理秩序{3}。我们认为,汽车租赁“合同”是市场经营者主体(汽车租赁公司)与市场需求主体(经济秩序下的不特定个人)签订的具有供需性质与价格竞争机制的经济合同,并且涉及了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汽车租赁市场的管控,符合市场秩序的本质属性,即公共性。因此,汽车租赁合同符合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本质要求。
  (二)后行为性质的分析
  后行为指行为人将骗取的汽车进行质押或者变卖的行为。对于后行为性质的认定,在实务界与理论界都是有争议的[3]。但是,我们认为,在前行为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的前提下,后行为性质属于诈骗行为,即主观上质权人或出卖人具有非法占有借款或买受款的目的,客观上出借人或买受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了自身的财物,质权人或出卖人财产得以增加,而出借人或买受人财产得以减少。至于将后行为认定为合同诈骗行为或民事欺诈行为,则是对“合同”性质与对价占有的形式化解读。
  1.“合同”性质的形式化理解。在林拥荣合同诈骗案{4}中,法院认为后行为(签订质押借款合同)是合同诈骗行为,前后行为符合连续犯的基本构造,即在一个概括故意的支配下,连续实施了两个独立的犯罪行为,触犯了同种罪名。但是我们认为,该案既不成立连续犯,也不能仅从形式上片面理解合同诈骗罪中“合同”。依前述经济合同认定之标准,出质人与借款人签订的质押借款合同,并不具有“经济合同”之特征,且以质押为手段的借款行为,就其本质而言,属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行为(借贷合同)。因此,后续的质押借款的合同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同理,后续的买卖合同也是如此。因此,法院认为后续的质押行为是合同诈骗行为,仅仅是对“合同”的形式化解读,没有认识到“合同”的本质。
  2.民事欺诈之对价占有的“阻却事由”。如上述,法院认为质押借款行为属于合同诈骗行为,除了对“合同”的形式化理解外,也混淆了合同诈骗行为与民事欺诈的界限。理论界在论证两者之间的界限时,虽然提出了诸多判断因素,如从有无非法占有之目的、行为方式、履行能力、标的物之处置等方面做出了说明,但是依然未能正确的区分两者之界限。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这些标准看似全面,实则似是而非,两者区分之关键在于:是否无对价的占有他人财物{5}。质押借款行为并非无对价的占有出借人的钱款,因为质押合同双方都履行了相应之义务,即出借人得到了出质人车辆的担保,尽管主观上仍有欺诈故意,但是质押合同具有真实性(真实的交易关系)。出质人如不能按期还款,则出借人可以通过变卖等方式实现自身的债权(车辆价值肯定是大于质押借款所得)。因此,上述情况不能认定为连续犯,即质押借款行为不是合同诈骗行为,而是民事欺诈行为。
  但是,我们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因为租车诈骗案件涉及民刑交叉问题,对质押行为作民事欺诈的解读,忽略了车辆性质(赃物)在物权法中的价值定位。陈兴良教授根据是否无对价占有他人财物的标准,认为不论借款人(质权人)还是买受人,合同双方都履行了相应之义务(出借人得到汽车的担保或买受人实际拥有了汽车),尽管主观存在欺诈,但是质押合同或买卖合同具有真实性,质权人可以通过变卖等方式实现其债权。这一观点与民法上的善意取得制度相违背。所谓善意取得,也称“善意受让”或“即时取得”,是指动产或不动产的占有人无权处分其占有的动产或不动产,将该物的所有权转移给他人或为他人设定他物权[4],如果该第三人在受让所有权或取得他物权时为善意,则其将依法取得该物的所有权或他物权{6}。但是,依据我国传统民法理论,善意取得制度仅适用于占有委托物,即无权处分人基于真实意思而取得占有的物,不适用于赃物、遗失物等占有脱离物,即非基于原权利人真实意思而取得的占有的物{7}。租车诈骗案件中汽车属于犯罪所得之赃物,无法善意取得汽车的所有权或他物权,因为《物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无权占有不动产或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请求返还原物。”因此,汽车租赁公司或将汽车挂靠于租赁公司的个人享有返还原物请求权,可以要求现时的无权占有人(质权人或买受人)返还汽车。换言之,质权人或买受人只具有形式上的无对价占有,并且这种占有会被随时剥夺,即返还原物请求权“截断”了对价占有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因此,上述通过变卖等实现债权的方式来阐释民事欺诈的合理性,是不符合民事法律理论的[5]。
  二、租车诈骗之前后行为关系分析
  在确定了前后行为的性质后,需要明确前行为与后行为之间存在怎样的刑事法律关系。
  (一)前后行为牵连认定之可能性
  我国刑法学界对牵连犯的界定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主观上为了一个犯罪目的,但是其手段行为又触犯了他罪罪名{8};二是行为人实施了本罪,但是其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他罪的犯罪形态{9};三是犯罪动机行为与手段行为或者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之间具有牵连关系{10}。以上对牵连犯之界定,存在着不可回避之缺陷,如缺少结果行为触犯他罪之情形,不当的缩小了牵连犯的成立范围,或者缺乏对牵连犯的主观认定,或者对牵连犯之界定陷入套套逻辑、循环认定。我们赞同如下观点:牵连犯是指行为人基于一个主导犯罪意图的支配,实施作为主旨支配的本罪行为触犯本罪罪名,而其方法准备行为或后续结果行为又成立他罪行为触犯他罪罪名的犯罪形态{11}。
  1.租车诈骗的主观标志—一个主导犯罪意图支配。我们不赞成犯罪牵连关系的判定排除主观因素的客观说—数行为之间有无牵连关系应以客观事实为标准,而应当坚持主客观相统一原则。但是,主观层面的“基于一个犯罪目的”的描述是不够明确的。因为,一个单纯的犯罪目的描述使得对牵连犯客观层面(数行为触犯数罪名)的认定存在瑕疵,即易被误认为只存在一个犯罪故意,只存在一个犯罪心态。一个主导犯罪意图之描述能有效的避免的这种误认。第一,主导的犯罪意图具有牵连的意图,即行为人主观上能动地、有目的地将他罪行为作为本罪实现之前提。租车诈骗案件的行为人出于质押或变卖车辆,从而获取财物的诈骗意图,将符合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他罪行为作为诈骗犯罪实现之前提。第二,可以存在多个且各异的犯罪心态,即牵连犯的主观层面可以有不同的犯罪故意。如入户盗窃的情形,既存在非法入侵住宅的故意,又存在盗窃财物的故意。当然,基于我国刑法对以签订经济合同为手段的诈骗行为的特殊预防,租车诈骗案件也存在两个诈骗的故意,即合同诈骗的故意与诈骗的故意。
  2.租车诈骗的行为本体—数个异质的事实行为。所谓数个异质的事实行为,是指在整个犯罪过程中行为人实施的若干自然行为,该当于不同性质的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需明确的是,事实行为是对该当于构成要件行为的自然行为的糅合,事实行为并不当然地等同于某个自然行为。因此,租车诈骗的前事实行为是由“双方协商”“虚构租赁事实”“隐瞒骗车的动机与事实”“签订合同”“骗取汽车”等一系列自然行为组合而成;而后事实行为是由“虚构车辆所有权证明”“隐瞒汽车的所有权归属”“骗取财物”等一系列自然行为整合而成。因此,自然行为组合而成的前事实行为与后事实行为都属于我国刑法规制之领域。
  3.租车诈骗行为的独立性。所谓行为的独立性,即从构成要件来看,租车诈骗的前行为与后行为是各自独立的,均能充足对应各自的犯罪构成要件,并且不存在对同一行为事实重复评价的问题。{12}牵连犯的数行为之间虽有主行为与从行为之分,即骗车行为(方法行为)是从行为,而质押或变卖车辆(目的行为)是主行为,虽然从行为附属于主行为(方法行为或结果行为以目的行为为依托),但是,方法行为(租车诈骗的前行为)充足对应他罪的构成要件(合同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目的行为(变卖或质押汽车的后行为)充足对应本罪的构成要件(诈骗罪的构成要件),故租车诈骗案件的前后行为是两个独立的犯罪行为,具备牵连认定的客观基础。
  4.租车诈骗行为的牵连关系认定。牵连犯认定的核心标志就是对牵连关系的评价。正如前述,我国对牵连关系的认定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否定纯粹的主观说。虽然主观说在对于牵连关系的认定有一定的限缩机能,亦即,断绝了事先无预谋临时起意的两行为之间的牵连关系。但是纯粹主观的缺陷在于:想象能将一切关联起来,以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作为判断标准,不仅丧失了犯罪认定的客观基础,而且由于主观内容难以查明,也使得判断结论飘忽不定{13}。租车诈骗在主观上虽有数个犯罪目的(骗车的犯罪目的与骗财的犯罪目的),但数个异质的事实行为所对应的犯罪目的统一于一个最终的犯罪目的(通过质押或变卖骗取财物),这个最终的犯罪目的也涵盖了主观上的牵连意图,是牵连关系认定的主观根据。而客观根据是数个异质的事实行为的主从关系。正如前述,租车诈骗的前行为即骗车行为为从行为,后行为即通过质押或变卖汽车骗取财物的行为为主行为,从行为的完成是主行为实现的前提,即没有骗车行为的完成,就不会有质押或变卖行为的实现。因此,租车诈骗的前后行为是符合牵连关系的判定标准的。
  5.租车诈骗的对象标志—行为对象相异。所谓行为对象相异,即牵连犯中的数个异质的事实行为指向的行为对象不具有同一性。如果数个异质的事实行为针对的行为对象具有同一性,则是吸收犯认定的重要环节。那么行为对象究竟应作何理解呢?行为客体与行为对象又有何种关联?西田典之教授认为,行为客体即作为行为对象的人或物,如杀人行为的客体是人,盗窃行为的客体是财物{14}。陈兴良教授认为,行为客体即指行为所指向的有形的人或物,而构成要件要素的客体是指人或物,在这个意义上说,行为客体也可以说是行为对象{15}。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教授对行为客体(Tatobjekt)进行了更通俗的解释即人们会对之进行详细的描述,如“他人的动产”。{16}张明楷教授认为,行为客体(犯罪对象)也叫行为对象,一般是指实行行为所作用的物、人、组织(机构)、制度等客观存在的现象{17}。可见行为对象(行为客体、犯罪对象)应当属于具体的构成要件要素,应当在构成要件该当性中予以考察。
  租车诈骗的前行为该当于合同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那么前行为的行为对象即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对象。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的基本犯罪构成,即“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依据前述行为对象具有具象性,则合同诈骗罪的行为对象即为经济合同(汽车租赁合同)与对方当事人的财物。租车诈骗的后行为该当于诈骗罪的客观构成要件。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了诈骗罪的基本犯罪构成,即“诈骗公私财物”,那么后行为的行为对象即为公私财物(质押款或借款)。由此可以得出,虽然前后两个行为的行为对象存在竞合,但是仍有未交叉之部分,所以租车诈骗前后行为之对象具有相异性。
  (二)事后不可罚行为之否定
  租车诈骗案件的行为认定是否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只认定前行为,将后行为的质押或变卖车辆视为事后不可罚的销赃行为。事后不可罚行为是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中的概念,事后不可罚行为并非真正的不处罚,而是数行为触犯了A罪与B罪,B罪的不法及罪责内涵已经包含在A罪中,B罪在A罪所预设的法益范围内,B罪并合于A罪得到评价,因此事后不可罚行为又称之为与罚的后行为或共罚的事后行为{18}。关于事后不可罚行为,理论界有几中观点:第一,利用或者确保前行为所导致的不法利益而侵犯相同法益的行为;第二,在第一种观点的基础上对法益进行了限定,即不能是扩大法益损害的行为;第三,状态犯中利用或伴随不法状态且未超出状态犯构成要件的行为{19},所谓未超出状态犯构成要件,即事后行为的不法与罪责能够在状态犯中得到完全评价,只是如何才是完全评价,没有明确的表达出来。我们认为,前两种对事后不可罚行为的界定是片面的,没有对法益以及犯罪构成进行限定,而最后一种内涵界定相对科学的。因此,事后不可罚行为的认定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几个方面。
  1.状态犯是认定事后不可罚行为的前提。传统观点认为,状态犯与即成犯的本质差异是法益的侵害状态是否处于持续中。即成犯的犯罪构成要件决定了只要行为实施了该当于其构成要件之行为并造成了既遂之结果,本罪的法益就已经被消灭,那么后行为就不可能再侵犯一个已经被本罪行为消灭的法益。一般而言,故意杀人罪是典型的即成犯,行为人的杀害行为消灭了被害人的生命法益,后续行为不可能再次侵害一个已经终结的生命法益。因此,即成犯不存在“共罚”之余地[6]。
  继续犯的场合下,虽然已经达到既遂之状态,但是犯罪行为并未停止,事后不可罚行为自然也没有存在的余地。只有在状态犯场合(必须达到既遂的状态),犯罪行为结束后本罪之法益受损状态并未停止,才能利用、处分已获得的不法利益再次侵犯本罪法益。需要注意的是,当前行为是即成犯与继续犯时,共罚的事后行为仍有存在的例外,即后行为是毁灭证据等出于惯例的行为。租车诈骗的前行为毫无疑问符合状态犯的犯罪构成,存在后行为是销赃行为的可能性,即有“共罚”的余地。
  2.法益的同一性与限度性[7]。前行为与后行为侵犯了相同的法益,并且后行为造成的法益侵害程度不能大于前行为。就租车诈骗案件而言,前行为与后行为侵害的法益存在竞合关系,前行为除侵害了财物(汽车)所有权,还侵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交易秩序以及国家对合同的管理制度。因此,租车诈骗行为并不具备法益同一性要求。对于法益限度性的要求,租车诈骗的后行为(质押或变卖汽车)导致的法益损害结果不会超过前行为,毕竟前行为与后行为的行为对象都是相同的汽车。
  3.前后行为具有主从关系。所谓主从关系,一般也可以理解为重罪行为与轻罪行为。依照犯罪构成的原理,后行为是对前行为所导致的法益侵害状态的利用与处分,后行为所蕴含的不法与罪责包含于前行为中。因此,前行为当然应为主行为,刑罚上也应更重。租车诈骗的前行为(合同诈骗行为)与后行为(诈骗行为)相比较,后行为所蕴含的不法与罪责能否包含于前行为,我们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认定。
  (1)不法的程度。从后行为利用与处分功能来看,前行为创造了后行为实行的实质条件(没有前行为的骗车行为,就不会存在后行为的骗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在形式结构与事实因果关系上符合社会一般人对主从行为的认定,即前行为为主行为,而后行为为从行为。但是,对不法程度之认定必须从实质侧面出发。从法益角度讲,并不能因为前行为形式上侵犯的法益个数多于后行为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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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张明楷.诈骗罪与金融诈骗罪[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60.

{2}张明楷.刑法学(下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835.

{3}鞠佳佳.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双层界分[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6):104-105.

{4}国家检察官学院案例开发研究中心.中国法院2015年度案例(刑法分则案例)[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57-60.

{5}陈兴良.合同诈骗罪的特殊类型之“两头骗”:定性与处理[J].政治与法律,2016(4):42.

{6}王利明,杨立新,王轶,程啸.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329.

{7}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8}赵俊新,黄洪波.论牵连犯[J].汉江论坛,2003(1).

{9}高铭暄.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600.

{10}李泽龙,朱丹.牵连犯探微[J].法律科学,1993(4):86.

{11}张小虎.论牵连犯的典型界标.[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3(5):27.

{12}高铭暄,叶良芳.再论牵连犯[J].现代法学,2005(2):108.

{13}陈兴良.刑法总论精释(下册)[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711.

{14}西田典之.日本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66.

{15}陈兴良.刑法总论精释(上册)[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183.

{16}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71.

{17}张明楷.刑法学(上册)[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163.

{18}林钰雄.新刑法总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461.

{19}贾学胜.事后不可罚行为研究[J].现代法学,2011(5).78.

{20}梁根林.当代刑法思潮论坛:第二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4.

{21}洪福增.刑法判例研究[M].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5.167.

{22}沙君俊.合同诈骗罪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31.

{23}山口厚.刑法总论(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384.

{24}郑丽萍.轻罪重罪之法定界分[J].中国法学,2013(2).132.

{25}夏勇,李正新.犯罪竞合罪名判断新原则:法益保护完整性—基于对“从一重处断”的反思[J].人民检察,2013(11).16.

{26}石经海.量刑个别化的基本原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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