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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中国法学》
中国式影子银行的风险溯源与监管创新
【作者】 郭雳【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分类】 银行法
【中文关键词】 影子银行;信用中介;脱媒性;期限错配;金融抑制;资产管理
【期刊年份】 2018年【期号】 3
【页码】 206
【摘要】

我国的“影子银行”实践并不具有脱媒性,而是代替银行成为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的信用中介;其风险形态因此也与传统银行近似,突出体现为金融机构层面上的期限错配。与美国不同,我国形成上述风险特征的制度性根源主要不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二元监管结构,而更多归因于长期以来的金融抑制策略、路径偏好及思维定式。就法律政策选择而言,一方面确有必要强化银行的信用中介专营权及相应规则,抑制监管套利、防范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要考虑对现有监管制度进行盘整,使影子银行活动更加有效地与银行信贷业务形成互补,实现“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等三项任务。

【英文摘要】

China’s shadow banking practice has not processed the disintermediation as occur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y merely replaced traditional banks as the credit intermediary. Thus the risk that shadow banking face in China is not distinguishable from that of traditional banks in nature, highlighting the maturity mismatch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This kind of risk has been plausibly addressed by the current financial regulation, but many financial institutions did not comply with these rules due to the intrinsic financial repression caused thereof. To contain the risk of China’s shadow banking, one key is to reinforce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of traditional banking and apply it towards shadow banking when they carry out the credit intermediation to level the playing field and deter the regulation arbitrage. The more crucial part is to upgrade the whole financial system to synergy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and the market level, and to eliminate the adverse effects of financial repression. The new rules seem conducive to ensure that China’s shadow banking activities become more in line with the global practice, and supplementary to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business in a healthier and compatible manner.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1917    
  引言
  十年前,影子银行活动引爆华尔街金融危机,造成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主要金融监管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委员会、美联储、欧洲银行等都对影子银行现象高度重视,研究如何对其加强监管,应对系统性风险及监管规避问题。中国的影子银行作为增长速度最快的一支备受瞩目。
  从国内来看,影子银行的风险更是不容小觑。其中,既有个别风险如中诚信托、民生银行理财产品的兑付风波,也有行业风险如P2P(Peer to Peer)融资平台的集体跑路,亦不乏区域性风险如温州民间金融体系的崩溃,[1]甚至出现可能危及金融整体稳定的系统性问题如2013年钱荒、2015年股灾。对此,我国的相关部门给予了回应。2013年12月,影子银行监管的核心规范——《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2](以下简称“107号文”)面世。随后,银监会等针对此前未受监管的P2P融资平台发布《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3];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针对各自管辖下的资产管理活动发出通知或者指导意见。[4]而《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也在征求意见中,其涵盖了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由地方政府监管的非正式金融机构、以及目前未受监管的自然人放贷人等。[5]
  总体而言,现有的监管举措和学术讨论主要是将法律视为金融系统的外部保护机制,探讨怎样的手段可以管控影子银行风险,维护金融系统安全。[6]在这一视角下,由于各国影子银行的主要风险外观上均表现为期限错配,监管控制风险的技术手段可以互通。但我们认为,法律与金融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更为复杂,法律规则不仅作为金融系统的外部保护机制存在,更是金融体系的内生机制;其促成了金融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并且可能成为危及金融体系稳定的内在原因。[7]为此本文将在金融活动与监管的论述逻辑间引入风险的制度规范性根源,探讨既有的监管规则与影子银行风险之间的共生关系,并在此基础之上思考法律规则应当如何调整。论文第一部分通过一般原理的阐释,整理归纳中国式影子银行的业态和运作模式,展示风险的发生方式;第二部分剖析这些风险在传统金融监管体系中的定位,说明以往监管思路和措施为何无法有效控制影子银行风险;第三部分对我国的影子银行监管策略进行梳理,提出完善建议。
  一、风险主要表现:期限错配的同与异
  “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外延和内涵长期处于模糊状态。[8]直至201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107号文,国内关于影子银行的认知基本走向统一。该文被业界视为影子银行监管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官方在此问题上的首度回应。[9]被107号文明确认定为影子银行的金融机构和活动包括银行理财产品、资产证券化、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和P2P融资平台等。[10]其中一部分脱胎于正式金融机构,即银行、证券(期货、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业务)和信托公司(信托业务);另一部分则涉及我国的非正式金融,包括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融资租赁公司、典当行、P2P融资平台等。[11]
  从功能角度看,影子银行是替代传统银行业完成其信用中介功能的机构或者活动,所谓信用中介功能,可进一步分解为信用转换、期限转换和流动性转换等三项功能。[12]传统银行业在完成这三项功能时,需要在效率与安全之间做出取舍。通常情况下,银行通过借短贷长,或者说期限转换,可实现以完全信息最优风险分担为均衡的状态。[13]影子银行在实现上述功能时也往往借短贷长,从而面临挤兑风险,不过中国的两大类影子银行活动在运作方式上有所区别,因此其具体的风险展开也不尽相同。
  (一)大资管行业业务及其风险
  银行、证券系公司、保险公司推出的资产管理业务和信托公司的信托业务被统称为大资管行业,概指专业管理人接受客户委托,对其委托的财产进行投资运营,以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金融服务。2010年之后,大资管行业在我国发展相当迅猛;据统计截至2016年末,行业规模已达人民币116.18万亿元。[14]
  资管业务的字面含义为“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但其法律含义只是一个涵盖了财产相对独立性、受托人的管理财产义务、以及受益人的投资收益权利的信托或者类似信托的法律框架。[15]尽管这个框架非常适合这些资管机构完成其“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功能,但是其中宽松的合意空间也使该框架有了发挥其他作用的可能。与国外操作不同,我国的资管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金融市场中为投资者寻找合适的产品进行投资,而是为特定的资金需求方设计交易结构以满足其融资需求。[16]各资管机构的基本交易框架近似,但处于各自的行业与监管生态之下,优势劣势各有不同并时常转换,因此实践中大多数资管业务并不会由某机构单独来做,而是与其他资管机构配合来完成。
  在这一融资链条中,与最终资金来源对接的往往是银行理财产品。与其他资管产品相比,银行理财在筹集资金方面有着独到优势。其一,它是少数可以向公众筹集资金的资管产品,购买门槛最低,大多数产品的最低购买金额仅为5万元。相反,其他资管产品多属私募产品,只有资产收入条件达标的合格投资者方能购买,[17]起购金额常在100万元。其二,在时下众多的金融产品中,银行理财的信用认同处于较高位阶。鉴于银行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核心地位,民众往往认为银行发售的理财产品与储蓄产品类似,即便出现偿付困难也会获得国家的隐性救助。而在实践中,银行为确保理财产品持续发行,也确实大范围采用刚性兑付的策略,导致银行理财产品比其他金融工具拥有了更多的公众信任。[18]其三,银行本身具有显著的客户优势和营销渠道,可以很容易地为理财产品所用。据统计,截至2016年末,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金额已达29万亿元。[19]
  然而在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格局下,银行在具体的投资操作上所受的限制也最为严苛,在许多领域甚至无法投资,由此其也需要另外的资管计划将客户的融资需求处理为符合银行理财计划购买条件的产品。为应对监管的拓展和升级,信托公司、证券系公司、保险公司先后成为银行理财产品的合作机构。交易结构也从直接放贷发展为过桥贷款、回购协议等复杂形态,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也进入到融资链条之中成为过桥或者通道机构。[20]
  由于融资者的资金需求通常为长期,而投资人并不愿意承担这样持续的投资风险,为了匹配双方,资管机构需要在其中搭建一个资金池。资金池的运作原理与资产证券化中的特殊目的实体类似,属于资产的集合。但这样的交易结构极为脆弱。首先,尽管大资管行业一般不会如银行存款那样赋予投资者随时赎回的权利,但其从终端投资者处获取的资金基本上是短期的,而某些项目可能长达数十年,因此仍有必要持续地滚动发售。当资金池的短期融资收益加上新发售理财产品所获取的资金,无法满足投资者的到期赎回请求,就会爆发流动性危机,使得资金池的运作难以为继。其次,理财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对投资者进行刚性兑付,投资者的本息收益由资金池滚动发售和短期融资渠道获得的资金全额偿付,并不与具体的投资收益挂钩,因此理财产品的投资风险实际上在由资金池独立承担。这就使资金池的投资损失没有出口,一旦发生只能淤积于内部,长期累积会导致资金池入不敷出。
  与普通的金融风险不同,资金池的风险一旦爆发常会演变成为系统性风险。系统性风险是指某一经济波动或者市场机构的倒闭会引发一系列不利后果乃至多米诺效应的风险。[21]引发实体经济衰退的2008年金融危机即是典型,其特点是风险的外部性十分显著,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与安全。普通的金融风险蔓延成为系统性风险,可能的路径有三:第一,金融机构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紧密,以至于一家金融机构的破产严重累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22];第二,传染效应,即金融机构低价出售资产导致持有同类资产的金融机构资产迅速贬值[23];第三,共性效应,当投资者得知一家金融机构的资产状况告急时,会推测其他持有同类金融资产或者采取类似经营策略的金融机构也陷困境,导致其他金融机构也遭受冲击。[24]
  (图略)
  图1大资管行业交易结构
  爆发于资金池中的风险,可以随着上述三条路径蔓延。首先,在关联度方面,资金池存在于银行内部,资金池资产与银行其他资产的隔离并不清晰,关联度更甚于金融机构之间的安排。其次,危机发生时,银行会变卖资金池中流动性较高的产品,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在银行间市场寻求短期融资,而这些行为均有可能触发传染效应,导致短期利率飙升。第三,理财产品以标准化产品的形象出现,背后的投资情况又不透明,极易引发共性效应。
  (二)非正式金融机构业务及其风险法小宝
  大资管行业之外的影子银行部分则涉及我国的非正式金融。这些机构除P2P外均是在政府推动下设立的,意在覆盖通常银行贷款未能满足的融资需求,以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例如,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金融活动提供担保,最核心的是为银行贷款提供担保;这类公司需要与银行保持良好关系,每家银行都会针对融资性担保公司设立自己的白名单。又如,小额贷款公司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个人和中小企业。这类借款人信用不足,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小贷公司则被允许以高于银行贷款的利率对其提供信贷。
  上述非正式金融机构的业务实质是为个人或者企业提供信用支持。客户违约时会造成这些机构的损失,但在理论上,它们主要是依靠自有资金运作,与其他机构或者个人发生联系的方式非常有限,风险本应由机构内化承担。然而现实中,这些非正式金融机构的经营却远超于此。融资性担保公司、小贷公司等频繁地向公众吸纳资金用以放贷或者担保赚取利差,而参与其中的投资者多数为当地中低收入投资者。[25]一旦资金链断裂,便会造成严重的区域性金融风险。[26]
  P2P网贷则是依托互联网的发展,于2005年在英国和美国相继出现的。[27]其基本模式是由网络平台提供交易场所、审核借款需求并公布在平台上,由出借人选择放贷。[28]本质上,P2P融资平台只应作为信息中介——披露展示借款需求,便于投资者选择。该平台往往也提供附加服务,如对借款人进行甄别、设置门槛,或者对所涉贷款风险进行评估分级。[29]2007年,P2P网贷进入我国,[30]之后便迅猛发展。2013年底,P2P融资平台已达700多家,借贷总量1100亿人民币。[31]而在P2P网贷最先兴起的英国和美国,平台数目只有个位数,贷款规模均在10亿美元量级。[32]
  P2P融资平台最初进入中国市场时,将其业务模式解释成自然人放贷,在当时的金融监管框架下不被视作金融机构或者准金融机构,并不需要受到任何监管。理想状态下,作为信息中介的平台并不参与借贷活动,不承担任何贷款的信用风险。然而,现实中许多融资平台的前身即为非正式金融机构或者地下钱庄,嫁接P2P模式后,在线下寻找合适的贷款需求而后将其拆分到网上发售。不少平台甚至以“理财产品”的形式在网上筹集资金,投资者并不知晓这些产品背后对应的具体贷款情况。为吸引更多的资金和投资者加入,P2P融资平台往往以自身或者第三方提供担保,平台实际上完成了信用转换。更有平台还通过拆分债权及回购等方式提供期限转换服务。[33]此时的P2P融资平台已全然不是促进直接融资的信息中介,而成为承担信用中介功能的主体,并把风险带向全国。
  综上,影子银行的风险在于其从事信用中介活动时,与银行一样需要完成期限转换,由此存在与银行相类似的风险。[34]中国式影子银行的问题也没有脱离于此:大资管行业的风险在于资金池滚动发售的短期理财产品一旦无法续上资金,将造成资金池对全体理财产品投资者的违约;非正式金融机构的风险在于当其开始向公众筹集资金时,此类资金多为小额短期,而当经济下行,资金链非常容易断裂,导致借款人无法持续运营陷入财务困境。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影子银行的信用中介活动和期限错配风险均位于机构层面。这导致在目前的金融监管思路下,其规范根源与国外典型的影子银行并不一致。
  二、影子银行风险的制度性根源
  (一)传统的金融二元监管结构及其逻辑
  在传统金融监管体系下,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被认为是平行的融资形式,分别完成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而对两者的监管也相互独立,各有不同的监管逻辑。
  1.金融机构监管逻辑
  二元监管格局下,银行业监管的正当性源于其脆弱的资产负债结构,即借短贷长、仅留存少量现金或现金类资产。这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异常脆弱:一旦大量储户要求取款,容易引发挤兑;此时银行只能低价处置资产,而这会导致其资产严重贬值,令状况原本良好的银行破产。[35]而挤兑发生后,不仅该银行的储户损失本金、借款人丧失资金来源,还可能累及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整个金融系统。因为银行之间通过银行间市场互为债权债务人,资产状况紧密联系,一家银行破产导致的风险敞口会造成其他银行损失;[36]而且,由于银行的资产状况并不透明,一家银行发生挤兑,储户可能推定其他持有类似资产的银行同样面临损失,导致连锁挤兑。[37]
  维护公众对银行的信任、避免挤兑发生非常困难。因为银行的贷款业务在本质上风险相当高:其赢利时收取的是利息,可一旦损失则会赔上本金;而且储户的取款请求可能并非出于现实需求,而是囚徒困境之下的理性选择,因为存款的提取顺序是先到先偿。对于单个存款人而言,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尽快去可能倒闭的银行取走存款,尽管这最终将引发银行挤兑,让所有储户陷入更糟糕的境地。
  表1银行挤兑时的囚徒困境

┌───────┬─────────────┬──────────────┐
│       │b不要求提款        │b要求提款          │
├───────┼─────────────┼──────────────┤
│a不要求提款  │a获得偿付,b获得偿付   │a未获得偿付,b获得偿付   │
├───────┼─────────────┼──────────────┤
│a要求提款   │a获得偿付,b未获得偿付  │a未获得偿付,b未获得偿付  │
└───────┴─────────────┴──────────────┘

  现代银行监管规则几乎全部围绕银行的这一风险展开,其入手方向有二:第一,确保银行自身安全稳定地运营,以强化公众对银行的信心;第二,化解囚徒困境,避免挤兑及其后银行的低价甩卖(Fire Sale)。前一方向上,我国的银行法主要依靠特许经营和对“非法集资”的遏制。准入门槛要求银行证明其自身及高管有适合从事这项高风险业务的能力和品格,帮助银行在初始阶段获取并维持公众信任[38];审慎监管规定要求银行持有足够的资本为债务人可能的违约行为提供缓冲,同时保持适当的流动性以应对存款人的提款需求[39];在公司组织方面则要求在银行内部建立相应的风险控制和报告制度。[40]后一方向上,主要依靠存款保险制度来防止挤兑发生,即确保在银行破产的情况下存款人也不会遭受损失,从而缓解储户间的囚徒困境。[41]尽管正式的存款保险制度直到2015年5月1日才在我国正式实施[42],但在此之前,我国政府对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事实上承担着隐性保险。此外,我国还设置了最后贷款人制度,银行确实出现流动性风险时由中国人民银行紧急注入资金抑制其蔓延[43],以及避免银行进入普通破产程序后低价甩卖资产的特殊的退出机制[44],进一步降低银行运营失败的风险。
  2.金融市场监管逻辑
  金融市场监管的基础则是有效市场假说。[45]在该假说下,只要价格可以准确反映信息,市场就能有效地自行运转。当然完全有效的市场并不存在,因此金融市场的监管目的是增强市场的有效性,确保其有效配置资源。[46]金融市场中出售的商品是无法被明确知晓或者预期收入前景,[47]定价难度远远高于其他商品。目前监管机制选择的是促进知情投资者(Informed Trader)[48]之间的公平竞争以提高市场的有效性。[49]证券监管的三项核心制度:信息披露旨在减少知情投资搜集获取信息的成本,禁止虚假信息披露和操纵市场着眼于降低知情投资人验证信息的成本,而禁止内幕交易是为了使知情投资人能通过战胜市场获利从而促进证券市场的效率。[50]
  两相对照,像银行监管那样以维护金融机构或者市场安全为目的的措施,在金融市场监管中较为罕见。[51]市场风险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可以由有效市场自行解决;只要确保市场有效,价格波动就属于买者自负的范畴。在某些市场,甚至允许市场参与者为保障自身权益,做出可能进一步加大市场波动幅度的举措,例如期货市场的强制平仓机制。相对而言,我国针对金融市场的救助举措趋向积极,但所采取的常是运用行政力量干预或禁止某些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甚至强制其进行逆向交易,并未从根本上化解市场的恐慌情绪。
  (二)影子银行风险在二元监管结构下的失位
  二元监管结构将金融市场监管与金融机构监管区别对待,将应对挤兑风险的相关监管措施仅限于金融机构监管。这也是监管机制无法应对2008年美国影子银行引爆华尔街金融危机的原因。典型影子银行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脱媒性,即以金融市场来代替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信用中介功能,通过直接融资工具、交易来开展信用中介活动,减少间接融资过程中的中介机构成本。[52]与传统银行不同,影子银行情境下的信用中介功能不再是由某个机构单独完成,而是通过金融市场上的不同机构和工具相互配合而实现。也因为如此,在国外,影子银行其后通常会跟随“系统”二字,强调完成信用中介功能的是整个系统,而非其中的组成部分。[53]典型的影子银行系统是由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结构性投资工具、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导管、特殊目的公司等机构,以及商业票据、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信用违约掉期、债务抵押债券、回购等金融工具所构成,其中的金融机构均作为金融市场中直接融资产品的买方或者卖方,或者金融产品的承销商及其他辅助角色出现。
  (图略)
  图2典型影子银行的交易结构
  通常影子银行系统中的主要工具,无论是长期的资产支持证券、债务抵押债券,还是短期的商业票据、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均属于证券,[54]适用的是证券法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其中诸多品种如通过柜台进行交易的商业票据、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商业票据,以及储架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等还获得注册豁免,几乎不受监管。在这些工具组合成影子银行系统之前,市场机制尚能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然而当其形成系统开始借短贷长,便将期限错配的结构性缺陷带到金融市场。这一缺陷非信息披露和市场机制可解决。影子银行系统的运行需要不断地发行短期融资证券,一旦市场对系统的偿还能力有所怀疑,其短期融资就难以为继;融资链条断裂,导致整个系统的崩盘。
  市场对影子银行系统的信心并不在于影子银行机构自身的信用,而在于抵押品的市场价格。抵押品价格下跌有多种原因,可能由信息不对称造成,也可能是市场的理性选择,或者基于市场之外的其他因素。但无论因何下跌,都会引发系统的反应。为解决投资者的信心问题,影子银行系统发展出“私人最后贷款人”机制:当市场丧失流动性,影子银行机构的发起人(通常是商业银行)会为机构提供流动性,帮其偿还短期债务。[55]然而金融系统存在位阶,[56]私人最后贷款人提供的信用担保无法完全复制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真正的最后贷款人制度,其可以在小范围内解决个别机构违约引发的投资者的信任问题,但是当基础资产价格全面下跌时,如2008年金融危机所示,私人最后贷款人机制不仅无法抑制影子银行系统的挤兑问题,反而将风险传导至传统银行系统。
  简言之,2008年金融危机是因为随着金融系统的进化,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影子银行的活跃带来了传统二元监管路径所未曾涵盖的风险。作为应对,监管技术有必要因应金融系统的发展,设法及时把新增风险纳入调整范围。[57]
  (三)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区别之处
  我国的情况与此又大有不同。中国式影子银行在完成银行功能时几乎没有金融市场和直接融资的参与成分,而是代替银行成为融资中介。其中,有些环节不具有独立的法人人格,如资管产品和信托产品,多依附于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等。某些影子银行活动则对银行完整的信贷功能进行拆分:例如P2P融资平台可能会寻求担保公司等第三方,为平台上的贷款提供担保,从而将一部分信用转换功能让渡给第三方;又如资管产品中的信用转换、期限转换和流动性转换,基本上是借助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池运作实现的,而最后的放贷环节则由其他资管机构出面。但无论是单个金融机构,还是不同金融机构间的合作,都构成了实质媒介,直接投入终极投资者与融资者之间的融资链条中。
  当融资者无力偿还时,投资者不一定受到损失,因为影子银行在其中改变了两端的权利义务状态,不管投资者的权利为何种名目,影子银行机构基于刚性兑付均要承担偿付义务。金融机构间的拆分或者组合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中国式影子银行的媒介性质,影子银行所实现的仍然是间接融资而非直接融资;而完成间接融资的金融机构仍处于金融机构监管的机制和逻辑之下。近年来的并购浪潮中,资管计划成为收购者组织杠杆开展收购的工具,但其作用依旧是对收购者的借贷,资本市场的价格波动风险由收购者承担;而且资管计划在其中基本阻隔了投资者直接对借贷承担风险,他们仍不属于金融市场的直接参与者。因此,中国的影子银行系统总体上其实有别于美国,尚未衍生出二元监管结构所未覆盖的风险;但我国在贯彻实施二元监管时明显存在短板甚至错乱,生命力顽强的金融活动找到制度中的薄弱环节,最终也演化为影子银行并且制造出既有监管机制疲于应付的风险。下面举两例具体分析。
  其一,我国对于非保障收益类资管产品在二元监管中的定位不明,监管思路混乱。资管产品的投资者以金钱投入,目的是获利,且其获利归因于资产管理人或者被投资企业的努力,在性质上本应属于证券[58],在二元监管结构中应当遵从金融市场监管逻辑,由证券监管部门对其适用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制度。
  但是我国《证券法》对证券采取了形式主义的定义方式,仅将股票、公司债券以及国务院认定的其他证券界定为证券。[59]于是资管产品推出伊始,我国的证券监管部门并未享有监管权,也没将它们视为证券。由于资管产品的提供者几乎均为正式金融机构,其产品因循机构型的分业监管格局,随发行机构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管辖。为避免管辖权争议,各监管部门并未对资管产品采用证券式的监管方式,而是或对其采用信托的监管架构,或以委托法律关系为基底构建出类信托的监管架构。可这些架构仅仅强调资产的独立性,对金融机构运用这些资产时应发挥怎样作用、承担什么风险,规定得并不充分。在实际运作中,大量资管产品采用资金池的运作模式并奉行“刚性兑付”潜规则,这极大地背离了资管产品的证券属性,赋予其保本付息的储蓄性质,也使发行该资管产品的金融机构实际上是在从事间接融资,并且产生了丝毫不低于传统银行的风险。打遮阳伞就显得很娘
  其二,我国对于非正式金融机构的监管形密实疏,长期欠缺有力的专责部门,使其容易成为违反银行特许经营制度的突破口。二元监管中金融机构监管的正当性建立在防范挤兑风险上。挤兑风险被视作银行业的特殊风险,因此对银行的监管远严苛于其他金融机构。这一区别在我国不仅体现在具体监管要求上,也体现在监管主体上,银行业各类机构由银监会监管,非正式金融机构则主要归地方政府监管。当后者违反银行特许经营制度从事信用中介活动时,银监会虽有权处置这些风险行为,但更易于发现和及时处理这些活动的其实是开展日常监管的地方政府。不过地方政府监管常常存在利益冲突:非正式金融主要为当地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其信用中介活动固然可能引发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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