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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政法论坛》
论犯罪构成与犯罪阻却事由的关系
【英文标题】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stitution of Crimes and Ground for Elimination of Crimes
【作者】 杨兴培【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学院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犯罪阻却事由;犯罪构成;刑法;社会危害性
【英文关键词】 Ground for Elimination of Crime;Constitution of Crime;Criminal Law;Social Harmfulness
【文章编码】 1000—0208(2002)03—087-11【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2年【期号】 3
【页码】 87
【摘要】

从刑事立法角度而言,犯罪阻却事由与犯罪构成是基于同一虚拟事实所设定的具有不同内容要求的法律规范形式,两者是一种并列关系;从刑事司法角度而言,犯罪构成与犯罪阻却事由是基于同一事实而引用的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价值评价体系,两者是一种基础与上层的关系。

【英文摘要】

From the angle of criminal legislation,ground for elimination of crimes and constitution of crimes are forms of legal norm which are based on an identical suppositional fact,which have different content and requirements They are coordinates From the angle of criminal judiciary,they are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values quoted on the basis of the same fact They have different value orientation They are in a relationship of basis and superstratum.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629    
  在刑法理论上,犯罪阻却事由通常是指某种行为虽然在客观上具备了刑法对某一犯罪规定的行为形式,但其行为实质是有利于社会利益,因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或者由于行为人在主观上缺乏罪过内容,因而不具有主观危险性,因此根据刑法的明确规定,阻却其犯罪成立的情形。
  犯罪阻却事由的法律属性
  一、犯罪阻却事由法律属性的理论概览
  在刑法理论和刑法规定中,犯罪阻却事由是由多种为刑法规定阻却犯罪成立的情形所组成的一种集合性名词,其中正当防卫是一种最具典型性的情形。正当防卫以及其他犯罪阻却事由基于何种性质而为刑法规定为不能成立犯罪,在刑法理论上存在着不同的见解。
  (一)不罚论
  这种观点认为正当防卫并非全是合法的、正当的,有的甚至是一种邪恶,是犯罪,问题在于法律已明文规定不予处罚。至于为何不处罚,其理论根据又各异。
  1.以恶易恶说。此说为德国刑法学者格耶尔所主张。格氏认为正当防卫决非无恶,而仅仅是不处罚的行为。这是因为这里的攻击之恶与受攻之恶两者相当,相互抵消{1}(P.129)。
  2.道德压制说。此说为德国刑法学者普芬道夫所倡导。普氏认为正当防卫是一种自然的反映和本能的冲动,当人们受到突然袭击时,道德受到压制而受本能支配,所以正当防卫虽是犯罪而可原谅,不可处罚{1}(P.129)。
  3.意思丧失说。此说认为被害人在不法侵害前面心理受到强烈刺激,因而丧失意志自由实施防卫行为,这与无自由意思的人并无两样,因而就不能承担刑事责任{1}(P.129)。
  4.必要行为说。此说认为正当防卫是两种法益之矛盾,即防卫方面的法益与侵害方面的法益不能两立。由于情况紧急,国家来不及解决,只能由被侵害人自行救济。国家对这种放任行为不认为是犯罪,因而不追究刑事责任{1}(P.129)。
  5.罚权消灭说。此说为德国刑法学者喀拉拉所主张。喀氏认为建立公共防卫的国家刑罚权是为了补充个人防卫的不足,同时也限制过度防卫者。当情况紧急,国家来不及解决防卫时,个人自然可以实行防卫,国家的刑罚权因此而消灭{1}(P.130)。
  (二)权利论
  这种观点认为正当防卫是一种权利行为,既然是一种权利行为,也就谈不上刑事责任问题。这种观点又有多种主张。
  1.天赋人权说。此说为荷兰学者格劳秀斯所主张。格氏认为正当防卫是人类生来就有的一种权利。对外来的侵犯,个人有全力以赴进行自我保护的权利{1}(P.130)。
  2.社会契约说。此说为法国学者卢梭所主张。卢梭提出了社会契约论,认为正当防卫的规定是人的天然自卫权的恢复。人们订立契约组织时,虽然交出一部分权利,但仍然保留了一些权利,其中包括正当防卫。这就是正当防卫合法性的基础{1}(P.130)。
  3.消灭不正说。此说认为不法侵害是对他人合法权利的否定,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而正当防卫是对不法侵害的否定,当然是一种正当的行为。因此,正当防卫是一种消灭不正的权利{1}(P.130)。
  4.社会利益说。此说认为不法侵害含有反社会性,对这种反社会性,人人皆可以防卫,借此保全社会的共同福利。正当防卫行为是一种维护社会利益和法律的权利行为,权利行为就应当受到法律保护{2}(P.279)。意大利刑法学者菲利在《刑事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正当防卫——正是站在社会利益和法律的利益上完成他应执行的法律行为。在社会上,自然只有对这种消灭反社会性的人表示敬意。所以,个人防卫合法化之基础完全是存在于下列两种利益:一是社会善良分子的整个保全:二是犯罪活动的淘汰。”{1}(P.131)
  (三)排除社会危害论
  这种观点认为正当防卫以及其他一些犯罪阻却的事由,是一种在外观上似乎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实质上却是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权益而实施的对社会有益的行为,或者虽对社会造成了损害结果,但却不具备犯罪构成要件的行为{3}(P.174)。排除社会危害论为我国刑法理论所普遍主张,因此,一般将此称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但是在称谓上却也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有的称之为“正当行为”{4}(P.136):有的称“合法损害行为”{5}(P.211);有的称“排除犯罪性的行为”{6}(P.151)还有称之为“犯罪构成的非犯罪化”{7}(P.402)。
  上述三种观点中,前二种基本上属于国外刑法理论所主张,这些观点主要从刑法的伦理基础和哲学基础出发,论述了犯罪阻却事由不负刑事责任的根据。第三种观点为我国刑法理论所主张,这一观点主要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分析犯罪阻却事由不负刑事责任的根据。当然,这一观点的不同称谓,也表明各论者所持的理论根据略有不同。称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主要是认为犯罪阻却事由的行为实质上是在排除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并且在主观上不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罪过内容{3}(P.174)。称正当的行为,主要是强调行为本身的正当性,因而不具有犯罪构成的要素{4}(P.136)。称合法的损害行为,主要是认为这种行为相对于犯罪损害而言则不具有社会危害性,是由法律和职务决定的合法行为{5}(P.211)。称排除犯罪性的行为,其理由与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基本相同,只是强调了这种行为是为了排除犯罪的行为而实施的{6}(P.151)。称犯罪构成非犯罪化的行为,则主要强调这种行为是一种由于同时与某些特定条件相结合,使其可能组成的犯罪构成系统非犯罪化,从而丧失其可能具有的犯罪性的行为{7}(P.404)。
  由于受本文研究角度和研究范围的限制,这里不准备从宏观的伦理基础和哲学基础角度来研究犯罪阻却事由不负刑事责任的根据问题,尽管这对于理解犯罪阻却事由不负刑事责任的根据极为重要。而排除社会危害论的观点与本文研究的犯罪构成问题紧密相关,并且是我国刑法理论所比较普遍主张的。因此,仅就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同时,这一观点虽有一些不同的表述,但除犯罪构成系统非犯罪化的表述有特别含意之外,其他表述的基本意思区别不大。而犯罪构成系统非犯罪化的称谓和意思表述,我们认为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犯罪构成本身并非是一个系统。犯罪构成是刑事立法设定犯罪的一个规格、一个标准,也是刑事司法认定犯罪时所依据的一种标准,是一种定罪的模式。尽管它本身是由一定的基本要素所组成,但它本身不可能是一个系统。系统表明的是:事物内部各基本要素之间的彼此前后相互衔接的一种体系,各基本要素之间并不处于相互并列的地位。就这一点来看,犯罪构成本身无法构成一个系统体系。
  第二,所谓犯罪构成系统非犯罪化的意思表述自相矛盾。如果说犯罪构成系统化本身所要表明的是一种犯罪化,那么犯罪化又可以是非犯罪化(为了防止出现误解,作者曾反复研读了论者所谓的犯罪构成系统化的理论,但最后得到的印象还是犯罪构成系统化无非是想说明犯罪构成的犯罪化)。持该论者无法自圆其说。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第三,非犯罪化本来是指刑事立法把本来可以认为是犯罪的行为,通过非犯罪化的观念,将其从刑法中排除出去,不作为一种犯罪的情形予以规定,如社会治安的流氓行为、民事活动中的欺诈行为等等。而涉及到犯罪阻却事由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似乎与此风马牛不相及。故此,犯罪构成系统非犯罪化之论不成立。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排除社会危害论之所以认为某种行为在形式上似乎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而仍不是犯罪,主要认为这种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正当的目的性,并且在客观上无社会危害性。这种理论是站在司法实践的立场上,从分析行为人主观心态的角度得出的结论,这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即使我们站在司法实践的立场上,试图通过行为人具有目的的正当性来解释犯罪阻却事由的行为,仍然存在着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一,将犯罪阻却事由称之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认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人在主观上不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罪过内容,因而在主观上存有目的的正当性。但是这种理论却无法解释正当防卫过当、紧急避险过当等一些过当行为仍然存在非法性、罪过性和危害性。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本身都包括了适当和过当两种情形。无论是适当还是过当,两者都会受正当的目的所支配。仅仅从目的的正当性出发,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情形视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以此来解释它们不负刑事责任的根据,显然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同属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正当目的性,并受这一正当目的支配的防卫过当和避险过当仍要负刑事责任的原因和根据。
  第二,即使从社会政治评价角度出发,认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犯罪阻却事由的行为人不但在主观上不具有故意或者过失,其行为在客观上也没有社会危害性,是一种实质上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因此无须负刑事责任,但这种理论仍无法解释刑法为什么要对这种既无主观罪过又无客观危害的行为,颇费心思地加以专门规定。因为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出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实施的有益于社会的行为,又何止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以及其他一些极为有限的为法律所特别规定的情形。那么刑法为什么对其他一些明显有益于社会的行为不作专门规定呢?
  第三,将犯罪阻却事由称之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或其他一些相近的称谓,如果仅限制在正当防卫的范围之内,便也说得过。但当范围稍微有所扩大,紧急避险就难以表明它是排除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如果把范围再扩大到意外事件,就很难说是正当行为。再如果把范围扩大到执行命令、履行职务、受托行为等情形方面,就更不能说它们是在排除犯罪的行为。[1]
  二、犯罪阻却事由法律属性的理论评析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法理论一直对犯罪阻却事由的法律属性确认为排除社会危害性的行为,主要是从行为人的目的正当性和社会政治评价的积极肯定性出发的,从而试图揭示行为人在主观上不存在反社会的人身危险性,并以此进一步论证行为的客观有益性。在司法实践中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确认是否具有罪过,对于解决行为性质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在刑法的规定方面,也能够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因为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规定均具有“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或者“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的主观方面要求。这种刑法明文规定的主观方面要求与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心理事实是相符的。它对于正确分析、认定客观的行为性质具有很大的帮助,在司法实践中从价值判断上可以进一步帮助确认行为实质上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同时在意外事件中,由于刑法规定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即使行为在客观上造成实际的损害,同样被认为是不须负刑事责任的行为。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仅仅从主观方面理解犯罪阻却事由的法律属性还是不够的。这是因为犯罪阻却事由的行为在客观上毕竟造成了一定的实际结果,例如,正当防卫是通过对不法侵害人实施人身损害的形式加以实施的;紧急避险是通过对第三者合法的权益损害的形式加以实现的;意外事件是在客观上给他人合法的权益造成了实际损害的结果等等。这些行为在客观上具有某些犯罪的外观形式。正因为如此,专门规定犯罪行为的刑法可以对其他实际有益于社会的行为没有、无需作出专门规定,但却不能不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犯罪阻却事由的行为作出特别规定,并对这种具有某种犯罪构成形式的行为,需要通过在犯罪构成之外的特别评价,明确规定从法律上阻却其成立犯罪,无须承担刑事责任。也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西方刑法理论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称之为阻却刑事违法性的行为,是有充分的理论根据的。我国台湾刑法学者韩忠谟指出:“行为与行为人之心意本属表里相应,不可分割而各自独存。然分析法学为明了违法性之客观情状,不得不将行为由其内部心意暂加切离而单独观察之,故违法性之判决只以该当于法定构成事实之行为为主要对象,此与责任之判定,必须深入行为者人格之内部而考求其应受非难之状态者,显有区别。且法律为客观规范确定责任必以行为为基础。因此刑法上违法性之判定,恒先于责任之判定,亦为理所当然。”{8}(P.140)
  我们认为,即使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的目的正当性和社会政治评价的肯定性方面,将其确认为排除社会性的行为(这里有不全面之处,因为意外事件并无目的正当性可言),[2]从而从主观方面揭示了这些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的内在的社会道义依据。但这还不够全面,因为即使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具有了目的的正当性,但一旦行为超出必要的限度,目的的正当性并不能自然地消除超出必要限度的过当行为具有的危害性,照常要承担刑事责任。因此,我们应当认识到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所具有的刑事违法阻却性,即这些行为同时也是阻却刑事违法性的行为。这是就这些行为(意外事件除外)具有的客观有益性和法律规范评价的许可性方面而言的,它从客观方面揭示了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不负刑事责任的外在的法律依据。我们认为,从刑法的理论深层除了赋予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所具有的排除社会危害性的属性之外,更赋予它们所具有的阻却刑事违法性的属性,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从刑法的理论角度而言,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证明任何犯罪构成和任何符合犯罪构成的事实都是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的有机统一,缺少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可能存在某种犯罪的构成。从刑法的实践角度而言,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只要某种行为在客观上没有社会危害性,甚至有益于社会,只要这种行为为法律所允许,为法律所宽容,那么根据刑事违法的阻却属性,其行为就不能成为犯罪。
  现代刑法理论表明,犯罪是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的统一。有主观罪过而无客观危害不构成犯罪;反之,有客观损害而无主观罪过也不能构成犯罪。但是,动机目的与客观效果的对立统一法则告诉我们,良好的动机不一定必然产生良好的客观效果,有时也会造成一些不符合动机目的或者超出动机目的的客观结果。现代刑法一般都规定犯罪阻却事由中过当行为应当构成犯罪,须负刑事责任。这就表明,现代刑法在阻却行为违法性的时候,存在着一个客观标准的问题。如果某种行为在实施过程中超出了必要限度,造成了不应有的严重损害结果时,那么超出的部分不能为法律所阻却。另一方面,有时一些并不高尚,甚至是很卑劣的动机目的,在客观上也会产生某些有利于社会的效果。当客观效果无害于社会,甚至有利于社会时,就意味着行为不存在客观危害,因而也就无所谓犯罪的成立问题。作者在赴澳门研修澳门刑法时,一次在与葡萄牙刑法学者座谈正当防卫时,作者即兴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甲乙本有夙仇,甲常有欲置乙于死地而后快的意图,但又恐法律的严惩。假如某日甲见乙正要刺杀国家总统,便将乙击杀致死。当时作者问葡国学者,这种情况当如何处理为上?记得当时葡国学者听后,先是哈哈一笑,然后又稍有尴尬之处,答这是极有争议的案例,关键是在于应站在主观方面还是站在客观方面来看待类似案例。讨论当然是不了了之。但这一提问和假设常常萦绕于作者脑际。作者常想,甲既然时时在寻觅良机而杀乙。既杀乙,又岂能不打自招,言是只为报仇,不为保总统(而其真正的主观动机目的,要证明它也是很难的)。而甲行为客观上已保卫了总统,无论如何也已表明了该杀乙行为不可能是属有害于社会的行为,既无客观危害,甲的行为动机目的不管如何,在客观上已符合了刑事违法的阻却性条件,自然已无犯罪的成立问题可言。犯罪阻却性的法律根据的全部理论基础就在于此。仅仅从主观目的的正当性角度,认为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行为只具有排除社会危害性的属性的理论所无法解释。我们只有还承认这些行为同时所具有的刑事违法的阻却属性,才能更好地理解法律的规定和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处理这些行为的定性问题。而且,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而言,刑事违法的阻却性属性的客观标准比主观性的目的标准更直观和易于掌握。
  犯罪阻却事由与犯罪构成的关系
  我们在前面论述了犯罪阻却事由的法律属性,论证了犯罪阻却事由不但在主观上因目的的正当性(意外事件除外)而被认定为排除了社会危害性,同时因其行为具有有益社会的实质,从而为法律所认可,具有法律上的阻却性,这主要是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出发而得出的结论。但是从事实判断的角度出发,犯罪阻却事由本身是否符合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犯罪阻却事由从法律规定上看到底是阻却其犯罪的成立还是阻却其责任的承担,犯罪阻却事由与犯罪构成的相互关系怎样,仍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一、犯罪阻却事由是否具有犯罪构成要素而符合犯罪构成
  引起我们困惑的是,当我们的刑法理论通常把犯罪阻却的事由描述为行为在客观上实质是有益于社会的,尽管它在外表上仍然符合某种犯罪构成。但是,这种符合仅仅是指行为在外表上符合某种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还是包括了行为人的主观心理内容也符合某种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对于这一点,我国的刑法理论似乎未能展开深入的讨论。从以往的刑法理论比较强调行为人主观目的的正当性来看,似乎是持否定的态度的。回到我国刑法对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的法律规定内容来看,已经明确规定了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为了保卫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这种目的的正当性显然排除了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或者过失的罪过内容。这样看来,说犯罪阻却事由在外表上符合某种犯罪构成的要件,仅仅是指行为符合了客观要件,不包括主观心理内容也符合主观要件。以此推导,犯罪阻却事由在整体上仍不能符合犯罪构成的全部要件。因为在我国刑法理论中,把犯罪构成看成是一个实质性要件(具有决定犯罪成立的功能)的观点还大有人在{9}(P.222)。这一问题也时常困扰着作者。因为行为符合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并不意味着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就必然符合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意外事件就是一个例证。而目的的正当性能够排除行为人的主观罪过,那说明行为还是没有完全符合犯罪构成的要件,如此说来,犯罪阻却事由在外表上符合犯罪构成的要件还是无从谈起。
  面对这样的困惑,几经思考,不由得想起刑法中规定的犯罪的规范形式与客观上存在的符合犯罪构成的事实特征是否为同一回事这一问题。当我们细心研判,就会发现,刑法上的犯罪构成实际上是一个具有规范性质的形式,是作为一种静态规格标准存在于刑法之中的。而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能够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特征则是作为一种事实现象而出现的。两者需要一种人为的判断和匹配以后,作为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事实特征才能转变为法律所要求的犯罪构成的基本要素。由此我们想到刑法规定的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要素事实在客观世界中出现了,就意味着这一事实可以与犯罪构成进行匹配,从而完成事实特征已符合某种犯罪构成的事实判断。目的的正当性无疑是人的心理活动的一个基本内容,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人心理活动的全部。无论从心理学的基本原理出发,还是从刑法的规范要求来看,主观心理活动的基本内容和基本事实是人的意识和意志。目的正当性基本上是一种价值判断的性质反映。价值判断的标准不但总是存在着多元性,行为人自有的价值判断在法律上并不具有绝对正确的参考价值,在现实生活中认识错误的现象还是难免的。同时更为重要的,目的的正当性意味着行为人对自己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一种主观判断,但行为在客观上是否具有实在的社会危害性,并不是以行为人的意志转移为转移的。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需要纳入到行为人的意识之中的观点在刑法理论上已得到了充分的论证{10}(P.78-87)。行为人自以为自己的行为并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并没有影响和消除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性质(指物理性质、自然性质)、行为对象和行为结果的认识因素,以及在这一认识基础上形成的意志因素。正因为如此,刑法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理论上有观点曾提出:“正当防卫的成立不以防卫意思作为必要要件,因为防卫行为的实施往往是一瞬间的事,防卫作为突发的反射行为性质应予充分考虑。如果强调主观条件(指防卫目的——引者注),势必将正当防卫范围限制得很狭窄。以防卫的目的作为构成正当防卫的主观条件,实际上很难行得通,因为行为人即使出于非正常目的,也很难在客观上查明,而且一般也不会对正当防卫的成立发生直接的影响。”{9}前苏联刑法学者乌切夫斯基也曾认为:“在处于正当防卫或紧急避险状态下,实施在形式上是犯罪的行为,人的意识中发生着一定的心理过程。这种行为人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并希望这种后果的到来,那就是说,他的行为是具有故意的。在他的行为中具有一定的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即具有作为犯罪构成因素的罪过。”{11}(P.29)
  我们认为不应从目的的正当性来排除行为人具有的在犯罪阻却事由中存在的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的认识,对于我们确认犯罪阻却事由是否具备犯罪构成的要件要素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在防卫过当、避险过当中我们仍然会认定具有犯罪的主观罪过,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剩下的问题是如何从法律上加以阻却其故意的性质了。特别是避险过当中,基本上是以损害的利益是否大于被保护的利益为标准,根本排除了行为人主观目的的正当性这一主观属性的标准。也正因为如此,犯罪阻却事由的行为在客观外表上已具有了某种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结合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的意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已符合了某种犯罪构成的基本要件,才需要刑法专门作出规定,以此作为阻却犯罪的法律依据。对此问题,作者也曾有过反复,经过反复的思考,才得出上述的结论,反过来证明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但是将刑法对犯罪构成的规定形式与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符合犯罪构成的事实特征割裂开来后,要得出上述的结论恐怕已不是很难的了。
  其实,将犯罪阻却事由从形式和内容上认定也是符合某种犯罪构成的认识的,我们也可以从与我国犯罪构成体系存有不同形式的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中得到证实。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体系是通过行为的该当性、有责性和违法性三个要件组成的。行为的该当性是指行为符合了刑法对某一具体犯罪的客观要件,行为的有责性是指行为人是在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状态下实施符合该当性要件的行为的,行为的违法性是指行为违反了刑法禁止性的规定,不具有免责的条件。这三个要件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行为具有该当性,并不必然表明行为具有有责性;行为具有该当性、有责性,并不必然表明行为具有违法性。我国台湾学者韩忠谟曾指出:“行为之违法性与行为之侵害性同属犯罪成立之要件而其性质有异,侵害性乃行为所具侵害法益之情状,而违法性则系侵害法益行为所示之消极的价值。详言之,刑法就反乎法律秩序而侵害公私法益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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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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