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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
法律责任条文设定模式的选择
【英文标题】 Designing Provisions of Legal Liability:A Choice of Mode
【作者】 徐向华 王晓妹【作者单位】 上海交通大学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法律责任 条文 立法技术 立法技术规范
【期刊年份】 2009年【期号】 12
【页码】 60
【摘要】

法律责任条文是行政执法和司法适用的直接依据,其设定模式的优劣。不仅左右法律责任文本的严谨、清晰和简洁程度,更关涉法律责任条文适用的准确性和便捷性。目前我国法律责任条文的排列模式有集中和分散之分,表述模式也有行为叙述式、条(款)序对应式和综合表述式等之别。立法者应当根据不同排列和表述模式的特点,在坚持“便于查阅、适用”和“表述明确、凝练”两项原则的基础上予以准确运用。实现简洁的目标不以牺牲查阅和适用的方便为代价,力争“一阅则明”的效果也决不能以放弃简洁和凝炼为手段。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41781    
  
  法律责任条文设定模式是指法律责任条文的排列及表述模式。法律责任条文是行政执法和司法适用的直接依据,其设定模式的优劣,不仅左右法律责任文本的严谨、清晰和简洁程度,更关涉法律责任条文适用的准确性和便捷性。本文通过对我国法律责任条文设定模式的个案解剖和量化分析,在实证、自然地观察“实际存在的法”的基础上,客观、理性地阐释“应当存在的法”,不仅勾勒出“实然”中各类法律责任条文设定模式的适用频率、分布规律及其成因,而且分析不同设定模式的优劣以及适用场域,探讨“应然”的立法技术规范,以实现法律责任条文形式上的严谨简洁和适用中的准确便捷,从而提高法律责任设定的合法性、合理性、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一、我国法律责任条文的设定模式
  (一)关于法律责任条文的排列模式
  在立法技术中,法律责任条文的排列模式研究的是法律文本中“法律责任条款和义务性规范条款的排列关系”。[1]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排列模式不外乎“集中”和“分散”两大类。
  第一,集中排列模式。以此模式排列的法律责任条文与该规范性法律文件中的各项义务性行为条款相分离,集中于法律文本的某一部分。其中在法律条文数较多并设置“章”之体例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所有法律责任条文在单设的“法律责任”章[2]中集中排列于“附则”章之前;在法律条文数较少且未设“章”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法律责任条文通常以连续数条的方式集中排列于该文件尾部的实施日等条文[3]之前。前者如《行政许可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03年8月27日通过)。该法自第1章至第6章分别规定了“总则”、“行政许可的设定”、“行政许可的实施机关”、“行政许可的实施程序”、“行政许可的费用”和“监督检查”。其中除“总则”之外,其他5章都设有义务性规范,然而,违反这些规范的11个责任条文[4]都被集中安排于第7章的“法律责任”之中。后者如《流动人口计划生育条例》(国务院2009年5月11日公布)。该条例共25条,未设“章”,其中第19条至第24条的连续6条为法律责任条款。
  第二,分散排列模式。在此种排列模式下,无论规范性法律文件是否设置“章”的体例,相应的法律责任总在设定义务性行为规范的同一个条文中被同时表述,无论该义务性规范条文被安排在法律文本的哪个部分。如《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人大常委会2006年12月8日修正)共设8章,77条。其中第3章至第7章共56个条文,每一条文均有义务性行为规范和法律责任两个部分组成。如其第66条规定:“设置建筑垃圾、渣土消纳场所的,应当向市政管理行政部门提出申请,经许可后,方可设置。违反规定的,责令改正,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又如,《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国务院1999年1月14日通过)共31条,未设“章”,其中的第4条至第28条不仅分别规定“金融机构不得虚假出资或者抽逃出资”、“金融机构不得超出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业务范围从事金融业务活动”等禁止性规范,而且在相应条文(甚至款、项)的后半部分逐一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其第10条规定:“金融机构的代表机构不得经营金融业务。金融机构的代表机构经营金融业务的,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关于法律责任条文的表述模式
  法律责任条文的表述模式,是指集中排列的法律责任条文对“违法行为”与“法律后果”两个构成要素的处理方法。[5]在我国立法实践中,依据集中排列的法律责任条文对违法行为的描述特点,法律责任条文表述模式大致可以划分为“行为叙述式”、“条(款)序对应式”、“综合表述式”和“笼统设定式”四种。
  第一,行为叙述式。此模式表述为:违法的概括性规定(诸如“违反本法规定”)+具体的违法行为+法律责任。如《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国务院2006年1月18日通过)第41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以欺骗等不正当手段取得娱乐经营许可证的,由原发证机关撤销娱乐经营许可证。”
  在此表述模式中,根据法律责任条文中描述的具体违法行为与该法律文本前文所规范的义务性行为是否具有对应性,该模式又可细分为“完全或基本复制型”和“全新设定型”。
  在“完全或基本复制型”的行为叙述式中,法律责任条文所描述的违法行为完全或者部分复制同一法律文本中已表述的义务性行为。如《保险法》(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2月28日通过)在第113条规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应当依法使用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不得转让、出租、出借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在第7章“法律责任”的第170条规定:“违法本法规定,转让、出租、出借业务许可证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可见,该法第170条所描述的违法行为“基本复制”了第113条中设定的义务性行为。
  在“全新设定型”的行为叙述式中,法律责任条文描述的违法行为在同一法律文本的其他条文中并无相对应的义务性规范。换言之,在以此种方式表述法律责任条文的法律文本中,在分则部分的其他各章设定义务性规范之后,又在集中排列的法律责任部分设定了新的义务性行为。如《棉花质量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2006年7月4日修订)在第2章“棉花质量义务”和第3章“棉花质量监督”中设定了众多项义务性规范之后,又在第4章“罚则”的第28条对“棉花经营者隐匿、转移、损毁被棉花质量监督机构查封、扣押的物品的”这一尚未见之于其他各章的“新”的义务性行为设定了“由棉花质量监督机构处被隐匿、转移、损毁物品货值金额2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的法律责任。
  第二,条(款)序对应式。此模式通常有两种具体表述方法:或“违反(某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条(款/项)序+法律责任”,或“违反(某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条(款/项)序+违法结果或违法情节+法律责任”。前者如《保安培训机构管理办法》(公安部2005年12月31日公布)第34条第1款规定:“保安培训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五条或者第二十条规定的,由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后者如《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2009年8月27日通过)第40条规定:“违反本办法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情节严重的,由原发证机关吊销《广播电视频道许可证》、《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许可证》。”
  第三,综合表述式。此模式结合了“条(款)序对应式”与“行为叙述式”,将法律责任条文综合表述为:违反(某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条(款/项)序+具体违法行为的描述+法律责任。如《水污染防治法》(全国人大常委会1996年5月15日修正)[6]在第6章“法律责任”第51条规定:“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建设无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小型企业,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由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责令关闭。”该法律责任条文的特点是,在明确了被违反的法律条文数后,以“建设无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小型企业,严重污染水环境的”的文字“基本重复”了该法第23条的禁令,即“国家禁止新建无水污染防治措施的小型化学制纸浆、印染、染料、制革、电镀、炼油、农药以及其他严重污染水环境的企业”。
  第四,笼统设定式。此模式简单表述为:违法的概括性规定+法律责任。如《博物馆管理办法》(文化部2005年12月22日通过)第31条第1款规定:“博物馆违反本办法规定,情节严重的,由所在地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撤销审核同意意见,由相关行政部门撤销博物馆法人资格。”
  二、上海市地方性法规法律责任条文设定模式的量化分析
  量化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揭示考察对象的现状和特征。本文选取的样本为截至2009年10月底时有效的、设有法律责任条文的133件上海市地方性法规(下文有时简称“法规”)。[7]通过运用SPSS.12.0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百分比统计和卡方值计算,以此考察各种法律责任条文排列模式和表述方式在样本中的适用频率和分布规律,为进一步探讨法律责任设定模式的适用领域以及完善相关的立法技术规范提供依据。
  (一)法律责任条文的排列以“集中”模式为主
  样本统计结果显示:
  第一,法律责任条文的集中排列模式得以“青睐”。其中采用分散排列模式的地方性法规仅17部,逾1/8(12.8%),超过八成七(87.2%)的116部法规样本采用了集中排列式。
  第二,集中排列法律责任条文的地方性法规比例逐届提升,但卡方统计显示,法律责任条文的排列模式在不同届别人大制定的法规中并无显著差异(P=0.051)。除八届人大之外,其他各届的采用率都在八成以上。
  表1 法律责任条款的排列方式在不同届别法规中的分布(%)
  ┏━━━━━━━━━━━━┳━━━━━━━━┳━━━━━━━━┳━━━━━━━━┓
  ┃            ┃  集中排列  ┃  分散排列  ┃  合计    ┃
  ┣━━━━━━━━━━━━╋━━━━━━━━╋━━━━━━━━╋━━━━━━━━┫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  八届        ┃  0      ┃ 1(100.0)  ┃ 1(100.0)  ┃
  ┣━━━━━━━━━━━━╋━━━━━━━━╋━━━━━━━━╋━━━━━━━━┫
  ┃  九届        ┃ 4(80.0)  ┃ 1(20.0)  ┃ 5(100.0)  ┃
  ┣━━━━━━━━━━━━╋━━━━━━━━╋━━━━━━━━╋━━━━━━━━┫
  ┃  十届        ┃ 26(81.3)  ┃ 6(18.8)  ┃ 32(100.0) ┃
  ┣━━━━━━━━━━━━╋━━━━━━━━╋━━━━━━━━╋━━━━━━━━┫
  ┃  十一届       ┃ 34(85.0)  ┃ 6(15.0)  ┃ 40(100.0) ┃
  ┣━━━┳━━━━━━━━╋━━━━━━━━╋━━━━━━━━╋━━━━━━━━┫
  ┃十二 ┃ 2004年年底前 ┃ 32(94.1)  ┃ 2(5.9)   ┃ 34(100.0) ┃
  ┃   ┣━━━━━━━━╋━━━━━━━━╋━━━━━━━━╋━━━━━━━━┫
  ┃   ┃ 2005年之后  ┃ 16(94.1)  ┃  1(5.9)  ┃ 17(100.0) ┃
  ┃ 届 ┃        ┃        ┃        ┃        ┃
  ┃   ┣━━━━━━━━╋━━━━━━━━╋━━━━━━━━╋━━━━━━━━┫
  ┃   ┃  小计    ┃ 48(94.1)  ┃  3(5.9)  ┃ 51(100.0) ┃
  ┣━━━┻━━━━━━━━╋━━━━━━━━╋━━━━━━━━╋━━━━━━━━┫
  ┃  十三届       ┃ 4(100.0)  ┃  0(0.0)  ┃ 4(100.0)  ┃
  ┣━━━━━━━━━━━━╋━━━━━━━━╋━━━━━━━━╋━━━━━━━━┫
  ┃  合计        ┃ 116(87.2) ┃ 17(12.8)  ┃133(100.0)  ┃
  ┗━━━━━━━━━━━━┻━━━━━━━━┻━━━━━━━━┻━━━━━━━━┛
  (二)法律责任条文的表述以行为叙述模式为主
  样本统计结果显示,在以集中模式排列法律责任条文的116部地方性法规的665条法律条文中,超过一半(52.9%)的法律责任条文使用了“行为叙述式”,其他三种表述模式则较少使用。其中,“综合表述式”和“条(款)序对应式”的使用比例分别为一成七和一成一左右,“笼统设定式”则不足一成。(详见下表2)
  表2 法律责任条款的表述模式在不同届别法规中的分布(%)
  ┏━━━━━━━━━━━┳━━━━━━━┳━━━━━━━┳━━━━━━━┳━━━━━━┳━━━━━━━┳━━━━━━━━┓
  ┃           ┃ 条款序   ┃ 行为    ┃ 综合    ┃ 笼统   ┃ 合用2种   ┃  合计    ┃
  ┃           ┃ 对应式   ┃ 叙述式   ┃ 表述式   ┃ 设定式  ┃或3种模式   ┃        ┃
  ┣━━━━━━━━━━━╋━━━━━━━╋━━━━━━━╋━━━━━━━╋━━━━━━╋━━━━━━━╋━━━━━━━━┫
  ┃  九届       ┃  0     ┃ 5(62.5)  ┃  0     ┃ 2(25.0)┃ 1(12.5) ┃ 8(100.0)  ┃
  ┣━━━━━━━━━━━╋━━━━━━━╋━━━━━━━╋━━━━━━━╋━━━━━━╋━━━━━━━╋━━━━━━━━┫
  ┃  十届       ┃26(19.0)  ┃ 77(56.2) ┃ 1(0.7)  ┃22(16.1) ┃ 11(8.0)  ┃137(100.0)  ┃
  ┣━━━━━━━━━━━╋━━━━━━━╋━━━━━━━╋━━━━━━━╋━━━━━━╋━━━━━━━╋━━━━━━━━┫
  ┃  十一届      ┃ 18(8.8) ┃100(48.8) ┃61(29.8)  ┃15(7.3) ┃ 11(5.4) ┃205(100.0)  ┃
  ┣━━━┳━━━━━━━╋━━━━━━━╋━━━━━━━╋━━━━━━━╋━━━━━━╋━━━━━━━╋━━━━━━━━┫
  ┃十二 ┃2004年年底前 ┃31(14.7)  ┃118(55.9) ┃30(14.2)  ┃20(9.5) ┃ 12(5.7) ┃211(100.0)  ┃
  ┃   ┣━━━━━━━╋━━━━━━━╋━━━━━━━╋━━━━━━━╋━━━━━━╋━━━━━━━╋━━━━━━━━┫
  ┃   ┃2005年之后  ┃3(3.4)   ┃41(47.1)  ┃19(21.8)  ┃6(6.9)  ┃18(20.7)  ┃87(100.0)  ┃
  ┃届  ┃       ┃       ┃       ┃       ┃      ┃       ┃        ┃不接我们电话 也不给拒接原因
  ┃   ┣━━━━━━━╋━━━━━━━╋━━━━━━━╋━━━━━━━╋━━━━━━╋━━━━━━━╋━━━━━━━━┫
  ┃   ┃  小计   ┃34(11.4)  ┃159(53.4) ┃49(16.4)  ┃26(8.7) ┃30(10.1)  ┃298(100.0)  ┃
  ┣━━━┻━━━━━━━╋━━━━━━━╋━━━━━━━╋━━━━━━━╋━━━━━━╋━━━━━━━╋━━━━━━━━┫
  ┃  十三届      ┃ 0(0.0)  ┃ 11(64.7) ┃ 3(17.6) ┃ 0(0.0) ┃ 3(17.6) ┃ 17(100.0) ┃
  ┣━━━━━━━━━━━╋━━━━━━━╋━━━━━━━╋━━━━━━━╋━━━━━━╋━━━━━━━╋━━━━━━━━┫
  ┃  合计       ┃78(11.7)  ┃352(52.9) ┃114(17.1) ┃65(9.8) ┃ 56(8.4) ┃665(100.0)  ┃
  ┗━━━━━━━━━━━┻━━━━━━━┻━━━━━━━┻━━━━━━━┻━━━━━━┻━━━━━━━┻━━━━━━━━┛
  卡方检验表明,上述各类法律责任条文表述模式的运用与制定法规的不同届人大之间呈现出非常显著的差异性(P=0.000)。
  第一,“行为叙述式”为各届法规的首选,其中九届和十三届更为“倚重”该类模式,所占比例接近2/3(分别为62.5%和64.7%)。
  第二,除“行为叙述式”之外,各届对法律责任的表述模式有其特定偏好:其中九届倾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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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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