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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山东法官培训学院学报(山东审判)》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考量
【作者】 韩芳丽刘振会【作者单位】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事诉讼法【中文关键词】 符合国情;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
【期刊年份】 2008年【期号】 4
【页码】 58
【摘要】

为加强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和人文关怀,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本文通过考察世界各国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建立实施的基本情况,分析我国建立这一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出了在我国建立科学规范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具体构想。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90705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以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秩序为根本任务和终极目的,从而使犯罪人成为刑事诉讼的关注重心,刑事被害人作为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却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刑事被害人被损害利益的救济无法得到保障,有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因此心生怨恨,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因素。因此,建立实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紧迫任务。下面,笔者将以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与人文关怀为视角,以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为参照,对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抒一己之见。
  一、域外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建立实施情况考量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域外大多称为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因受犯罪侵害而遭受损害却无法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获得损害赔偿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通过法律程序给予一定的物质弥补的方式。对刑事被害人进行补偿,最早记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的汉穆拉比法典。到了近代,边沁提出社会不应抛弃那些人身或财产受到犯罪侵害的被害人,而应当补偿他们的损失。实证学派的加罗法洛和菲利也赞成政府对被害人进行补偿。1956年,被害人学的创始人本杰明·门德尔松倡导应对被害人以适当的补偿,并认为如果被害人未能从加害者那里获得赔偿,有权要求国家给予补偿。1957年,英国的马杰里·弗莱女士提倡建立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引起了许多国家的重视。新西兰在1964年1月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刑事损害赔偿法》。随后,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先后做出了由国家对被害人进行补偿的规定。现在,已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综观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可以看出,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既不同于国家赔偿,也不同于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它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是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是对刑事赔偿的补充;二是被害人国家补偿经费纳入国家财政预算;三是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的实施主体是国家;四是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的范围不仅包括对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还包括对被害人精神方面的严重损失;五是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不同于赔偿,它带有福利的性质。它不是对所有的被害人都给予补偿,也不可能补偿被害人所有的损失,而对那些损害比较严重的被害人(因人身被害而死亡或重伤的被害人及其家属),以及需要国家给予精神安抚的被害人给予一定数额的损害补偿;六是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必须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予以确立[1]。欧盟还制定了一个强制性的标准,要求欧盟每一个成员国政府对被害人提供损害补偿、法律援助等服务,并且强制每一个成员国政府就进展情况作出报告。
  1985年联合国通过了《为罪行和滥用权力行为受害者取得公理的基本原则宣言》,明确规定了缔约国对刑事及滥用权力的被害人的补偿制度,注重刑事程序中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成为世界各国刑事诉讼程序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2005年12月,世界被害人学会召集世界各国的被害人学专家,为联合国起草了《为犯罪、滥用权利和恐怖主义受害者取得公理和支持的公约(草案)》。该公约草案规定:当被害人无法从犯罪人或者其他渠道获得赔偿时,缔约国应致力于向遭受严重罪行造成重大身体伤害或身心健康损害的受害者,以及由于这种受害情况造成死亡或身心残障的受害者的家属特别是受扶养人补偿,鼓励创立、加强、扩展国家的、区域性或地方性的被害人补偿基金等等。可见,对刑事被害人进行国家救助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成为世界刑事司法发展的潮流。
  二、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了健全社会救助体系的要求,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是加强刑事司法领域内人权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而且,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司法体制的不断健全完善,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文化条件。
  (一)建立实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必要性我不休息我还能学
  首先,建立实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贯彻十七大精神,切实保障人权,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被害人的人权保护状况不仅反映一个国家刑事法治、刑事司法的公正程度,也是对一个国家政治文明、法治文明水平的反映[2]。据《公安研究》公布的数据表明,自2001年以来,我国每年刑事犯罪立案均在400万起以上,破案率大约为40-50%左右,这样我国每年大约有200万左右的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根本不可能从罪犯那里获得赔偿。即使那些已经侦破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犯罪人没有能力赔偿或者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占相当大的比例,尤其是在被告人被判处重刑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被害人本人及其近亲属对国家的信赖和对法秩序的信守。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国家及时补救被害人的受损权益,可以消解被害人的怨恨和不满,并通过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增强他们对国家的信赖,提高他们遵守法律的自觉性,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和谐。
  其次,开展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是确保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必然要求。开展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工作,可以有效缓和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与被告人的对立情绪,从而使司法人员追究犯罪人责任时不会受到来自被害人方和被告人方的不当干扰。换言之,如果不能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刑事受害人进行及时有效地救助,一方面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对被告人的怨恨情绪就会加剧,就会因经济上补偿无望、生活陷入困境而要求司法机关对犯罪人的处罚无限加重;另一方面,因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缺失,使刑事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经济补偿完全依赖于被告人,从而使部分被告人以对被害人方的赔偿为条件,与被害人方和司法机关讨价还价,无原则地要求对其从轻处罚或免除处罚。建立和实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确保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重要条件和必要保障。
  再次,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需要。亚里士多德提出,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并把正义区分为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与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3]这一范畴为各人应得的归于个人的原则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中的运用指出了主要的检验领域。基于社会正义的考虑,犯罪行为侵害了被害人的权利,减轻被害人的痛苦,矫正被破坏的正义,是正义的应有之意。但是,由于受我国古代法律中“偿而不坐、坐而不偿”思想的影响,我国在制度设计上遵循“刑优于民”的立法指导思想,致使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缺乏应有的独立地位,加之犯罪人赔偿能力有限,不能对被害人进行及时有效的救济。国家救助制度的缺失,使他们受到的损害无法弥补。其实,对被害人救助的缺失,蕴含着对被害人的二次伤害。在一般的民事侵权纠纷中被侵害一方哪怕是损失了几元钱都能得到赔偿,而在刑事案件里被害人或其家属有时甚至得不到任何经济上的补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制度的失衡与不公。因此,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不仅是维护被害人权益,弥合受损社会关系的需要,更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的体现。
  (二)建立实施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可行性
  其一,近年来的学术研究为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近年来,刑事司法理论界对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理论研究,召开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发表了大量学术文章,提出了国家责任说、社会契约说、社会福利说、命运说、社会保险说、公共援助说、诉讼参与说等等多种学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种。一是国家责任说。该学说认为,由于国家对其国民负有防止犯罪发生的责任,再加上国家垄断了使用暴力镇压和惩罚犯罪的权力,一般不允许公民携带武器防备犯罪攻击,因此国家应在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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