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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高度危险责任的规制进路
【副标题】 兼评《侵权责任法》第69条、第72条及第73条
【英文标题】 Regulation of Strict Liability for Abnormally Dangerous Activities
【英文副标题】 Review of section 69, section 72 and section 73 of Tort Law
【作者】 唐超【作者单位】 首都医科大学法学系
【分类】 侵权法
【中文关键词】 高度危险;一般条款;危险作业;危险物;危险活动
【英文关键词】 abnormal danger; general clause; dangerous operation; dangerous substances; dangerous activities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7)10-0065-15【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0
【页码】 65
【摘要】

对危险责任的规制,以非穷尽列举加上小的一般条款为宜。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与诸如《侵权责任法》第7条这样的指导性条款隐含冲突。对“高度危险”这个不确定概念,应以例示方式或说明性法条加以束缚。危险物责任与危险活动责任没有区别规制的必要。相较《民法通则》第123条,由《侵权责任法》第69条、第72条、第73条构成的高度危险责任规整,不能算是成功的改造。

【英文摘要】

The appropriate approach to regulate strict liability is “non-exhaustive listing + a little general clause”. General clause of liability for damages resulting from abnormally dangerous activities is inconsistent with provisions such as section 7 of Tort Law. The uncertain concept of “abnormally dangerous activities” should be constructed according examples listed by legislatures or descriptive clause. There is no need to distinguish liabilities for damages resulting from dangerous substances or dangerous activities. Compared to section 123 of General Rule of Civil Law, the new regulation consisted of section 69, section 72 and section 73 of Tort Law is not a success work.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7038    
  
  

侵权责任法》第九章以第69条、第72条及第73条为梁柱,搭建起“高度危险(作业)责任”的新体制。对这套新体制,学界赞多弹少[1],于其前身《民法通则》123条似颇不公允,对新体制在立法技术上的弊窦、法律适用上的疑难,重视亦嫌不够,故有讨论必要。

“高度危险(作业)责任”是危险责任的一部分。在德国法系的语境下,危险责任意指侵权法领域以危险实现为要件的严格责任。德国法本身只有若干具体危险责任类型,并没有中国法上概括性质的“高度危险(作业)责任”。美国《侵权法重述》和《欧洲侵权法原则》中的异常危险活动责任,和中国的“高度危险(作业)责任”大致相当,夸张些讲,可谓铢两悉称。在比较法上,就危险实现致害的责任,亦有以过失推定为归责原则者[2]。本文并不论及归责原则,而只涉及立法和法律适用的技术事宜。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危险责任的规制模式,重点评析“高度危险(作业)责任”前后相继的概括条款,《民法通则》123条及《侵权责任法》69条的成败得失。第二部分考察“高度危险(作业)责任”一般条款把握法律素材的标准,检讨第72条、第73条与第69条的关系。

一、危险责任的规制模式

(一)危险责任的规制模式

在比较法和学说上,依“一般条款”和“列举”这样两个理念型概念,得将危险责任的规制模式分为穷尽列举,非穷尽列举+小的一般条款,全面一般条款三种{1}{2}。这里所谓一般条款,是“这样的事实构成措辞”,其“通过很大的普适性包括一类案件领域,并引导着法律的处置”。一般条款的对立概念,是列举的事实构成,“这种安排将特殊的案件群规定在其特殊的特点中”{3}。

1.穷尽列举模式

在德国《民法典》上,危险责任仅见于第833条第1句(动物致害责任),以后陆续通过单行法于诸种特定危险情形课加严格责任。“法律对危险责任的各个情况进行规定的封闭性条款清楚地表明了立法者的意愿,即除了明文规定的情况以外,不允许再扩展危险责任”{4}。

2.非穷尽列举+“小的一般条款”

民法通则》乃这一模式的典型,既就产品责任(122条)、环境污染责任(第124条)、动物致害责任(第127条)设有专条,复于第123条针对“高度危险作业”设一“小的一般条款”{5}。不过这一小的一般条款混迹众人之间,地位上似不足以和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第106条第2款)分庭抗礼。此后,又有多部单行法就危险责任作了具体规定。《侵权责任法》克绍箕裘,只是为高度危险责任专设一章,又将取代了《通则》第123条位置的第69条拔擢出来,置于章首,醒目其地位,然体系上未有根本更易。

《欧洲私法共同参考框架草案》的危险责任规整多被视作具体列举模式{5}{6},但第Ⅵ.-3:206条足以充任概括条款之职[3]。这里的危险物质包括了“易燃、易爆、易氧化物质,各种有毒和放射性材料,腐蚀剂。像基因实验培植、大型农用罐里储存的液体厩肥,皆于环境构成危险。危险物质品类众多,不能穷尽列举”;水本身没有危险,但大量储存的水则得构成本条之危险物质;此外,电、热、光等辐射,噪声及其他振动,皆得构成危险{7}。本条的“危险”涵盖如此广泛,起草人似乎有意以之为列举之后兜底条款[4]。从整个危险责任规整的谋篇布局来看,与《通则》体系颇为相近。

葡萄牙也可归入此类。《葡萄牙民法典》列举的无过错责任包括动物所致损害(502条),机动车所致损害(第503条),电、气设施所致损害(第509条)。单行法则有产品责任法,环境法,放射性活动保护条例,离子辐射保护条例等{8}。《民法典》第493条则在司法实践中起到了危险责任小的概括条款的作用{9}。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在1999年债法改革引入第191条之三后,亦背离德国模式而转入此间。

《通则》体系可溯源自苏俄民法(详参下文),从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还有前东德{10},也都是这种立法模式。

3.包括性质的一般条款

德国学者德依齐(Deutsch)早期倡导“包括性质的一般条款”,“亦即废除原有个别立法之责任类型规定,而代之以包括之一般条款,以为危险责任适用之惟一根据”,“使民法上单一之过失责任条款与单一之危险责任条款平等对立”{11}。中国学者亦有倡此说者{11}{12}。但因各种高度危险活动的侵害态样及危险程度千差万别,非诉诸特别立法,不能合理解决损害赔偿问题,纯粹依概括条款演绎,难免涉于苛刻或模糊,故德依齐也终于放弃此说{11}。

理念型的全面一般条款在比较法上既不存在(即使《法国民法典》1384条第1款那样无所不包的条款,也不妨碍严格责任的特别立法),也不可取。德国学者倡议引入一般条款时也讨论过这一问题,新的一般条款是要将现有的严格责任特别规整取而代之,还是只起补充作用。依主流意见,已有的特别规整应予尊重,并加以整饬使之趋向立场统一,一般条款则居后补充{13}。当前欧洲多部侵权法草案亦遵循此进路。比如瑞士侵权法草案,以抽象概括条款界定了异常危险后明确说,“无碍针对特定典型风险,以特别法加以规制”(第50条第3款)[5]。《欧洲侵权法原则》亦是如此,只就异常危险加以规制,并不干预严格责任的特别立法(第5:101条第4款,第5:102条)。《欧洲私法共同参考框架草案》也不作大一统构想,专就危险物和危险排放加以准严格责任。

这里的道理不难理解。比如机动车责任体制下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救助基金,还有较为宽松的责任减轻机制,往往为其他危险责任规整所无;但机动车责任不太可能像核设施责任那样设置赔偿封顶;核设施责任,更因为核事故的可怕,将免责事由限制在极为狭窄的范围内,甚至由国家出面提供财政补偿,这在其他危险责任规整无法想象。诚如希伯来大学基列教授指出的,各种不同严格责任安排,其正当性基础千差万别:有些主要为了压制危险活动水平,有些强调损失分担,还有些可能就是为了找到“深口袋”。各种危险活动,在危险程度、可保性等方面都相差很大。在比较法上,难以寻觅危险责任的一般规则,实在是良有以也。各种危险责任安排需要精确调整与裁剪,以适应特定的活动冲突,像《法国民法典》1384条那样涵盖过于宽泛的空白规则,是颇成问题的{14}。

是以,不能就整个危险责任起草一般条款,而只应就“高度”危险责任起草“小的一般条款”,只能是补充性质的,不能僭越各特别规整。

(二)一般条款的采用

1.穷尽列举模式的弊病

以欧洲而论,“大多数法域的严格责任似乎主要都是以具体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一般条款或比较宽泛的条款”{15},局限于经专门法严格界定的特定类型的危险活动或物品。这种局面部分是历史造成。工业革命之后陆续出现的诸多新型活动与物品带来了重大剩余风险(虽尽到合理注意也无法消除的风险),对于因剩余风险实现而造成的损害,传统民法典措手不及,只得以特别法精心勾画的严格责任左支右挡,兼之对过错原则的真诚笃信,以为这些新生事物不过是例外而已,不愿根本革易。但这样的穷尽列举模式暴露出了一些根本性的弊端。以德国为例,只有立法者方得引入严格责任,如此,面对新科技(以及更为一般地,现代生活之风险)催生的层出叠现的事故,德国的应对体制表现出“迟钝、杂乱、复杂”的弊病。

先说“迟钝”。从新技术的发展提出新问题,到立法者介入,予以相应规制,不可避免地存在时滞。再说“杂乱”。各单行法针对的都是特定难题,依据的是法律颁行时所掌握的科技信息,而将诸多相关活动和风险失落在法律文本之外。再加上不许类推适用,益形雪上加霜,散乱的单行法好似满衣裳的补丁。克默雷尔、克茨等学者都曾对现行法的“多变难测”大加诟病,倡议引入更为一般化的条款。最后是“复杂”。前两项弱点乃是个别条款规制模式必然面临的问题,第三项弱点更多是德国法的自身选择,即课加严格责任的单行法,普遍给赔偿额上设封顶,且对精神损害不予救济。有些当事人转而乞援于民法典的一般过错责任,平添了很多麻烦{16}。

2.朝向一般条款的努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最近几十年的发展趋势看,法院力图冲破传统严格责任体制的束缚,将严格责任扩张到最初的领地之外。途径大概有三:

第一,通过类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奥地利最高法院逐渐发展出专门针对危险经营活动的严格责任。为了保证法律的连贯性,最高法院将严格责任框束于特定商业运营,依危险之发生频率及所造成损害的严重程度来看,其所承载的风险要高过可以合理接受的水平,也就是可接受性标准。依奥地利最高法院积年判例,举凡引燃爆竹、开办军火工厂或者易燃气体工厂,高压电力电缆、工厂里的轨道、工业铁路、缆椅、镁矿工厂,其所酿成之危险,皆逾越可接受性标准。而运营建筑企业或者操作推土机、载重电梯、竖标语墙、游乐场等等,其所带来的危险则可以接受{17}。总的来说,适用范围比较窄{18}。

第二,通过创设安全保障义务。在德国法院看来,通过类推手段扩张危险责任的领域,实为对立法权的僭越,不足为训。转而于过错责任里创设安全保障义务,将注意标准抬升到很高水平,令加害人事实上难以脱责。在许多案件中,德国法院将被告的合理注意义务提高为最大注意义务,安全保障义务遂将过失责任转化成了准严格责任。安全保障义务适用的领域包括:创造或加剧某种风险或危险,例如使用武器、烟火爆竹、爆炸物或化学物品,出售火柴给小孩,给油桶重新装油;对特定领域负有责任,即所谓义务范围责任(Bereichshaftung),例如储藏武器、爆炸物或化学物品;维护公共交通安全的需要;货物交易(Inverkehrbringen von Sachen);与风险或危险有关的活动,例如建造或拆毁房屋、修理汽车、运输货物或者树木倾倒{10}。夫妻本是同林鸟

第三,通过物的管领人责任。若造成损害的危险活动并未见于任何法律文件,一些法院从事后视角,创设新的标准,将致害活动定性为违反诚实信用,从而得认为活动不法,加害人应负侵权责任。法国判例法即循此进路而行,主要是通过最高法院著名的Jand’heur案判决发展起来。在该案中,法院认为,《民法典》第1384条第1款包含了就物件所致损害的一般严格责任,将第1384条的基础从根本上转变为对物之管领人的严格责任要求(但不以危险实现为要件)。《意大利民法典》2051条和《葡萄牙民法典》493条,虽然形式上采过错推定原则,但被告人极难脱责,“在司法实践中,管领人责任一般就等于严格责任”{17}。

看起来,由于各种法律政策方面的压力,更为严格的责任形式一直呈现活跃的、不可遏抑的扩张态势。类推毕竟是权宜之计,最大的难题是无法保证同样案件总是得到同样处理。而德国的安全保障义务实际上“体现了危险责任的理念——对危险源的控制”{19}。有些学者干脆斥之为“严格责任的非法形式”{10},似乎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了。法国法院则通过胆大的司法创造,将第1384条第1款塑造为独立的请求权基础。等到了今天各版本的侵权法草案,旗帜鲜明地引入危险责任一般条款,已蔚为潮流。

3.一般条款的功能与弱点

法典法的主要特征就在于其面面俱到、无所不包的伟大抱负。法典化之前的一切,其作用仅限于为法典起草者形塑概念与进路提供帮忙。旧的法律被彻底取代,而不是修修补补。法典自命不凡地为我们提供整套有机体系,为一切可能产生的问题预备好现成答案。为实现这一目标,法典必须尽可能抽象,将逐案决疑减少到最低限度。

一般条款正是用来实现理想的有力工具,通过一般条款,可以避开在更高的抽象性与小心翼翼地逐案决疑之间艰难的选择。一般条款是发布给法官的法律原则,既对法官构成约束,同时又赋予极大自由。一般条款“值得留意并且可喜地显示了,法律实证主义对法官固有责任与超实证之社会伦理的让步”,立法者遂得“(超过其本身所能预见地)使法律能配合未来的巨变而得以存续”{20}。

但一般条款这样的抽象技术亦有其弱点。法官在释义学上的纪律一旦松动,就会有“遁逃到概括条款”的诱惑。即便是善意的法官,也可能无视法定秩序的文义和精神而狂妄地贯彻自己的价值判断、为自然法式的狂热所俘虏或者盲目屈从时代的伦理观念{20}。

诚然如此,欧洲国家的司法实践,已经让我们看到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是如何“以令人担忧的方式无限扩张”{18}。比如在意大利法上,往墙上刷灰泥不属于第2050条下的危险活动,可对个人数据的存储却是,驾驶飞艇和经营铁道不是,可狩猎却是,甚至焚烧堆放在路旁的垃圾也属于危险活动{18}。这样的扩张冲动和立场紊乱在中国司法实践和学者著述中亦表现明显。比如,游乐场的太空迷航设备和热气球,都给认作高度危险作业。甚至“救治特殊的高危传染病人”也算数{21}。水库为发电排水、投掷铅球、煤堆坍塌,也有认为构成高度危险{22}。是以,一般条款不能太过抽象,要将其运行机制和适用的基本原理揭橥出来,既要富有足够的弹性来让法院形塑,又得给法院的个案裁判程序以充分引导,保证其不跑题。具体手段有二:一是列举若干典型高度危险作业,以同类解释规则(ejusdem generis)束缚一般条款,如《民法通则》123条;二是藉说明性法条,严格界定“高度危险”的含义,如《欧洲侵权法原则》第5:101条、瑞士侵权法草案第50条第2款。以抽象概括条款定义“高度危险”,更符合法典法的性格,如考茨欧所说,应在一般条款中开列出高度危险法律领域的诸种关键性基础价值供法官考量,从而既得面向无限宽广的未来保持开放性姿态,又使“法官受到更多的法律约束”{23}。当然,两种手段亦得同时利用。

(三)《侵权责任法》69条评骘

1.《侵权责任法》7条与第69

依《侵权责任法》7条,若有法律不问被告人之有无过错而课加责任的,从其规定。这样的条款,考茨欧称之为“‘指导性质’的条款”{24},不能充任无过错责任的一般条款。适用无过错责任,必须以《侵权责任法》或者其他法律的明确规定为前提,请求权基础亦相应分布于“法律规定”的各处。在功能上,第7条如同《葡萄牙民法典》483条第2款、《民法通则》第106条第3款、《荷兰民法典》第6:162条第1款结合第3款后半段、《欧洲私法共同参考框架草案》第Ⅵ.-1:101条第2款、甚至是《法国民法典》的起草者最初构想的1384条第1款一样,不过起引言作用,是指向后面各项请求权基础的标识,并不能如起草人所说,起到“扩大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的作用{25}。

这样的框架,学者喻之为“法律保留”{26},显示对无过错责任的扩张保持警惕:“法律”列举一项(比如机动车、航空器、核设施),承认一项,是不该容忍不确定一般条款将自己架空的。

瑞士侵权法草案则创辟新的潮流,将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拔擢到与过错责任分庭抗礼的地位。草案第41条写道:“(1)任何人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在损害可归责于行为人的范围内,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2)不法导致的损害得归责于以下人:(a)因其过错行为导致损害者;(b)使用一位或多位辅助人者;(c)从事特别危险活动者。”结合第1款与第2款c项,可以得到概括的请求权基础:从事特别危险活动致人损害者,负赔偿责任。第50条的价值倒不在提供请求权基础,而在对“特别危险”的含义加以界定,以说明性法条的身份襄赞前面的请求权基础,起到约束作用。《欧洲侵权法原则》第1:101条以瑞士草案第41条为样本,不过是将“从事异常危险活动致人损害”与“辅助人致人损害”的座次颠倒过来,其后以第5:101条厘清危险活动的含义。

如此看来,《侵权责任法》69条便颇为尴尬。照起草人的意图,第69条正是“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功能在于“为司法实践处理尚未有法律明确规范的高度危险行为提供一个指导性原则”{25}。当然,从起草技术上看,这一条“属于完全法条,法官可以援引其作为裁判依据,因而可以作为一般条款适用”{21},但是,其无牵无挂地使用了“高度危险作业”这样的不确定概念,直接动摇了第7条“列举事实构成”的思想。

立法机关起草一般条款的意志已决,那么解决第7条和第69条紧张冲突的办法,便是于未来的民法典中,将第7条芟夷,将第69条与第6条等量齐观,并于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之后补充一款,谓“不妨碍针对具体典型危险,加以特别法律规制”(参见瑞士侵权法草案第50条第3款,《欧洲侵权法原则》第5:101条第4款)。

第69条不但与第7条隐含冲突,其身世也颇可质疑呢。

2.从《民法通则》123条到《侵权责任法》69条

侵权责任法》写入69条,似乎是出于对《民法通则》123条的不甚满意。认为其“所采取的具体列举模式乃是一种不完备的列举,难以涵盖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为数众多的高度危险的情形。要克服具体列举模式的缺陷,就必须采取一般条款的规范模式”{26}。可立法机关口口声声说,第69条参考了《民法通则》123条{25}。这两条到底是何等关系,以下试述之。

民法通则》123条系“采取苏俄立法例,为社会主义国家侵权行为法的基本规定”{27},故得追根溯源,从苏俄民法说起。

1913年,沙皇政府曾完成债法草案,虽未及推行,但有两点深刻影响革命后之法制:一是踵武法国模式设置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第2601条),一是写入危险物的无过错责任(第2635条)。十月革命后,沙皇法制遭全面废弃。但在新经济政策时代,一些私营经济活动得到许可,法律漏洞日益显现。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遂迅速通过民法典,并于1923年施行。责任法的扼要在两概括条款:就人之行为造成损害的责任(第403条),就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来源所造成损害的责任(第404条){28}。

第404条道:“个人与企业,其所从事之活动于邻近而言,包含着高度危险的,诸如铁路、电车、工厂与车间、易燃物品经营人、野生动物保有人、从事建筑及其他构造之人,等等,就因此种危险源所造成之损害,应负责任,除非证明损害系因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之故意或重大过失而造成。”{29}

1964年《苏联民法典》第454条(对高度危险源所致损害的责任)则以1961年《民事立法纲要》90条为基础,将旧法典的重大过失抗辩删除,令责任更趋严格,其道:

“各种组织与公民,其所从事之活动对邻近而言包含着高度危险的(运输组织、工业企业、建筑工程、机动车辆占有人等),就危险源造成之损害,负赔偿责任,除非其证明,损害系由不可抗力或者受害人之故意所致。”{29}

苏俄民法上这几条,乃地道概括条款(杂以例示){11}{28}{29},并历经整个苏联时代,赓续不灭,直至跻于新的俄罗斯民法典中。依今天《俄罗斯民法典》1079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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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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