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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再议过失危险犯
【副标题】 兼论事故类犯罪危险犯的设立
【英文标题】 Reconsideration of the Negligent Dangerous Crimes
【英文副标题】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dangerous crime of accident crime
【作者】 贺国荣【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四川农业大学
【分类】 犯罪学
【中文关键词】 过失危险犯;事故类犯罪;危险;刑事立法
【英文关键词】 negligent dangerous crime;accident crime;danger;cviminal law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7)10-0160-13【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0
【页码】 160
【摘要】

德日等域外国家已有过失危险犯之刑事立法,其刑法学界议题已从过失危险犯可否设立之应然问题转为司法实务之该当解释。我国学界依然处在可否设立之讨论阶段,该问题之解决路径可分为两个层面:理论层面和事实现状。从刑法学理层面讲,犯罪之成立包括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含行为之危险性),法益破坏之危险状态与实害结果同属于客观危害之行为结果,过失与故意同样具有主观之可谴责性,且过失犯之可罚性重在客观危害,危险状态其对法益之破坏不亚于实害结果,因此在理论层面过失危险犯是完全可以成立的。结合其他学科对我国安全生产事故之系统性的实证调研数据,纵向趋势虽有所改观,但是横向比较依然严峻,现今行政体制及经济发展政策的背景下,基于行政执法不严、实效不佳的前提,事故类犯罪危险犯之设立有其必要性。

【英文摘要】

Germany, Japan and other foreign countries have committed the crime of negligent dangerous criminal legislation, the subject of the criminal law has been from the possibility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rime can be converted to the judicial practice should be explained.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our country are still in the stage of discussion which can be set up, and the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levels: theoretical and factual. From the criminal law theory, the crime was established including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harm (including dangerous behavior, risk of) failure state law and harmful results belong to the same objective harm behavior, negligence and intentional subjective equally reprehensible, and negligence of punishment on objective harm the destruction of the dangerous state, the legal interest of less harmful results, so in theory the negligent dangerous crimes can be established. In combination with other disciplines of empirical research data on the system of China's production safety accident of the vertical trend has been improved, but the comparison is still grim, in the current system and development poli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remise of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is not strict,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poor, the crime of dangerous accident crime has its necessi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7027    
  
  

问题的提出

危险犯作为一个刑法概念,是与实害犯相区分的,两者是在客观构成要件之行为结果的范畴上作出的犯罪分类。刑法理论上,“结果是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所造成的现实侵害事实与现实危险状态。”{1}与此相应,“实害犯系指行为必须对于不法构成要件所保护的客体造成实害的结果,始能既遂的犯罪”,“危险犯则指行为只需对于不法构成要件所保护的客体造成危险结果,即可成立的犯罪”{2}。倘依日常经验之理解,细究起来,实害事态和危险状态之间应该存在重叠。换言之,实害和危险分别为法益受破坏之不同程度的状态。因之,有学者认为实害犯和危险犯之界分依随法益损害程度之深浅{3}。在我国刑法之“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规定了若干危险犯罪名,其罪状描述中多以“足以……发生危险,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之语来表征该罪名之属性。

刑法学理上及刑事立法中,故意犯罪存在危险犯几无争议。与此不同,以“法律有规定,方才处罚”的例外罚的过失犯罪,往往被视为实害犯。那么,在实害结果未发生时,能否因为过失行为所造成的危险状态之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即,可否依过失危险犯来追究其刑事责任。针对此问题,学界大致存在两种看法,肯定论和否定论。肯定论一方,有学者认为科学进步、技术革新、工业化所促使的现代化过程中,应该提前预防和控制某些过失行为对特定的重要法益所产生的重大威胁,若待其发展为具体实害以传统实害犯的过失犯予以应对,有“马后炮”之失,过失危险犯可防患于未然将其灭于萌芽{4}。另有若干学者从比较法的视角,借“他山之玉”——德日刑法过失危险犯的若干规定,指陈立法之可行性{5}。其论证理路很直接,从立法实践之既成事实言过失危险犯之合理性。近年来,“风险社会”理念背景下,“以刑法控制风险”应运而生,过失危险犯更备受关注{6}。否定论一方,要么坚持过失犯之结果无价值基底,认为倘提倡过失危险犯,与此基底相悖;而且,若将过失行为所致生之危险状态纳入构成要件,将有扩大过失犯罪认定之虞,有违刑法之谦抑性{7}。亦有持论,过失犯之核心乃注意义务之违反,若将未造成严重法益实际损害之注意义务违反之行为都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实乃越俎代庖,行政法即可规制;过失犯罪中,行为人之主观方面并无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之意志,仅是疏忽、粗率而已,过失危险犯的设立并无特殊预防之效用{8}。最为有力的批驳在于,德国学界对于过失危险犯之讨论是在其刑法典有明确法条规定之前提下展开的,而我国并无规定。在此立法背景下,所有的讨论还属于应然之问题{9}。换言之,欲以他国刑事立法之例证来论证过失危险犯之合理性,未免存在不顾及“本土情境”的“一厢情愿”。由此观之,关于过失危险犯之研讨,应该先理清讨论路径:首先在理论上明确过失危险犯能否存在,其次是厘清我国现行刑法中到底有无过失危险犯之罪名,再次是参酌我国特定犯罪之事实概况确定具体哪些罪名可考虑过失危险犯之设立(本文主要以事故类犯罪为研究对象)。

一、过失危险犯的证成

(一)理论证成:过失危险犯也符合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之犯罪框架

我国刑法第13条强调了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诸如生命、健康、财产乃至公共安全等诸多法益,尤为突出了客观危害性。再辅以刑法第14、15、16条对主观罪过的要求,说明特定行为之所以被定义为犯罪必须考量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即,“犯罪是主、客观要素的统一……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仅要考虑行为人客观上已经引起的危害结果,还必须考虑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是否要承担责任。”{10}同样,台湾学者林山田论及刑罚的不可避免性,其设置的前提是:“不法行为的行为本身及其所造成的结果,就社会伦理的评价,具有高度的非难性,严重地破坏法律所保护的法益,或对法律所保护的重大法益具有破坏的危险性;同时,在行为人良知上也具有特别程度的可谴责性。”{2}可看出,林氏观点亦是从主、客观两个维度界定犯罪,不过其客观维度除了考量客观实害和危险之外,还附加了行为本身的属性,更为全面。总而言之,主观罪过和客观危害(包括行为本身)的考量框架可以涵盖所有的犯罪行为,包括故意犯罪和过失犯罪。

前述结论被认可的前提下,需要思考的是某种行为设若造成了对社会所重视法益的严重危险状态时,有无可能通过刑法进行规制。在中外刑法中有大量故意危险犯立法规定的情况下,倘若该行为乃是故意实施的,则答案不言自明。接下来的问题是,若该行为乃是过失为之,该当如何?故意危险犯既然成立,说明犯罪界定之客观维度——客观危害也包含行为所致使法益损害之严重危险状态完。接下来的问题是,若此破坏法益之危险状态乃是过失行为所致,该主观过失可否达到刑事归责之可谴责性?虽说过失实害犯之成立,说明了主观过失也可以具有刑事责任之可谴责性的可能。但是,过失犯罪和故意犯罪各自刑罚的处罚的重心有所不同:前者重在客观危害,后者重在主观罪过。质言之,过失实害犯之归责就具有一定程度的结果责任色彩,毕竟行为人对实害结果并无主观上希望或放任之意志,且即便是“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实害结果,其最终还是某种程度的“未预见”,就行为人如此之认识和意志状态,良知上之可谴责性程度能否达到“刑罚之不可避免性”,恐怕没有十足之确信。因之,从对法益损害的主观意愿层面讲,过失犯与故意犯的确不同。即,“与故意犯对法益侵害持追求或容认的态度不同,过失犯的处罚根据主要不在于对法规范的敌对意思。”{11}其处罚依据更多地在于法益损害。“从侵害法益的观点来看,过失的有害性有时候会远远超过故意犯,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交通运输手段高速化的现代社会中,由于不注意酿成大祸,产生深刻被害的情况也不少。”{12}那么,法益损害不仅应该包括实际损害之结果,还应该包括实际损害之危险状态。况且,特定法益损害之危险状态,其严重程度未必亚于实态之损害结果。因此,在应然之层面,从犯罪界定之主客观维度来讲,过失危险犯完全是可以成立的。

针对否定论之论点,还可以作出补充回应。其一,就其一再坚持过失犯乃结果无价值之论调。笔者认为,过失犯并非纯粹的结果无价值,也有行为无价值色彩,“以结果避免义务为中心”的新过失论即是例证。最为关键的是,强调过失犯之重视结果无价值并非是过失危险犯不成立的合理理由,因为危险犯之“危险”非行为之“危险性”,而是行为结果之“危险状态”。换言之,“行为的危险,是指行为本身所具有的导致侵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因而也可以称为行为的属性;作为结果的危险(危险结果),是指行为所造成的对法益的威胁状态。”{1}如果刑法学意义上的行为结果可分为实害事态和危险状态,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其不仅可以适用于故意犯罪,也可以适用于过失犯罪。易言之,承认过失危险犯并不是彻底否定结果无价值。其二,至于说过失危险犯可能会扩大过失责任之认定,也没切中要害。因为刑事责任的扩大不仅牵连立法(如被视为“口袋罪”之非法经营罪的设立),也牵及司法适用。倘若法条规范与案件事实的相互映照的司法适用中,能够做到“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兼备”,未必会扩大责任认定。正如有学者所言,过失危险犯成立标准的明确化,就也可以罚当其罪,未必会导致过失犯罪泛化认定{13}。

(二)立法证成

2002年修订版的德国刑法典有若干过失危险犯之规定:{14}如第306条d第一款和第二款规定的失火罪,“……或过失导致第306条a第二款之危险的,处5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和“过失为306条a第2款之行为,且过失导致此等危险的,处3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第307条所规定之引起核能爆炸罪其第4款,“过失实施第2款之行为,且过失引起危险的,处……”;第308条所规定之引爆炸药罪之第5款,“在第1款情形下过失危险的,处……”;等等。日本刑法亦规定:{15}失火罪之第116条第2款,因失火而烧毁属于自己所有的第109条规定之物,或者第110条规定之物,因而发生公共危险的[1],处50万日元以下罚金;过失交通危险罪之第129条第1款,由于过失,使得火车、电车或船舰发生了交通危险……处30万日元以下罚金。由此而论,德日刑法过失危险犯之立确证使其学界不再徘徊于“应然”讨论阶段,已迈入如何进行司法适用之研讨。总而言之,即便是域外立法之举例,起码也提示了我国刑法学界理论层面的反对,在立法例证实践面前的无力。

持反对论者更多地从我国现行刑法中并无过失危险犯之规定,予以反击:针对肯定论者频频提及的我国刑法第330条之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第332条之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认为两罪名并非过失危险犯。多数肯定论者认可上述两罪名是最典型之过失危险犯{16},还有学者认为第124条第二款之过失损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罪也应包括在内{17}。张明楷教授对肯定论者通常所举的两个过失危险犯立法例证——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和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一方面视为危险犯,另一方面将其罪责形式——罪过作为故意。之所以得出此结论,其论证依据是“缺乏法律有规定”之过失犯罪之立法惯例{1}。我国刑法总则第15条的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就如何理解“法律有规定”的问题,张明楷教授赞同“文理规定说”:在法条文义表面(如“过失、疏忽、事故、不负责任”等语词)即可得知过失之外,根据条文之用语关系、体系地位等文理解读,亦可判断罪过性质{18}。其具体判断思路为{18}:先使用语义分析,看法律条文中有无“过失、严重不负责任、发生……事故、玩忽职守”等字词;然后根据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譬如同一法条第一款若为故意犯罪,则法定型低于前款的第二款则属于过失犯罪。若按照此判断思路,第330条并无“过失”的表征性用语,下一步便是根据条文之间的逻辑关系进行研判。该罪的法定刑有两档,作为低档刑罚的第一档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首先看典型的故意危险犯——第114条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其法定刑为“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明显高于前者。其次,被视为过失实害犯[2]——第115条之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低档法定刑也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此,如前所述不能认定法益被破坏之危险状态就一定弱于法益被损害之实态,那么从主观罪过之可谴责程度来讲,若第330条其罪责形式为故意,则其法定刑应该高于第115条,从现行立法来看并非如此,则其只能为过失。再次,从张明楷教授所对主观罪过形式的司法适用之解释思路来看,其一再强调罪刑法定原则之法定标准模式——刑法条文之用语含义,即前述其首推“过失、严重不负责任”等过失用语在解码主观罪过认定中的作用。循此解释规则,第330条中“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的表述,其基本文义乃“法益被破坏之威胁”的危险状态,即危险犯。由此而论,我国现行刑法中是存在过失危险犯之立法的。

另外,陈兴良教授也主张该罪名为故意犯罪,其理由主要在于{9}:该罪之实行行为是法条所规定的四种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的违规行为,其行为本身就具有有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及传播危险的客观属性。换言之,实行行为一旦实施其构成要件结果具有“必然性”,那么,当行为人对其违规行为是在明知的主观认识下实施的,则其对构成要件结果也应当有所认识。笔者不赞同该观点:其一,交通肇事罪中,很难说行为人之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之实行行为,不是明知故犯。但是,该罪被认为是过失犯罪已是共识。其二,按照其论证中的原文表述“……而引起甲类传染疾病传播或者有传播严重危险,则是该罪的构成要件结果,行为人对其应当认识”,此种对行为人认识状态的判定结论到底是基于常识性推测,还是基于具体的案件事实。恐怕恰恰是出现了张明楷教授所总结的罪过形式判断中的误区,即“这是基于所谓‘常理’对行为人的心理事实进行的一般性分析,而不是根据刑法对故意、过失的规定作出的判断……我们不能将自己‘熟悉的事实’解释为‘必须的事实’,不能将自己了解的部分行为人的心理状态,声称为刑法规定的罪过形式。”{18}且不说,该罪中行为人对构成要件结果在事实层面到底是否有所认识,实属个案之具体判断问题。最关键的是,以事实层面之概率性结论来断定刑法规范之罪过形式显然不合理。所以,该罪名应该为过失危险犯。

二、事故类犯罪过失危险犯设立的应然性

(一)安全生产事故之纵向趋势

我国《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依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将生产安全事故分为四种类型[3]。与之相关的责任事故类犯罪,规定在我国刑法第二章之第131条至第139条(危险驾驶罪除外)。依据2015年12月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事故类犯罪的“造成严重后果”或“发生重大伤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起刑点规定为:造成死亡一人以上或重伤三人以上;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诸多支持设立过失危险犯的学者,在阐释此立法所应对的社会现实背景时,往往流于宏观笼统,多是科技风险云云之类的概括性描述{19}。张明楷教授在论及以刑罚处罚提前化应对“严重侵害、威胁重大法益的犯罪”时,亦是引证科学技术被应用于社会生产之风险性{20}。即使有论者正确地指出了,过失危险行为犯罪化之前设命题是完成“科学地分析作为政策问题的过失行为的事实状况和客观性质”,也是粗粗列举了若干重大事故个案,缺失系统性数据统计{21}。与此类似的是,主张在重大责任事故罪中设立过失危险犯的论者,也是以零散的事故数据作为论据{13}。就以上欠缺,其实其他学科的学者已经做了很扎实系统的统计研究。基于“规范之设立本于其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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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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