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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中国特色法治本质的理论阐释
【英文标题】 The Theoretical Logic of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作者】 王建国【作者单位】 郑州大学法学院
【分类】 法理学
【中文关键词】 中国特色;法治;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英文关键词】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ule of law;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people in power; rule by law;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7)10-0031-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0
【页码】 31
【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在法治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基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制度实践和特殊国情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元素和特色并融合了法治共性特征的法治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本质特征集中体现了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法治建设为基点、坚持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坚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路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于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实践。从理论上科学地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有助于在法治实践中廓清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特色的认识,正确引导中国法治建设的走向。

【英文摘要】

Under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of rule of law,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socialist rule of law and the special national conditions, China has constructed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ntegrated Chinese elem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ommon features of the rule of law.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mbodies the basic principle of uphold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e purpose of adhering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people in power and the basic path of promoting the rule by law in all-round. The practice of the People's Congress System is an organic unity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the people in power, and the rule by law. Theoretically and scientifically defining the essential features of the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Characteristics can correctly help to guide the direc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7025    
  

当下法治中国的建设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越地探索走出的一条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法治之路。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总目标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宏伟愿景,《决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体现了法治建设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实践的中国特色。法治中国建设战略的确立对于实现国家强盛人民富康的意义重大,这一任务艰巨而光荣宏大,令举国上下无比振奋而激动并充满期盼。为实现这一时代命题,十八届五中、六中全会进一步深化强化制度改革措施,拓展法治中国的建设路径。科学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不仅有助于理论上驳斥一些西化论者否定中国法治建设国策和法治实践成绩的谬论,也有助于国人清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和路径方向。

一、中国特色法治本质特征的内涵厘定

如何理解和界定当下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相较于西方国家所奉行的以三权分立国家政体为基础的法治模式有什么不同?本质特征区别在何处?这些涉及到中国特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界定和本质特征的表达问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以及法治国家诸多内容虽然在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有了官方文本的表达,但是,学界对于中国特社会主义法治本质特征的认识仍未达至一致,厘清这一问题已成为中国学者对于法治模式选择的辩论话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在吸纳世界法治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法治建设自身的特色走出的一条法治之路,其外在特征表现出中国法治自身所内含的本质属性。对于法治本质特征辩论的基点则在于中国法治模式的政治体制与发源于西方法律文化和政治体制之间法治的同构性和普适性问题。也即是说,如何从哲学理论上在中国模式与世界法治这一对个性与共性、特殊与一般、现象与本质的问题比较中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统一体,任何事物都存在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区别;所谓某一事物的本质特征是该事物所具有的与他事物的明显区别的特点或者特征{1}。法治一词是一个舶来品,来源于西方欧美国家。所以完全撇开世界通行的法治理论而一味地强调中国元素,毫无疑问地就会违背哲学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一般原理,自说自话的理论因而也就难以令人信服。既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的国情讲法治的所谓普适性,也不能一股脑地撇开“世界法治”的一般特征和普遍性表征单纯强调中国法治的个别化和特殊性,而是要从“中国特色”与“世界法治”之间的个性与共性中解析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

首先,从中国和西方国家法治发展的主导力量看,两者存在政治引领和社会推动之别。中西方法治不仅存在法律历史传统的差异,而且存在着推动国家法治建设的动力模式本质的差异。现代法治的形成乃是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经由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法治理论传播与制度实践而演化形成的一种中西方法治模式多样化的法治景观。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所论述的法治是西方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由市民社会推动自下而上而形成的法治模式。全球化演进的背景下西方法治理念和制度模式伴随西方殖民扩张得以移植到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度,进而在融合各国本土资源后演化为不同样态。历史地看,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西方法治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权力的二元化及权利双生为民主、法治制度的设计提供了现实基础,从而决定了西方法治文明的基本样式{2}。而当代中国法治的开启,虽然经历了清末民初开始移植西方法律制度和北洋、国民政府的延续,然而接下来的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使得中国不可能进入现代法治建设的常轨。在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建立之后基于维护新生政权和打破西方列强围堵的国际国内社会现实,国家法制虽然一定程度上加以展开,但并没有充足的条件迅速转入现代化的法治建设。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当代法治建设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展开的。在总结国家法治建设历史成就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辩证吸纳西方法治理论和制度的有益成分并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引领国家开启现代法治建设之路。从法治主导力量模式上,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引领推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主导政治力量,这是中国当代法治与近现代西方市民社会推动法治建设的模式之别。

其次,从法治实践的制度模式看,西方以“三权分立”、“两院制”为权力架构实现法治;中国实行的是以人民当家作主为目的“一院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法治。西方国家奉行权力分离思想,大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权体制,“三权分立”理论在西方欧美诸国所采取的宪政模式和制度实践虽不完全相同,但各国实践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体现的法治精神和价值理念基本一致。基于三权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理念,制度设计者希望通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以期实现法治所要达至的规制国家权力的法治目标。回溯历史可以这么讲,西方法治模式的主流思想意欲实现一个目的,就是藉由美国的文化霸权席卷天下,以气吞八方的气势计入非西方社会{3}。我国宪法确立的根本政治制度是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实行“议行合一”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与法的理论基础上根据自身国情选择的既能充分反映民意又能集中力量提高议政效率的一院制,而不是西方国家实行的两院制。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政体的架构决定了当代中国法治实践目的是确立国家权力要接受人民监督制约的理念,通过制度设计吸纳人民参政议政、全体人民通过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制度渠道参与国家管理和行使国家权力,这样的制度设计有助于将国家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最终达至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之目标。

其三,从法治的实践路径和方式看,无论英美法系的法治,拟或是大陆法系的法治,法治实践的基本路径和方式均是表现为法律之治,而当代世界各国法学理论界则更进一步明确法律之治的真意乃是良法善治。法治肇端于西方,从中西方法学家描述的法治理论看,法治的历史演进类型可以划分为古代法治、近代法治和现代法治。古代法治实际上讲的是法律为国家统治之工具,严格意义上讲和现代法治的语义不可等同。最早对于法治加以论证的学者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思想家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留下了论述法治的经典学说:“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普遍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4}亚里士多德从形式意义上表述了法治的概念,也成为西方以及中国当下论述法治概念的经典公式。亚氏所阐述的法治概念和理论得到西方法学理论界普遍一致尊崇和因袭承继,也对法律思想界的法治观念和西方国家的法治实践产生了深远意义。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更多地强调国家治理过程中的法律之治、关注道德上的良法和法律遵守的普遍性,比如西塞罗就主张追求“奔向善的终极",“一切都应处于法律的作用之下"{5}。延及现代,法治理论衍生了两种发展路径。一种法治路径遵循秉承形式主义法治传统进一步发展法治理论;另一种则是内外兼修的实质主义法治理论,此种法治理论采取了以借助于修补形式主义法治缺陷并吸纳其精髓补充到实质法治理论中予以发展的路径。强调形式主义法治的学者以英国法学家约瑟夫·拉兹和美国的法理学家富勒为代表。拉兹的法治八原则说更强调法治的形式化特质,认为法治理论的预设和实施的关键结点乃是“政府应受法律统治并服从法律。”{6}实质法治理论肇始于德国,社会法学家马克斯·韦伯通过对资本主义法律合理性的探讨开启了实质法治的研究{7}。20世纪50年代之后,世界不同法域的学者和法律人愈来愈多地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实质法治。1959年国际法学家大会在印度召开,会议通过的《德里宣言》提出了法治的三大原则,确立世界范围内实质法治的价值取向,主张法治应当是一个基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有待继续拓展和充实的动态变化的概念{8}。《德里宣言》法治三原则在拉各斯法学大会得以继承并重申为“拉各斯法则”。此外,美国学者德沃金作为当代西方具有重要影响的法理学学者集道德权利研究之大成,他关于道德权利的学说观点实际上表明他对形式法治的论说提出了明确挑战和反对意见{9}。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方才展开对于法治的理论探讨和制度实践,亦有诸多学者论述法治的概念和路径。卓泽渊教授认为:法治即是依法治国,“它是以民主为前提,以严格依法办事为核心,以确保权力正当运行为重点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10}此一概念兼具西方形式主义法治和实质主义法治的意蕴。考证法治一词在中西方的流变与传播,总的来说法治的理论内涵包括了实质法治和形式法治之分,当代世界各国法学研究者在论述法治理论时更强调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者的统一。形式法治强调的重点在于国家践行“依法治国”,以此引领社会确立公民信奉“依法办事”的理念并从制度运行机制上加以保障。实质法治则强调法律主治、宪法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和权利保障的价值理念和原则精神并在国家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中加以具体贯彻和实践。总结中西方思想界和法学界对于法治概念的含义界定以及以此为基准所展开的各国法治实践看,法治最为本质的共性特征就是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简要讲就是依法治国,这一实践路径的表征也构筑为不同意识形态下不同政体国家的法治共性特征。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法治的本质特征是基于世界普适的法治理论和法治模式而抽离出的法治不可缺失的本质共性移植于当代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结合中国传统与现实而展现出来的一个法治表征。考察世界通行的法治理论关于法治一般特征的描述,从法治的历史源流与实践演化、理论设定与现实样态、世界共性与国别个性的角度加以具体分析、比较、评价和借鉴,才能科学地界定中国特色法治本质特征的理论内涵。于此,从法治的推进模式、目的本质以及实践路径方式看,中国特色法治推进模式是共产党的领导自下而上实施法治的政府推进型法治,执政党的政治领导是推动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的政治前提,体现了中国特色法治的根本特征。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模式选择,中国特色法治的实践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意志和参与国家管理,人民当家作主构筑为中国特色法治的目的本质。法治所要达到的理想路径是要实现国家治理的依法有序,依法治国是法治的共性路径,因而也是中国特色法治实践建设和推进的基本特征,这是中国特色法治与世界普适法治理论和实践模式的共性本质。

二、中国特色法治本质特征的理论证立

中国特色法治本质特征的内涵与外延既有其发展演进的历史逻辑,也蕴含着自洽的理论证立。中国特色法治本质特征是从基本特征中概括和抽离出来的,反映了中国特色法治建设基于法治基本理论和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的结合而形成的表征中国元素、中国价值的中国法治精神意蕴,遵循着由法治现象到法治本质探寻过程的基本规律。一方面,中国特色法治现象和本质的理论表达决定于中国特色法治建设事业的历史演进和制度实践。世界上事物的本质决定事物的现象,现象又反过来反映和体现本质。中国特色法治的本质特征体现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实践过程和现象表征之中,撇开脱离中国特色法治实际活动各种现象而一味囫囵吞枣地模仿西方法治理论和模式,就难以准确把握和认识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的“特色”和本质特征。另一方面,中国特色法治现象和中国特色法治的本质是两个不同概念。从外部现象上观察和把握了中国特色法治的现实表征,并不等于准确地界定和认识了中国特色法治的本质特征。从哲学上讲,世界本身和现象世界是统一的,但同时又是对立的,这就决定了本质与现象之间矛盾存在{11}。对于中国特色法治本质特征认识过程也必然基于法治现象的多样性、法治道路的曲折性和法治模式的复杂性。因此,对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特色”的认识必然要经历由片面到全面、由一般到个别、由普遍到特殊逐步深化的过程才能探究到其本质内涵。

从法治道路历史发展的维度看,当代中国法治建设基于执政党的政治领导和方向引领、以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目标、遵循依法治国的基本路径而展开。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确立了中国特色法治本质特征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这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12}。回溯历史反观现实,历史经验教训和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成就足以明证,党的领导不仅是中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决定力量,也是建设社会主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中国特色法治的政治保障。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特色法治不仅是近现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革命、建设国家的历史抉择,也是当代中国在法治全球化和现代化潮流涌动下国家发展的必然走向。

首先,中国现代化的富强之路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而开启。回顾中华历史,汉唐风采屹立世界之林,每每令世人慨叹炎黄子孙豪情万丈。然延至近代鸦片战争后,由于清廷闭关锁国中华帝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乃至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成为西方列强欺侮蹂躏的唐僧肉。及至清末,一批批觉醒的仁人志士怀揣报国之志向,试图通过移植借鉴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法治模式改造中国,进行变法修律革新自强,挽国家民族命运大厦于将倾。辛亥之后,中国尝试过君主立宪制、帝制复辟、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形式,各种政治势力及其代表人物纷纷登场,都没能找到正确答案{13}。军阀混战国家积贫积弱、列强肆意横行瓜分中国利益、祖国山河破碎、人民生活于屈辱苦难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反帝反封建救亡图存、实现国家富强、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最终落在中国共产党身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历经艰难、经过浴火流血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推翻了反动统治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国家政权。正是在建立新中国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复兴和国家大义为重,勇于牺牲和奉献,才逐步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国家建设的领导地位{3}。

其次,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有助于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理想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浴血奋战取得革命胜利,对于建立怎样一个新生国家政权,采取什么样的国体和政体以及选择什么样的国家治理模式问题,毛泽东所著《新民主主义论》一书给出了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明确回答:“中国现在可以采取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县人民代表大会、区人民代表大会直到乡人民代表大会的系统,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政府。”{14}依据《共同纲领》这一宪法性纲领文件,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党派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告新中国实行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新中国诞生之后,五四宪法颁行确立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政体制度,规定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通过国家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权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在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指导下建立的政治制度,也是中国人民总结近代以来国家兴衰惨痛教训探索救亡图存借鉴列宁社会主义革命实践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实际国情得出的科学总结和实践结论。经过六十余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制度实践,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国家政体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其优越性和时代性日益彰显。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符合中国国情和实际,有利于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制度载体{13}。

其三,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引领国家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法治。经过民主革命、新中国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建设、政治社会制度发展和经济改革开放,党领导国家和人民走出了一条体现中国民主政治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执政党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得失,反思法治虚无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危害的历史经验教训,领导人民开启了拨乱反正,提出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治,必须实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党的十五大因时而进提出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界定了依法治国的概念。十六大报告正式界定了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根本特征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15}中国特色法治本质特征“三统一”理论由此而形成,“三统一”本质特征之间的层次逻辑和辩证统一关系亦得以确立。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始终如一贯彻“三统一”本质特征理论,十七大、十八大报告均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作为中国特色法治国家和政治文明发展的根本遵循予以强调和宣示,并落实到国家的政治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制度实践。中国特色法治本质特征“三统一”理论构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理论体系的独创性贡献,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理论的重大发展,续写了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新篇章{12}。

法治不仅是人类发展历史进程中理性思考的理论总结,而且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基于特 不能给市场做人工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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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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