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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河北法学》
登记对抗规则与占有优位规则矛盾之化解
【副标题】 以物权变动公示效力的二元区分为视角
【英文标题】 The Resolve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ule of the Priority of Possession and the Rule of the Registered Countermeasure
【英文副标题】 Perspective of distinguish between binary legal effect of publicity of changes in property rights
【作者】 王瑞玲【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
【分类】 物权
【中文关键词】 对抗力;公信力;公示方式;登记簿;占有
【英文关键词】 confrontation; credibility; the mode of publicity; register; possession
【文章编码】 1002-3933(2017)10-0140-10【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7年【期号】 10
【页码】 140
【摘要】

公信力和对抗力是法律赋予物权公示方式的两种不同效力,我国特殊动产物权变动中,交付是生效要件,登记为对抗要件,占有具有公信力,而特殊动产的登记簿具有对抗力而无公信力。《物权法司法解释》(一)第6条规定在认定第三人的主观善意时,应当以信赖占有为客观标准,正是在对两种物权公示效力正确区分的基础上做出的正确解释。只有在解释论上,将《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中的“交付”限缩解释为“现实交付”,才可以化解《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一项和第四项与《物权法》第24条之间的矛盾。

【英文摘要】

Credibility and confrontation are two different effects of the law giving the right to publicity. Delivery is a matter of entry into force, registeredis a countermeasureof the Change of Special Movable Property in China. Possession has credibility, and the registration of special movable property has a confrontation without credibility. Article 6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Property Law (1) provides that when determining the subjective goodwill of a third party, should be trusted to occupy as an objective standard. It is the corre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rrect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two kinds of real right。The “delivery” in Article 10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le and Purchase Contract is interpreted as “real delivery”. It is possible to resolv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Article 1 and Article 4 of the Judici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Sale and Purchase Agreement and Article 24 of the Property Law.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57034    
  
  

我国《物权法》24条规定:“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相对于《物权法》23条所确立的一般动产物权变动自交付起发生效力的规则,该条对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这三种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规则做出了特殊规定。适用体系解释该二条,可以得出:首先,特殊动产也属于动产,所以其物权的变动自交付起发生效力{1};其次,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若未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再次,未登记的物权变动,不得对抗的是善意第三人,而非任意第三人。

我国《物权法》所确立的特殊动产的登记对抗规则,是将本适用于动产物权变动交付,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两种传统的公示方式糅合适用于同一对象,将公示要件主义和公示对抗主义的两种立法模式也集中适用于同一事物。这一规则无论是在理论推导还是在实务操作中,都引发了不少争议。不少学者从解释论的角度,认为登记的效力本身强于交付,举重以明轻,交付可以引发物权变动,在无交付而仅有登记的情况下,登记也应当是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也完全可以引起物权变动[1]。

为了解决特殊动产多重买卖的履行顺序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颁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12]7号)》,该解释第10条第一项就规定:“先行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出卖人履行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手续等合同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四项规定“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之一,又为其他买受人办理所有权转移登记,已受领交付的买受人请求将标的物所有权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该司法解释条文进一步确认了一项仅有交付的物权变动和一项仅有登记的物权变动,仅交付的物权变动可以对抗仅登记的物权变动,因此不少学者将该条文总结为“交付优先于登记”原则,认为《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第一项和第四项将架空《物权法》24条的“登记对抗”效力,进而从立法论的角度提出,“登记应当优先于交付”[2]。

笔者认为,在特殊动产的物权变动中,对于交付和登记这两种公示方式,何者更具有优先性的问题,不能固守“登记的效力一定比交付强”的观念。只有从理论上明确交付与登记这两种物权公示方式实际上是如何对物权的变动发生效力的,才能够更好地对上述的争议做出回应。

一、物权公示方式和效力的法定性

人类早期社会,人们的财产仅限于具体财产,并没有抽象出所有权等权利概念。遵循先占原则,对物的实际控制和使用即是对物所有的象征,因此,在人类朴素的观念和自然形成的规律指引下,占有本身就是所有,失去占有就等于失去所有。占有作为所有权的公示方式,是尊重现实使然。现代社会,为了达到物尽其用,产生了所有权保留、让与担保、拟制交付等法律规则。这些规则突破了传统上占有即所有的财产权观念,占有者并不一定是物权的所有者,物权所有者也不一定是占有者。占有与所有分离的事实概率逐步扩大。然而,即便如此,物权的对世性决定了必须选择一种方式使抽象的权利向世人展示,法律在破坏占有这种天然的反映物权所在的方式后,仍然选择使用以占有的形式表征动产物权,以登记簿形式来表征不动产物权。

在占有与真实权利物权相分离,法律仍规定以此作为公示方式时,必然会产生交易安全问题。当第三人错误认为占有人所公示的物权与真实物权一致并与之进行交易时,如果法律不对第三人进行保护,则真正权利人可以基于物权的追及力而使第三人无法取得预期物权。为了防范这种交易风险,第三人在交易时势必产生巨大调查成本,在很多情况下会形成“恶魔证明”。另外,由于受信息渠道和信息获取能力的限制,交易第三人往往在倾尽所有努力后,都不能发现隐藏于交易标的物背后的真正权利人。交易背后存在的风险不容小觑。现代社会为了保障交易的便捷高效和安全,赋予占有和登记簿两种公示方式以特殊的法律效力。因而,使用占有作为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不再天然,占有和不动产登记簿一样,作为公示方式,都具有法律拟制因素,在交易中的效力由法律直接赋予,具有法定性。

二、特殊动产的登记(簿)具有对抗力

在大陆法系国家,按照物权公示与物权变动之间的关系,存在公示要件主义模式和公示对抗主义模式两种立法例。公示对抗主义是指法定的公示方法仅仅是物权变动对抗第三人的要件,而非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要件{2}。物权的变动在当事人之间合意达成时就发生效力。公示要件主义是指未经公示,当事人之间根本就不发生物权变动之效果,当然更谈不上对抗第三人的效力{2},而一经公示,就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

法国和日本[3]是采公示对抗主义立法模式的典型国家。在公示对抗主义立法模式下,法律一方面允许通过合意而变动物权,另一方面又赋予公示方式对抗力。这在不区分债权和物权的大财产体系下的法国,不存在理论障碍问题。而对于与我国同样将财产权区分为债权和物权的日本,必然产生未登记的物权是否还是物权?没有对抗力的物权如何体现“对世性”?未登记的物权不能对抗的第三人有哪些?等等一系列难以自洽的理论难题。在日本,围绕着未登记的物权产生的效果,理论界已经发展出了多种学说:债权效果说,相对无效说,不完全物权说,制裁失权说,第三人主张说,信赖保护说。其中第三人主张说成为现在的通说和司法判例所采用的观点。该学说主张,未登记的物权的受让人所取得的物权无论是在当事人间还是在与第三人的关系上都是完全有效的,但是当第三人主张第一次让与的物权变动未登记时,则仅对第三人而言,出让人和第一受让人之间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例如,在出卖人A与买受人B达成了出卖某物的合意,在合意达成时,某物已为B所有,但双方未办理变更登记,此后A又与第三人C达成出卖该物的合意。第三人C如欲取得该物物权,可以主张A与B 之间的物权变动尚未经登记,对其而言,该物在A与B之间尚未发生物权变动效果,所有权仍然在A处,此时C便可从A处受让取得所有权。当然,为了避免未登记谁也不能对抗谁的情形,C必须登记才可以取得具有对抗性的物权。因此,对抗力的法律效果在于对于第三人而言,基于登记簿没有登记,就没有物权变动,就没有与之相反的权利存在{2}的认识,而与登记簿上记载之人交易,可以达成预期效果,对抗其他受让人而取得物权。

日本法为我国特殊动产的登记对抗制度提供了借鉴基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的解释,我国《物权法》24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条的“之所以规定未登记的物权变动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善意第三人,而第三人完全可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对物权变动的效力予以否定或者承认。”{3}可见,我国《物权法》中对未登记的特殊动产物权的对抗效力,采日本法的通说即第三人主张说,第三人可以主张未登记的物权对其不发生效力,也可以承认未登记的物权的效力。

三、特殊动产的交付(占有)具有公信力

公信力是物权公示的另外一种效力。日本学者我妻荣认为,公信原则是指对于信赖令人推测物权存在的外观的信赖人,即使在该外观表象并不符合实质性权利而为空虚存在的情形下,该信赖也必须获得法律保护{4}。那么,公信力应当是“对于因信赖虚假公示而为物权变动的主体,将公示的权利关系按真实的权利关系处理,使形式与真实的权利关系相分离,并发生独立的效力。”{2}

一般而言,对于动产占有,各国都是通过建立善意取得制度[4]来体现其公信力。也即,受让人信赖占有人即为所有人,而与之进行交易,即受法律保护{5},可以发生预期的法律效果。而对于不动产,一般都直接通过法律条文赋予不动产登记簿以公信力,这是由于不动产登记簿功能记载的权利的多样性,登记簿的公信力效力除了体现在善意取得物权以外,尚包括无负担取得、相对处分的限制、预告登记的取得{6}等多种功能,另外不动产登记簿与动产占有在表征物权的准确性、造成真实权利和公示相分离的原因等因素也存在不同,因此一般都将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单独规定,以区别于体现动产占有公信力的善意取得制度。

我国的《物权法》,一方面在该法16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另一方面,又在第106条将善意取得制度一体适用于动产和不动产。由此引来了学界的轩然大波。有就第16条的内容所体现的不动产登记簿的效力是何种效力之争{7},也有就第106条的善意取得制度应当如何适用于不动产进行讨论{8}。更有甚者,提出与“善意取得制度必须以公示具有公信力为技术前提、逻辑前提”的通说相左的见解,认为善意取得制度是公示没有公信力之下的一种制度选择,其理由在于,占有经常与所有相分离,占有事实上不能够代表所有,善意取得制度就是在这种现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9}。同样,也有学者在比较外国将动产善意得与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分别立法的前提下,认为公信力仅指不动产登记簿之公信力,动产占有并没有公信力,认为动产占有之公信力是由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的玄想并仿造了“占有之公信力”用语{10}。笔者认为,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制度的都应当是建立在公示的公信力基础上的。其理由在于:一、占有具有的公信力是法律赋予的,而不是天然存在的。认为占有经常与所有分离,占有实际上并没有公信力。这种看法其实是将法律赋予占有的公信力与占有事实上是否能够表征所有相混淆。笔者前文业已指出,公信力是法律赋予的公示的效力,法律之所以赋予公示(包括占有)以特殊的效力,就是因为占有在现代社会经常与所有相分离,为了保障交易的安全和便捷才赋予占有以公信力。如果占有事实上就是所有,也即学者说的事实上具有公信力,法律也就没有必要赋予其特殊的效力,也就没有必要建立善意取得制度。二、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制度的典型立法例是《德国民法典》第892条,该条第一款的内容为:“为依法律行为取得土地上的某项权利或者此种权利上的某项权利的人的利益,土地登记簿的内容视为正确,但对正确性的异议被登记或者不正确性为人所明知的除外。为特定人的利益,权利人在处分已登记于土地登记簿的权利方面受限制的,只有在该项权利限制可由土地登记簿看出或者为取得人所明知时,该项权利限制才能对取得人有效。”从该条文文义上看,最核心的字眼在于“土地登记簿的内容视为正确”,其他文字表述的是产生该效果的构成要件。而将“土地登记簿的内容视为正确”,即为法律赋予公示以公信力的法律效果。在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中,同样体现了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将“动产占有视为所有”的公信力旨趣。因而,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制度都是法律赋予公示以公信力的体现,所不同的是达到“公示的内容视为正确”的法律效果时,应当满足的条件。

公信力是为了保障交易便捷和交易安全,在应对公示存在虚像时所设计的一种法律制度。这种法律手段切断真正权利人的物权追及权,牺牲了真正权利人的利益,因此,必须慎重的权衡真正权利人利益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根据这一要求,法律必须设置各种“公示的内容”在满足何种条件下才能被视为“正确”的构成要件,来调整真正权利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条件越宽松,限制越少,公示的内容被视为正确的几率越高,公信力也就越强。条件越严格,公示的内容被视为正确的难度大,公信力也就越弱。有学者将德国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称为“绝对公信力”{10},其实,对绝对公信力中“绝对”二字进行反义解释,必然存在“相对公信力”。公信力是一个程度词{11},应当有绝对公信力、相对公信力、无公信力之区分,其强度由构成要件作为参数进行调控。基于善意的信赖公示,赋予其“公示内容视为正确”的法律效果,就是公信力的体现,包括但不限于善意取得制度和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制度。

因此,我国《物权法》在106条规定了将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对象定为动产和不动产,就证明了我国法律同样赋予动产占有(交付)和不动产登记(不动产登记簿)两种公示方式以一定的公信力。只是其公信力的程度相对不高,需要满足一系列的条件才能够发生“将公示的内容视为正确”的法律效果。对于特殊动产,是否能够基于特殊动产也是一种动产,同样适用《物权法》106条关于动产善意取得的规定?

根据上述逻辑,公信力依附于公示方式,只有法律规定之公示方式才需要对其赋予特殊效力来保障交易安全。根据《物权法》23条和第24条之规定,交付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登记作为对抗要件,那么,究竟何者是特殊动产物权的公示方式?根据《物权法》24条的规定,登记具有作为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无疑登记簿是其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但交付是否也应当认定为公示方式,如果交付具有公示作用,是法定之公示方式,则说明法律对其赋予了特殊效力,则可以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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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贾爱玲.论特殊动产物权变动“内外有别”的规则——兼评《买卖合同司法解释第10条》[J].河北法学,2015,(9).

{2}孙鹏.物权公示论——以物权变动为中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5.

{3}最高人民法院物权法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条文的理解与适用[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114.

{4}[日]我妻荣.罗丽译.新订物权法[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46.

{5}高富平.物权法原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396.

{6}朱广新.不动产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限度[J].法学研究,2009,(4).

{7}程啸.不动产登记簿之推定力[J].法学研究,2010,(3).

{8}程啸.论不动产善意取得之构成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106条释义[J].法商研究,2010,(5).

{9}郭志京.善意取得制度的理性基础、作用机制及适用界限[J].政治与法律,2014,(3).

{10}孟勤国,申惠文.我国《物权法》没有承认登记公信力[J].东方法学,2009,(5).

{11}叶金强.《物权法》第106条解释论之基础[J].法学研究,2010,(6).

{12}郭志京.也论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J].比较法研究,2014,(3).

{13}王洪亮.论登记公信力的相对化[J].比较法研究,2009,(5).

{14}[日]近江幸治.王茵译.民法讲义II:物权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2.

{15}王海燕,侯国跃.无权处分与一物数卖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无权处分与一物数卖专题学术研讨会综述[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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