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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
浙江永康行政执法检察备案机制评析
【英文标题】 Review on the Mechanism of the Procuratorial Records of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of Yongkang City Zhejiang Province
【作者】 宋英辉何挺
【作者单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2005级博士研究生}
【分类】 检察院【中文关键词】 行政执法;检察备案;工作机制
【英文关键词】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put on records by the procuratorial organ;working mechanism
【文章编码】 1004-9428(2006)02-0012-04【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06年【期号】 2
【页码】 12
【摘要】

浙江永康行政执法资料移送检察机关备案机制,一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能够有效预防职务犯罪,有利于更好地进行职务犯罪的侦查起诉工作,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等;另一方面,该机制在法律上由于缺乏明确依据,在理论支撑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尚需进一步探讨。

【英文摘要】

The mechanism of referring the materials of administrative law enforcement to the procuratorial organ to put on records on one hand has achieved positive purpose such as effectively preventing the official crimes, benefit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the official crimes and the supervision of handling criminal cases. On the other hand, this mechanism need to be further discussed from aspects of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systematic guarantee because of lack of explicit legal warranty.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89807    
  
  在我国,虽然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而有关法律如《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检察院组织法》等也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作出了规定,但由于这些规定都是粗线条式的划定,加之具体监督手段缺乏,没有明确相应的配套措施,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责在实践中始终难以全面有效地履行。
  面对改革的浪潮,许多地方检察机关开始结合本地区的特点,对现行体制下的具体工作机制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求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作用。浙江省永康市试行的行政执法资料移送检察机关备案工作机制就是其中一种有益的尝试。所谓的行政执法资料移送检察机关备案工作机制,就是指为了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有效实现,要求行政执法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有关行政管理、行政审批、行政执法资料信息的制度。[1]之所以建立这样的制度,是因为永康市检察院通过案件分析发现,近几年来,一些拥有审批权、公共资源配置权的行政执法部门已经成为腐败和犯罪的“高发区”,且往往涉案金额较大,给国家资源和公民的利益造成巨大的损害。主要表现为:重大审批权尚未规范,随意性大;[2]资源配置权缺乏规范的程序和应有的透明度,造成国有资产流失;[3]执法权行使不规范,操作程序随意,滥用自由裁量权等。[4]而检察机关在查处职务犯罪中对犯罪的源头信息掌握不足,随着职务犯罪的智能化程度日益提高,犯罪手段复杂多样,仅仅依靠举报、控告等线索来源,会使许多犯罪难以追究。执法信息库的建立,使检察机关可以有效获取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执法信息,使行政执法活动的各个环节置于检察机关监督的视野之中,从而为检察机关发现和查处职务犯罪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从该市试行该做法的效果来看,执法信息库的建立在以下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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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有效预防职务犯罪。由于职务犯罪主体中的一大部分是手握审批权、许可权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而这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以身试法往往也发生在其以手中的权力进行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因此,对涉嫌职务犯罪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来说,主动向检察机关移送执法资料无疑等同于向检察机关移送自身涉嫌犯罪的证据,这确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警诫、预防职务犯罪的作用。
  第二,有利于更好地进行职务犯罪的侦查起诉工作。由于检察机关事先已经掌握了行政机关的执法资料,便可以从中发现职务犯罪的线索或者与来自其他渠道的线索进行比对,这都有利于提高职务犯罪侦查起诉工作的效率。
  第三,有利于更好地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在一些情况下,一些原本应进人刑事诉讼程序的案件却因种种原因被消化在行政处罚程序中,因此,检察机关掌握有关行政处罚的执法资料有助于从中发现应立案而未立案的案件,更好地行使立案监督职权。
  移送备案工作机制除了在职务犯罪预防、查处和立案监督等方面发挥上述积极作用外,在客观上还有利于行政执法部门排除人情关系的干扰,促使行政执法行为走向规范;有利于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有利于减少政府重大决策中许多不可预见的风险。
  总的说来,移送备案工作机制针对实践中检察机关因手段所限、信息不全而无法全面行使法律监督权的现实,通过行政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执法资料的工作机制,扩大了检察机关的信息来源,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对信息的要求,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的作用。
  不过,移送备案的做法毕竟是在现行体制下的一种创新的工作机制,在法律上缺乏明确依据,更谈不上制度上的保障。其能否在理论上找到支撑,将来能否在制度上得到确立并推广,尚不明确。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明确有关问题:
  (一)创新工作机制的性质及其与现行体制的协调问题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政府(即行政机关)、法院和检察院都由其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这也就是人大之下的一府两院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除了行使立法职权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职权—监督各级行政机关、法院和检察院的工作。在我国,人大作为权力机关进行的监督是最高级别的监督形式,其效力应当优于其它任何形式的监督,包括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实施的法律监督。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人大的监督与检察机关专门的法律监督之间的协调问题。
  协调人大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首先需要对我国的检察监督的性质与范围作一界定。我国《宪法》虽然明文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但却没有进一步对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的性质和范围做出细化。不过,从历史演进和司法实践两个角度来看,也可以对检察监督的性质和范围做出较为准确的定位。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的检察监督不是一般监督而是专门监督。所谓的一般监督是指检察机关有权对所有国家机关、组织、企业、公职人员和公民实施监督且其监督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效力,目的在于使所有的机关组织和个人都能够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由检察机关行使一般监督权是列宁法律监督思想的产物,也是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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