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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当代法学》
论法文化视域下藏族传统法律文化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与地位
【作者】 南杰·隆英强【作者单位】 西北民族大学
【分类】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中文关键词】 法文化;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地位
【文章编码】 1003-4781(2010)02-0048-7【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2
【页码】 48
【摘要】

法文化视域下的藏族传统法律文化是整个中华法文化与藏族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博爱的伦理判断、约定俗成的风俗习惯、全民信仰藏传佛教与对青藏高原的社会态度等有机结合的生活方式的总和,体现了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藏族传统法律制度的精髓与核心。代表中华法系的中国传统法文化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主导法源的中原传统法律思想与各种法律制度的总称,法文化视域下的中华法系源远流长,诸法合体,体系独特,内容丰富,是世界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影响深远。站在中国法治建设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入研究这些本土性传统法文化,不仅对现阶段藏区社会的稳定发展有所裨益,而且对发展社会主义民族立法,促进民族区域自治法的有效实施,丰富中国法文化的研究内容和范围,推动21世纪的中国法治建设等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2653    
  
  中国各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是中国本土法学研究的基础,“传统的更新与改造也是现实及未来法律发展的基础和平台。认真地对待传统法,不仅是对历史的尊重,而且也是对现代和未来的珍惜。一个多世纪以来,传统法在中国常常被视为法治的绊脚石而受到责难,对历史和传统的误解和偏见,既有碍于学术的发展,也有碍于我们对历史传统所应有的自信。因此,从以往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法,不仅是学术的需要,也是时代的需要。”{1}藏族等中华各民族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入研究,对于中国法律史学研究课题的拓新与深化,国家的稳定与民族的团结,中华民族的法治建设事业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一、法律文化概述
  法律文化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从广义上讲,法律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规范人类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法律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承载世界人民理想对于政制进行规训的文明制度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规范人类世界各种制度和行为准则的规则体系。法律文化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法律文化类型及其法治的价值形态,并随着人类社会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作为一种规范政制的意识形态,法律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对其给予巨大的影响与作用。法律文化在阶级社会中既具有鲜明的阶级法律属性,又具有民族性并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而形成各种不同质的民族法律文化形态。法律文化的历史过程也是人类文化吸收、融合与沉淀积累的过程,因而法律文化又具有历史传承性、独立性与开放性的特点。法律文化在英美法系国家中独特地表现了它的私法发达的功能属性,而在古老的大陆法系国家或中国古代以及吐蕃王朝时期,却充分体现了公法精神为主导的集权功能属性,这就是汉藏法律文化的传统属性。我国法制史学者张晋藩先生指出:“自从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起,在中华大地上便孕育了包括汉族在内的众多的民族。中华法系是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凝聚了各族人民的法律智慧,是各民族的法律文化与法制经验相互交流与吸收的结果。”{2}(P355)由此可见,藏族传统法律文化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都是具有悠久历史并继续影响人类社会进程的两种优秀文化,既具有重大的传统性与智慧性,又具有一定的开放性与兼容性。作为两种不同地域时空的法文化自然源于特定的母体法律文化或本体法律文化,并成为这种大法律文化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原文化和藏传佛教与藏族苯教伦理思想相互融合的藏族本土文化相继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索藏族法律文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相适应相协调的方式与途径,不仅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和藏区社会的稳定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也将产生划时代的意义。
  二、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属性及其价值
  藏族传统法律文化既是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最值得深入研究的法文化内容之一。在近现代中外文化研究史上,藏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藏族历史、经济、政治、语言、民俗、宗教、伦理、道德、哲学、军事、藏传佛教以及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等学科领域,虽然也发表了一些藏族法律文化方面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及零散著作,但还不够深入,或者说藏族传统法律文化本身所蕴涵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跟国家法学研究现状相差太远,也很不协调,应当引起法学界的关注。具体而言,就是从中外法文化、法理学、民族法学、法制史以及法律思想史的角度对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不够深入全面。目前,党和国家正在大力提倡发展和研究中华各族人民的优秀文化,因此,我们要尊重和重视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学术价值,应当把藏族法制史中值得研究的问题作为中国法学研究的重要资源来深入研究。
  内容丰富、程序严密、具有伦理道德与宗教法属性的藏族传统法律制度是藏族传统法文化的专门称谓,属于法制史学和法理学以及民族法学的范畴。凡是以藏族《十善法》和《法律二十条》以及《王朝准则之法》、历代赞普颁布的诏令、命令、刻石盟誓、佛教教义及藏区各地部落制定的条例规范等形式为法源而形成的法律内容及其体系均属于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的范畴。这种藏族传统法律文化充分体现在藏族伦理道德和佛教思想为独特内容的内在联系与外在结构上,在没有统一规范的文字和未形成大一统地方政权的历史传说时代,吐蕃先民们主要以神话故事和人世间的民间故事、原始苯教信仰与民间开创的格言诗、训诫诗、格萨尔英雄史诗等口头及固定的各种形式记录传播,而且苯教与佛教相互冲突融合为主以及与藏族其他文化(如习惯、禁忌、伦理、宗教、图腾崇拜文化等)发展的同时,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理念也伴随着这些文化的不断传播而发扬光大。自成体系、历史久远而经久不衰的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不仅是世界法律文化中最宝贵的遗产之一,也是东方中华法系和印度法系中唯一仅存完整的活生生的法律文化财富,它向世人昭示了藏族传统法文化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法文化中的独树一帜,展现了藏族法律文化包罗万象的核心价值与精神实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是藏文化与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最不能忽视的重要内容,藏族文化中的宗教信仰和禁忌文化、部落习惯法、伦理道德等优秀内容维护着全人类最美好的生存家园即青藏高原的生态平衡,并呼吁全人类在环境资源与生态保护以及法治建设相关领域提出了让我们这代人值得吸收和借鉴的宝贵经验。
  三、中华法系与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的共性及其地位
  正如张晋藩先生指出,“我们研究中国法律传统的目的,就是为了正确认识法律在漫长发展中如何不断地完善自己,以及它在社会的进步当中所处的位置和价值;就是要从固有的法律传统中总结出滋润五千年中国历史的理性思维的成果。对传统的反思越深刻、批判得越彻底,越能准确地撷其精华,弃其糟粕,增强法律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提高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与自信心,在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中创造出反映新时代特色的中华法系。”{2}(P2)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以及中华民族都起源于中华大地,而中原汉族法律传统为主体性和统一性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既呈现多元区域性态势,又呈现向以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主要向中原内向汇聚及中原文化地域向中华大地四面八方辐射的不平衡发展态势。这就是中华法系全而广的价值内涵所在,也是深受中国法文化的哲学理念影响而经久不衰的藏族传统法文化的价值所在。在中华民族文化历史发展演进过程中,藏族传统法文化在内的藏文化及各民族文化都受到中国法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而且现存的历史古迹与浩如烟海的资料也能证明汉藏文化大交流及大融合的真实历史。中华文化与藏族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从内容到实质精神都有着很多相似之处,能充分反映出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
  (一)两种法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与人文精神的共性
  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不成文习惯法和伦理法以及原始苯教自然崇拜等禁忌法律文化产生的时间相当早,现有藏文史料只记载了苯教文化产生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一世纪左右,苯教前的文化历史没有详细记载,但藏族成文法的产生具有详细记载,这正是藏王松赞干布时期。“世界上各民族的发展历史都一样,都曾经历过漫长的原始社会,藏族也毫无例外。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藏族“其吏治,无文字,结绳齿木为约”,今天难以再现当时的详细全貌。因此,关于苯教起源的时限,也只能参考后世苯、佛教徒的追述以及原始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等方面去考察。”{3}根据这一点,藏族原始苯教前的习惯行为规则文化就更早。所以,藏族传统法律文化的雏形大致也产生于公元前世纪社会转型时期,以游牧业与农业并重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宗教文化形态兴盛时期。公元7世纪藏族在藏王松赞干布的带领下终于建立了相对稳定而强大的吐蕃王朝政权。而中国法文化大致产生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也就是部落联盟时代,大致存在于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在中国的中原地区存在的几百个部落经过数百年部落之间不断的联盟、战争和融合,形成了华夏民族。无论如何,这两种传统法律文化都产生于中华大地的时空,它们都渗透着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的法律思想基本原则。还有这两种法文化都深受《唐律疏议》的熏陶,从唐宋元明清到近代,甚至今天我们深入研究这两种传统法文化时清晰地看出,注释方法,采用言简意赅的立法精神,解释法律的内容程序,体例编排和篇目分明与严谨合理的逻辑关系,坚持和融会贯通法理学的基本精神等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同点。
  (二)体现的文化氛围与哲学思想的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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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史料,“我们发现儒家伦理思想对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影响既有显性方面也存在着大量隐形的一面。一方面,从少数民族的统治阶层出发,它感到儒家伦理思想对自身的统治有帮助的时候,出于需要主动地吸收,这往往也被史料所记载,如敦煌出土的公元8至9世纪的古藏文文献中,有许多用藏文翻译的《论语》、《左传》等儒家的典籍以及唐朝的《唐律》等。同样,在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作品。大量地翻译儒家的典籍,其目的不外乎是要借鉴儒家的思想文化和唐朝的律例。从史料上看,松赞干布时期佛教经典输入吐蕃还较少,佛教亦尚未成为吐蕃的国教,显然不可能按照佛教精神来制定法律。事实上,从内容看,这20条律例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儒家伦理的东西,如尊亲敬上,孝顺父母,非礼勿行,言行忠性等内容,这些律例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较为明显。”{4}尤其是大量的事实论证说明了儒家及其伦理思想对藏族传统社会的浸润和影响是广泛存在的事实[1]。儒家伦理思想对藏族传统社会的影响不仅“是中央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凭借统治权力,利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等各种途径和手段,向藏民族进行灌输和渗透儒家思想文化的结果;也是藏民族在其文化发展过程中,自身向中原文化靠拢的结果;是汉族民众在与藏族民众长期的民间交往过程中,促使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直接在民间产生影响的结果。”{4}当然,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藏族的伦理思想也具有许多普世性,具有人类追求美好合理生活所要求的主要内容,这是藏汉两个民族的伦理思想能够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深层基础,但是这种交流和影响又要借助藏汉之间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经过长期的积累才能建立发展起来。而这种交流和相互影响的机制确定以后,其所产生的作用又往往超出伦理道德本身的范畴。{4}综上概括,藏族文化和藏族传统法律文化深受儒家伦理思想即德主刑辅或儒法合流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影响,这是其它少数民族法律文化中很难看到的。因此,藏族传统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文化体现了相同的文化氛围与哲学思想。
  (三)两种法文化体现的文化内涵与表现形式上的共性
  两种法文化是儒家佛教文化或藏传佛教与法律文化的统一,是道德伦理学说与官方法制思想的结合,是“礼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法律传统,也是“德政”与刑罚相结合并向集权化和公权化高度发展的治国方策,更是掌握君权与军权的王室贵族“人”与“法”相结合的法体理论,虽然两种法文化的内容与效力、地位与价值不同,但它们都维护着各自领域的封建土地、财产制度,严惩侵犯公私财产的盗窃行为;共同维护着各自的封建皇权的权威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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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参考文献】

{1}吕丽,张姗姗,刘晓林,冯学伟.中国法律史学发展30年理论创新回顾[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1).

{2}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转型[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3}拉措.也谈苯教的名义和起源问题[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2).

{4}陈立华.《儒家伦理思想与藏族传统社会》评价[J].中国藏学,2008,(4).

{5}闫洪涛.中国传统法律法典化体例的发展、特点及其生成原因[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4).

{6}马玉祥.伊斯兰法文化与中国法文化的比较研究[J].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 (1).

{7}赵天宝,刘振宇.传统司法制度价值的一点反思[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8,(6).

{8}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9}顾培东,也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J].中国法学,2009,(1).

{10}马小红.中国传统法文化的研究与借鉴[EB/OL].中国社会科学院网.http://www.cass.net. cn/file/200302215186.html, 2003-02-21.

{11}衣家奇.法治不适与民间自治[J].山东大学学报,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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