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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学评论》
《唐律》中之贪污贿赂犯罪初探
【英文标题】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n the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rime of“TANG LI”
【作者】 罗欣【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法学院
【分类】 中国法制史【中文关键词】 唐律 贪污贿赂犯罪 受财 坐赃 枉法
【期刊年份】 2000年【期号】 4
【页码】 157
【摘要】

《唐律疏议》是中国封建时代最为完备的法典,其内容博大精深,值得探索和研究。唐律中反贪立法对贪污贿赂犯罪的规定密而不漏,在唐初整顿吏治方面卓有成效。作者在本文中就唐律涉及的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阐述和评释,以期对当今的反腐倡廉能有所借鉴。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946    
  贪污贿赂犯罪是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权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是几千年“官本位”,“权本位”社会的痼疾。惩治官吏贪污贿赂犯罪为历代统治阶级打击的重点,有关的刑事立法相当完备,其中成就较大的首推唐代立法。本文便拟以《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为例,对唐代的贪污贿赂犯罪进行初步探讨,以资借古鉴今,并探寻遏制当今市场经济体制下日趋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的解决手段。
  一
  作为封建法律之集大成者,《唐律》首次辟专章对贪污贿赂犯罪作了详细规定,且为宋元明清所沿袭。在具有法律总纲性质的《唐律》之《名例律》中,对该类犯罪主要的几种情形作了总结性的原则规定,并首次在法律条文中出现了六种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犯罪总称——“六赃”。“疏议”曰:“‘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1]其中,受财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替行贿人作出歪曲法律的处断;(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接受贿赂,但没有为行贿人作出歪曲法律的处断;受所监临(财物),指主管官吏接受下属吏民财物的行为;坐赃,指官吏或一般人不是由于收受贿赂或盗窃的原因,而是为公或为私收取不应收取的财物。上述四赃即属严格意义上的贪污贿赂犯罪的对象。
  除此之外,《名例律》还对准枉法论、准盗论、以枉法论、以盗论等构成及概念作了详尽的规定阐述,以利于司法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行为更好地类推定罪。
  如律曰:“诸称‘反坐’、‘罪之’、‘坐之’、‘与同罪’者,止坐其罪;称‘准枉法论’、‘准盗论’之类,罪止流三千里,但准其罪,并不在除、免、倍赃、监主加罪、加役流之例;称‘以枉法论’及‘以盗论’之类,皆与真犯同。”[2]等等。这样,扩大了对官吏贪赃枉法行为的立案范围,在立法上做到了有罪必罚。
  二
  由于有了《名例律》对贪赃受贿行为的总则性规定,《职制律》则在此规定前提下,详细阐述了各种贪污贿赂行为的概念、构成及定罪量刑,归纳起来大体有以下四类:
  (一)(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受财”指官吏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唐律》不仅严禁官吏受财,而且视官吏收受当事人钱财后的行为进行区分。一是官吏“受有事人财,而曲法处断者,为枉法赃”;[3]二是“虽受有事人财,处断不为曲法者,为不枉法赃”。[4]前者即是受财枉法,后者即是受财不枉法。另曰:“诸有事以财行求,得枉法者,坐赃论;不枉法者,减二等。即同事共与者,首则并赃论,从者各依已分法。”[5]这里的“得枉法者”与“不枉法者”都属官吏贪赃罪,但因为前者产生了“枉法”的危害结果,而受到重惩,严重的还要判处死刑,后者的处理则相应较轻,最重的也只是判处遣送到边远地区服劳役。《唐律》对官吏受财枉法与受财不枉法的处罚规定,考虑到了刑罚的轻重与犯罪危害结果大小之间的联系,相当于符合现行刑法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离婚不离婚是人家自己的事
  (二)受所监临(财物)。即指官吏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接受财物的行为。《疏议》曰:“诸监临之官,受所监临财物者,一尺笞四十,一匹加一等;八匹徒一年,八匹加一等;五十匹流二千里。与者,减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论。”[6]监临官(即负直接责任的主管官员)非因公事利用职权收受财物,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受贿,而“乞取者”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索贿,处罚上罪加一等,“强乞取者”即指以暴力或胁迫手段索贿,准枉法论,处以更为严厉的刑罚。《职制律》对受所监临财物的贪赃受贿行为又具体分为以下几种:
  1.私役使所监临,指官吏因私无偿或不按市价使用其管辖范围内的物力与人力。《疏议》曰:“诸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及借奴婢、牛马驼骡驴、车船、碾 、邸店之类,各计庸赁,以受所监临财物论。”[7]即官吏私自使用所部人员及奴婢、牲畜、车船等,除各验日计雇赁钱外,还要以受所监临财物治罪。又曰:“即役使非供己者,计庸坐赃论,罪止杖一百。其应供己驱使,而收庸直者,罪亦如之。若有吉凶,借使所监临者,不得过二十人,人不得过五日。其于亲属,虽过限及受馈、乞贷,皆勿论。营公廨借使者,计庸赁,坐赃论减二等。即因市易剩利及悬欠者,亦如之。”[8]表明了《唐律》针对监临之官私役使所监临行为的不同情况分别作出具体处理规定:不应由本官役使之人而役使者,计庸坐赃致罪;若有红、白之类喜事者,准许借使监临部内,但所使总数不得超过20人,每人不得过5日,超过者,计庸坐赃致罪;为营造公廨使者,各计庸赁坐赃论减二等治罪等。由此可见,对官吏的这类假公济私的贪污行为的打击是较为全面而有力的。《唐律》对官吏特权的限制性规定,为吏治的清廉在客观上创造了良好的法律环境。
  2.贷所监临财物。指官吏在自己所管辖的范围内利用职权借贷或买卖财物,并从中非法牟利的行为。相当于今天所说的吃回扣或变相吃回扣的行为。《疏议》曰:“诸贷所监临财物者,坐赃论;若百日不还,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强者,各加二等。若卖买有剩利者,计利以乞取监临财物论。强市者,笞五十;有剩利者,计利准枉法论。即断契有数,违负不还,过五十者,以受所监临财物论。即借衣服、器玩之属,经30日不还者,坐赃论,罪止徒一年。”[9]即为《唐律》对这方面规定的细化:官吏于所部借贷财物,一律以坐赃论处;官吏以胁迫方式强行借贷,按加二等治罪;官吏以权势于所部强行买卖财物,以贪赃论处;官吏于所部借用公家的衣服、毡褥、器玩之类,满30日不归还,除将所借之物归还外,另罪止徒一年等。官吏利用职权在自己所管辖范围内借贷和卖卖财物,是一种扰乱经济秩序,损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廉洁形象的行为,可见,《唐律》对此作出的禁止性规定比现行刑法更为细密。
  3.出使受财。指官吏奉命出使,在所使之处受赠以及索要财物的行为。《疏议》曰:“诸官人因使,于使所受送馈及乞取者,与监临同;经过处取者,减一等。即强乞取者,各与监临罪同。”[10]即《唐律》将官吏借口出差之机收受财物的行为视为与监临官受财属同一性质行为,一般区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官吏奉派出使接受所出使地区馈送财物,计赃论罪;二是出使官吏在其经过地区接受财物,减一等治罪;三是职负纠弹的官吏,虽于经过之处接受财物,亦按所监临财物治罪。《唐律》的上述规定考虑得十分周密。因为官吏在所管辖地区内有职有权,而职负纠弹的官吏往往是“代天巡狩”,到了使所很容易作威作福,所以对他们受财要加重处罚。至于官吏于经过处只是勿勿过路,与当地老百姓没有直接利害关系,老百姓未必畏惧供奉,所以对他们处罚从轻是合情合理的。
  4.监临主司受财。《疏议》曰:“监临主司,谓统摄验及行案主典之类。”[11]《职制律》规定:“诸监临主司受财而枉法者(即指负有领导、监督之责或主办某项工作的官吏而接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匹加一等,三十匹加役流…”。[12]按监临主司受贿比一般官吏受贿处罚加重,枉法者入于死刑,不枉法者亦罪止加役流。《唐律》对监临主司贪赃予以重惩的合理性在于监临主司一般声势显赫,大权在握,在管辖范围内老百姓没有不畏惧的,一旦其进行犯罪,社会危害性也更大,故有必要对其加重处罚。
  (三)坐赃。指官吏利用职权收受不应收取的财物。《唐律》中的《杂律》里就有“坐赃致罪”的律条。《疏议》曰:“然坐赃者,谓非监临司,因事受财,而罪由此赃,故名坐赃致罪。犯者,一尺笞二十,一匹加一等;十匹徒一年,十匹加一等,罪止徒三年。[13]假如被人侵损,备偿之外,因而受财之类,两和取与,于法并违,故与者减取人五等。即是彼此俱罪,其赃没官。”可见,有了“坐赃致罪”的具体规定,唐代官吏们因事而接受他人财物的在法律上就无所逃循了。此外,《唐律》中“以坐赃论”的情形比比皆是,如《疏议》曰:“诸受人财而为请求者,坐赃论加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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