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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法律科学》
理念与选择:劳动法如何照耀家政工人
【作者】 胡大武【作者单位】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
【分类】 劳动法【中文关键词】 家政工人;劳动权益;法律模式
【英文关键词】 domestic worker; labor benefits; legislative choice
【文章编码】 1674-5205(2011)05-0122-(012)【文献标识码】 A
【期刊年份】 2011年【期号】 5
【页码】 122
【摘要】 是否应该将家政工人纳入劳动法律保护范围,并给予家政工人劳动法之“工人”身份和待遇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立法的重要难题。从比较法来看,世界范围内对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主要有民事法律保护、劳动法保护、专门法保护以及民事——劳动法律协同保护四种模式。然而,家政工人所具有的不同于一般工人的差异性决定了专门法保护模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我国立法应该将家政工人纳入劳动法律体系中保护,颁布《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法》,提升我国家政工人的地位和待遇,促进家政产业的发展。
【英文摘要】 It is a dilemma for legislator to make a choice whether domestic workers are regulated by labor law or not. In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domestic workers are covered by civil law, or labor law, or special law, or comprehensive regulation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However, the differences from formal workers make it reasonable to enact the special legislation for domestic worker. Therefore, the special legislation for domestic workers in China should be formulated for boosting the sector in domestic service.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239568    
  
  2011年6月,国际劳工组织第100届年会高票通过了《家政工人保护公约》。该公约的通过标志着国际社会开启了对非正规经济劳动者保护的劳动法律之门,意味着国际劳动法对劳动者权利保护的范围扩展至被视为典型的非正规经济活动的家政服务领域。在此背景下,我国国内立法面临着如何应对该公约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将家政服务员定位为劳动法律范畴之“工人”的挑战。这一挑战要求立法者厘清家政工人保护法律部门的归属,并把握家政工人是一个很特别的群体,其具有在性别上的聚集效应,大多数住在雇主家中,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且迫于生计和经济等弱势特征。{1}该群体的弱势特征决定了有关家政工人保护法律立法模式选择上的特殊要求。
  一、家政服务规范乱象:错误的理念与错位的规则
  我国劳动法排除自然人直接雇佣家政工人而产生的法律关系之适用[1]。然而,频繁发生的侵害家政服务员权益事件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制定相应政策以作出回应。不过,地方相关政策并未满足保护家政服务员劳动权益的需要,反而引发了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实践的种种乱象。这种乱象与2010年9月1日国务院家政服务业专题会议提出的“规范家政服务机构、家庭和家政服务员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维护家政服务员劳动报酬和休息权益”的政策要求相距甚远。
  (一)以深圳、郑州为代表的地方立法
  2001年深圳市人大颁布的《深圳经济特区家庭服务业条例》是国内第一部规范家庭服务业的地方性法规。2002年长春市政府发布的《家庭服务业管理暂行办法》和2009年郑州市政府发布的《郑州市家庭服务业管理办法》,与《深圳经济特区家庭服务业条例》的诸多规定相同,实为深圳立法的翻版。揆诸三部地方性立法的制度设计和规则配置样态,均体现出如下几个特点:(1)将“家政服务”视为“商品消费”,并以此作为立法指导思想和具体规则逻辑构造机理。这表明,三地立法不仅出现理念定位上的偏差和错误,不符合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的趋势,而且也忽视和遮蔽了弱势家政工人人权保护的时代要求,与对家政工人劳动权利给予特殊性保护的要求和目标背道而驰。(2)以促进就业为主要目标。三地立法有关家政工人的政策和立法重点均放在解决失业问题上,将重心集中在“家庭服务业的经营和管理”方面,未关注家政工人的社会保险权利和劳动权益保护的现实需求。(3)相关规定均未涉及家政工人直接与家庭相关自然人签订家政服务合同的情形。
  (二)以广州为代表的“家政服务合约”
  2009年9月,广州市发布具有定式合同性质的《广州市家政服务合同》。该合同明确规定:因家政人员的过失致使雇主人身或其它权益受到侵害而造成损失的,家政公司方积极配合追讨,除由家政服务员承担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外,家政公司方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雇主的原因造成雇员损失的,家政公司应出面协调解决。此外,家政公司应为家政服务员购买《家政人员意外伤害保险》和为雇主购买《家政人员服务责任险》。这种合约实际上是用定式合同的形式将家政工人与家政公司之间的关系强制地确定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将家政工人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强制地确定为服务合同关系,而非雇佣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合约模式下的家政工人、家政公司、雇主之间的权利义务配置样态,同深圳、长春的规定相比,排除了家政服务员同家政公司签订劳动合同的可能,违背了《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有关建立劳动关系的强制性要求,也违反了侵权责任法的明文规定,在更大程度上弱化了家政工人劳动权利的保护力度。
  (三)家政行业为主导的行业自治
  为了化解家政工人、家政公司和家庭之间的矛盾,国内多地家政行业协会制订了相应的自律性规范。最具代表性的包括:《中国家庭服务业协会管理规范》、《北京家政服务业行业公约》、《江苏省家政服务行业管理规定(试行)》。上述规范的共同特征在于:一是明确了家政法律关系。其中特别明确了家政服务人员与家政公司的劳动关系。相较地方性立法,这些行业性规范似乎更符合现行劳动法律的立法目的,明确强调家政工人的劳动者地位。二是明确家政服务需求者的消费者法律地位。但需指出的是,这些行业性规范仍然是从家政公司的利益保护角度出发,而非偏重于从维护家政服务人员权利角度来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诸多规制的配置具有明显的加重家政服务员义务的倾向。
  从规范的逻辑分析进路来看,由于关涉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的劳动法立法模式的缺失,使得家政工人这一弱势群体不享有劳动法范畴内的“劳动者”地位和待遇,实质上是从法律层面遮蔽和淡化了对家政工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从制度层面阻却和封闭了家政工人作为劳动者应有劳动权的实现和保护;从规则层面人为地设置和架构了家政个人“孤岛结构”与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分野格局”。以深圳为代表的三种不同性质的关涉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的地方性立法,将家政工人提供的“家政服务”界定为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的“商品消费”,视家政工人与雇主之间的法律关系为传统民事契约关系(服务合同关系),由《合同法》来规范和调整。尽管这些地方性立法对保护家政工人之法律权益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相关规则制定者未认识到家政工人的“易受伤害性”特征,未从家政工人固有的、特殊的属性出发,致使其立法在理念和精神的设计上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和偏差,并引发了制度架构上的诸多缺憾和立法文本上的系统性缺陷。实际上,正是由于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法律层面的缺失和各地的不同立法规制的错位,使得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的司法实践现状令人堪忧。因此,从立法层面而言,厘清和平衡家政工人、家政公司与家庭雇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选择与家政工人本身特有的属性相适应的立法模式,实现家政工人劳动权益在法律层面的一体化、规范化、体系化之保护,是对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理论和实践诉求的必然回应,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挑战,也是一个复杂的实践难题。
  二、历时与共时: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模式的比较法考察
  按照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的部门法归属不同,可以将世界各国对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的模式主要分为四类[2]:
  (一)专门法模式
  基于家政工人在工作时间、住宿、报酬等方面的特殊性,世界上部分国家或地区采取专门的家政工人保护立法模式来保护家政工人劳动权益。目前19个国家采用专门立法模式[3],有大约60个国家正在研究采取专门法模式。在欧洲瑞典,早在1944年就通过了保护家庭保姆的立法。其规定雇主必须保证家庭保姆在每周三下午3点至夜里12点休息。{2}在拉丁美洲,以阿根廷、秘鲁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自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加大了对家政工人保护的专门立法力度。例如,阿根廷于1956年1月20日发布了《家政工人工作条件法令》(Working Conditions of Domestic Workers Act),并在2008年6月25日进行了修订。{3}在秘鲁,2003年通过的第27986号《家政工人法》(Domestic Workers Act)规定家政工人拥有以下权利:8小时工作制(在以前曾经是12、14和16小时工作制),国定假日和圣诞节期间工作的月薪增加50%,以及不因年龄而受限制的接受教育权。{4}62在非洲,津巴布韦于1981年颁布了《雇佣(家政工人)关系法》{5}378以取代1903年《主人与仆役法》。目前,该法已经被多次修改,并且已经越来越倾向于给家政工作提供全面的保护。{6}29在亚洲,作为家政工人输出国的许多国家特别重视家政工人劳动权益的保护。例如,印度于2008年颁布了《家政工人(注册、社会保险和福利)法》(Domestic Workers(Registration,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Act)。{7}362-367该法主要目的在于规范妇女和其他年轻家政工人的工资报酬、工作条件、防止剥削和人口拐卖。在北美洲,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纽约州2010年6月1日通过的A01470A号《家政工人权利保护法》。该法案的目的和理念旨在纽约州为家政工人提供与其他工人同样的权利保护。具体而言,第一,该法律废除了家政工人被排除在最低工资和加班工资之外的法律规定,明确规定家政工人享有每周一天休息权和集体谈判权。第二,该法律还赋予兼职家政工人残疾保险权,并将家政工人纳入反歧视法中加以保护。第三,该法还要求劳动部门研究家政工人集体谈判问题,建立跨机构联合工作制度,帮助家政工人和其雇主依法办事[4]。
  (二)劳动法保护模式
  将家政工人劳动权益纳入劳动法中保护是国际劳工组织和家政工人社会团体组织一直所追求的目标。目前,国际上有很多国家已经实现了家政工人劳动保护法律战略。但是,在不同国家或地区,劳动法保护模式也存在不同的样态,家政工人保护的力度也不一样。具言之,将家政工人纳入劳动法律保护模式具体有五种不同的立法选择:
  1.普适性的劳动基本法保护。该模式以德国、芬兰、越南等为代表。在该类立法下的工人不仅包括产业工人也包括家政工人,法律给予家政工人与产业工人同等地位,并进行一体化保护。例如,在欧洲,早在1918年11月的《德国社会保障法典》(Reichsgeselzblatt)除了确立8小时工作制外,还废除了所有联合和集会的限制,废除了有关农业工人,家庭仆从的法律,从而使家政工人的相关权益得到一般性的保护。{8}315芬兰于1977年颁布了《家政工人劳动关系法》(Domestic Worker ’s Employment RelationshipAct)[5]。在亚洲,2004年《越南劳动法典》第2条规定:“本法适用于所有经济部门和所有所有制形式下的所有工人,所有的组织和通过雇佣合同雇佣的自然人个体,本法典也适用于培训人员、学徒、家政工人和本法所明定的其他类工人。”{3}8在我国香港地区,无论本地还是外地家政工人,均一体适用《雇佣条例》。在拉丁美洲,墨西哥《联邦劳动法》第92条和第93条以及2009年的《最低工资法》等明确规定私人产业适用劳动法[6]。
  2.将原有的劳动法律通过解释或修改适用于家政工人。该模式以赞比亚、波兰、葡萄牙等为代表。采取该模式的国家通过对原有劳动法律做扩大解释的方式使原来并不适用家政工人的法律覆盖家政工人。例如,在非洲,赞比亚于1967年颁布了《妇女、年轻人和儿童就业法》。该法许可16岁以下的用工,但仅限于同一个家庭成员在家族企业中被雇佣。不过该条规定在2004年被修改,新的规定将其适用范围扩展到家政工人。{9}35在欧洲,由于民事合同下劳动者地位的不稳定导致税收和社会保险收入减少。一些转型国家试图禁止滥用民事合同。例如,波兰于1996年修订《劳动法》时,将所有包括实际劳动关系的民事合同改成了正规的劳动合同。{10}250在葡萄牙,1974年5月实施第一次法定最低工资制度时,家政工人未被包括在内。直到1978年家政工人才纳入到该法中。不过,相关的保护标准比一般的产业工人要低得多[7]。在北美洲,美国马塞诸塞州(Massachusetts)1970年《家政工人适用劳动法法令》(Making Domestic Employees Subject to the Labor Laws)也是通过修改原有的劳动法,使家政工人适用于劳动法。
  3.劳动法专章模式。该模式以赤道几内亚、南非、马达加斯加、比利时等为代表。1998年《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劳动法》第8章专门规定了“家庭雇工(佣人)”、1975年的《马达加斯加劳工法》第4章专门规定“家庭佣人”。{11}434-586比利时在1970年颁布了《家政工人保护法》,不过,其后该法内容被纳入到1978年《雇佣合同法》(Contracts of Employment Act)成为该法第5章“家庭佣人的雇佣合同”。在南非,劳工部长在1997年第75号《就业基本条件法令》的第51章(The Sectoral Determination Seven: Domestic Worker Sector)第一部分的条文中规定了家政工人最低工资。根据该法令,从2003年4月起,全职和兼职家政工人所有工作时间达到每月24小时的家政工人需要向UIF(Unemployment Insurance Fund)登记。如果家政工人不登记缴纳费用或者雇主不按月支付相关费用,劳动部可以处以很重的罚款。如果一个家政工人是为一个以上雇主服务,所有的雇主必须支付该款项。注册登记的家政工人可以从该基金获得多种好处。{12}100
  4.劳动法律排除某些条款的适用。在该模式下,与家政工人特殊性要求相关的内容往往被排除适用于普通工人的条款之外。这主要体现在工作时间、解除合同等方面。例如,在马耳他,劳动法只在劳动合同终止的时候才涉及到家政工人。该法第36条之(14)(b)规定:除了家政工人外,工人不再获得雇主的信任不能成为合同解除好的和充分的理由[8]。这表明了家政工人与雇主之间存在和其他工人不同的地方。显然,立法者特别强调了家政工人与雇主之间的人身信赖关系。2007年《哈萨克斯坦劳动法》第214条“家政工人雇佣合同终止特别规定”中规定:(1)家政工人是在个人雇主家中提供服务的人;(2)雇主不得对家政工人做出解雇或终止劳动合同的行为或者在工作记录本上写进有关工作的信息。(3)家政工人的工作应该在雇佣合同中明确。第215条是有关家政工人工作和休息时间制度的规定[9]。
  5.劳动行政部门决定模式。在该模式下,家政工人是否适用劳工法律,立法者并不直接规定,而是将该决定权授权劳工保护部门。该模式以挪威、新加坡等为代表。《挪威工作环境法》第1-5条规定:(1)部长可以发布有关在雇主家进行工作的相关法令,以及决定该类工作适用该法律的命令。(2)部长可以签发相关规定,使该法律的整个或部分规定适用于家政工人,在雇主家的看护人员及护士。(3)特别情形下可以参照本条的规定执行。{13}487-500在新加坡,尽管《新加坡雇佣法》第2条明确将家政工人排除在“雇员”之外。但是,该法第3章第67条规定:部长可以随时采取公报通告的方式将本法的任何条款适用于家政工人,并且可以制定有关家政工人工作条件规定。{14}205该模式体现了立法者在是否应该将家政工人纳入劳动法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态度。当然,将家政工人是否适用劳动法的决定权(力)通过立法授权劳动行政机构行使,一方面使立法者摆脱了尴尬,另一方面,也使劳动行政机构能够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通过行政法令的方式适时地对家政社会关系做出调整。
  (三)排除劳动法适用的民事保护模式
  该模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被发展中国家或个别发达国家及地区所采纳。在亚洲,“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省和香港等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及地区均承认以获取签证为目的的家政工作,但除香港之外,其它国家和地区都将家政工作明确排除在劳工标准之外。”{15}例如,《柬埔寨劳动法》第1条之e项规定:该法律不适用家政和家务仆从,除非在本法中有明确的规定。在许多阿拉伯联盟国家,现有的劳动法律并不保护女性移民家政工人。这加剧了她们的弱势地位。卡塔尔1962年《劳动法》也明确规定“本法不适用在私人家庭中因家庭帮助而被雇佣的人”。《埃及劳动法》第4条和第91条规定覆盖了私有部门的工人,但是将家政工人排除在外[10]。相类似,巴林1976年《劳动法》(第2条)将家庭服务员以及类似的从业人员排除在该法之外。这种排除性法律规定是因为将家庭工作视为私人性质。正如巴林劳动部发言人所言,“家庭工人被视同家庭的组成部分,否则,家务的隐私性就无从言起”。{16}17排除于劳动法之外的国家,立法事实上将家政工人视同为民事法上的劳务提供人,其相关权利义务均主要按照民事法律基本原则和理念配置。
  (四)民事法和劳动法综合保护模式
  该模式以菲律宾为典型代表。在采取综合保护立法模式的国家,劳动法和民法事实上存在两条逻辑理路。1.民法与劳动法律互补。劳动法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民法。例如,尽管《巴西劳动法典》在很长的时间内明确将农业工人和家政工人排除在适用范围之外,不过现在劳动法已经涵盖了。巴西将家庭工人纳入最低工资保障、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未纳入工伤保险)等制度的覆盖范围。{17}但是,由于家政工人本身的特殊性,《巴西劳动法典》第7条仍然明确将家政工人排除在各种劳工保护标准之外。因此,《巴西民法典》对家政工人仍有调整的功能。该法典第593条规定:“不受劳动法或特别法调整的服务提供,按本章的规定调整。”{18}852.民法规范与劳动法规范重复规定。在菲律宾,对于家政工人劳动权益的保护除了在民法典中有所涉及外,劳动法典以及相关家政工人的特别法律也对家政工人劳动权益的保护进行了相应的规范。可以说,菲律宾对家政工人的劳动权益保护不同于其它任何国家或地区,其保护家政工人劳动权益的法律主要包括,《菲律宾劳动法典》、《菲律宾民法典》、《菲律宾家政工人最低工资保护法》等。《菲律宾劳动法典》第144条和148条以及《菲律宾民法典》第1689和第1690条均规定:除了雇主免费提供合理和相当的住宿、食物和医疗护理外,家庭工人还有权利获得相关的补偿。《菲律宾民法典》第1693条规定家政工人的衣物按照在最低程度上能够确保家政工人能够购买或获得合适衣物的契约规定执行。第1695条规定:家政工人不应该被要求每天工作超过10个小时,每个月应该获得4天的带薪假。《菲律宾劳动法典》第149条和《菲律宾民法典》第1697条均规定:如果家政工人服务时间是确定的,除非有正当的理由,无论是雇主还是家政工人都不能在期限届满前解除合同。如果家政工人被不合理解雇,她将获得已有收入加上15天报酬的补偿。如果家政工人没有正当的理由而离开雇主家,她将无权获得不超过15天未付应得的报酬。《菲律宾民法典》第1694条规定家政工人的雇主要按照公平和人性化方式对待家政工人,禁止雇主对家政工人给予身体上的侵害。1993年菲律宾《家政工人最低工资保护法》(The Minimum Wage for Househelpers Act)要求雇主鉴于改善家政工人条件和调整工作期限之目的,每三年就要检讨雇佣合同[11]。3.试图用民法社会化理念弥合民法与劳动法之间的差距。在荷兰,一方面,在秉承民事法律精神下,以荷兰为代表的国家将家政工人纳入民法调整,试图通过民法的社会化规定实现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的目的。《荷兰民法典》中明确规定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标准适用于家政工人,工作制度、年休带薪假、加班工作规定、夜班或者公共休假日的许可程序应该在雇佣合同中明确。{19}46另一方面,立法者似乎又不满足于民法对家政工人的保护,也采取劳动特别法模式就家政工人的特殊性作出规定。早在1998年1月荷兰就开始执行《家庭服务就业法令》(Regeling Schoonmaakdiensten Particulieren)。该法的最初目的是扩大私人保洁服务市场,并让那些受教育少的人也能够进入劳动力市场。后来,又增加了两个目标,即非公开工作正规化(formalisation of undeclared work)和鼓励雇佣家政工人的雇主参与劳动力市场。前一个动机是来自于欧盟委员会对在经济方面非公开工作意义和规模等信息的需要。而新的《家政工人法令》(Regeling Dienstverlening Aan Huis)于2007年1月实施,许可一个家庭每周雇佣家政工人工作的最长时间不超过三天。新法将家政工人——雇主的关系定位为非典型性的雇主——雇员关系(non - classic employer – employee relationship)。根据该法,每周为一私人雇主工作3天以上或者就职于某清洁公司或某一家庭保健机构的工人享有更多的权利。雇主要支付雇员开始前两年因病而无法工作的工资。被辞退的工人有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雇主需要为其支付健康保险费用,并从工资中扣除赋税和保险费。{20}6由此可见,荷兰家政工人劳动权益法律保护是对传统民法平等、自由、意思自治之精神的周延和注塑,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民事制度的影响,与传统民法的精神和价值取向一脉相承,打上了深深的民事法律思维烙印。
  除了前述四种模式外,日本、韩国、奥地利、以及美国蒙哥马利市等国家和地区在保护家政工人劳动权益方面也做了一些努力,对特定的家政工人或者对家政工人特定方面给予特殊性的保护。例如,韩国颁布了《非典型性劳工保护法》;日本颁布了《关于改善看护劳动者的雇佣管理的法律》;奥地利于2005年颁布了《家政服务支票法》(Household Service Cheque Act),使原来以现金支付方式转变为支票支付方式;美国马里兰州的蒙哥马利市在消费者保护法中制订了《家政工人——书面合同》一章,要求雇主在合同中对家政工人工作时间、住宿安排、工作内容和工资扣除做出明确的规定并将合同交给家政工人。{21}479-492这表明该市将家政工人纳入消费者保护法律加以规范的价值取向。
  三、价值认知: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专门性立法的合理性诠释
  对于家政工人而言,选择一个既能够满足公平保护需要,又能实现同企业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相衔接的法律方案是一大立法技术难题。为了破解该难题,世界上形成了专门法、劳动法、民事法律、多部门法律综合保护四种主要模式。这些立法模式所遵循的家政工人保护的理念以及由理念所决定的路径是截然不同的。不同理念和不同路径选择意味着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力度和范围的差异性。
  (一)民事法律保护模式最不利于家政工人
  作为调整和规范市民社会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民法,以意思自治、平等、私权保障作为其一切制度形式和思想体系的精神、理念、原则,这与社会法视阈中的劳资关系在立法调整理念、原则及方法上呈现出十分明显的分野,具有本质性的区别。如果不加区分而将社会法范畴内弱势家政工人之劳动权益纳入传统民法予以规制和保护,势必会产生理念构造和逻辑运作上的重大偏差。Thomas M. Rogers教授和David F. Gomez教授指出:“所有的雇佣合同都不可能导致平等的产生。”{22}这表明将家政工人纳入传统民法中试图让其与雇主采取意思自治方式实现劳动权利的保护无异于天方夜谭。因此,将家政工人纳入传统民法中加以保护,无论基本逻辑还是理念上均属不妥当,此一方面;另一方面,“以工资的债法上给付,企图换取接近身份法上的一切从属关系”,{23}不贯彻“弱者保护理念”而一味采取民事雇佣关系来处理规制劳资关系,势必会使劳资双方的利益更进一步地失衡,出现劳动力市场的分野和“二元区分”格局的形成。这种区分格局最终导致的是家政工人与产业工人之劳动权利保护的两极化局面的形成,即家政工人不受劳工法律、集体协商以及法定社会保障制度的保护。他们不但在工资、附带福利及工作条件上远逊于产业工人,而且与工作本身的关系更为疏离,往往得不到任何雇佣保障和社会保障。实际上,家政工人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具有明显的“易受伤害性”特征,呈现出家政工人因“移民”而在劳动力市场中凸显的“弱势”结构、从属关系下的主人——仆从的社会认知结构、人际交往中的孤岛结构、权利保障问题上的劳动法外结构、劳动力群体上的女性为主的结构、就业中非正规性结构等[12]。这些结构特征使得家政工人在国外有时被称为“易受伤害的工人”,对其加以倾斜性保护使所有劳动标准立法具有了原初道德性的正当理由,因而,将家政工人劳动权益纳入到传统民法中进行规范和调整,不仅不能满足家政工人这一特殊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特殊性保护诉求,而且也不符合世界各国立法的主流范式。这种理念定位上的错误和立法上的错位,需要我们从家政工人这一社会阶层固有的、特殊的“易受伤害性”结构特征出发,以其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和理念设计的内核,选择和架构一套真正的符合家政工人特有属性的立法模式和制度样态。
  (二)劳动法律保护模式降低保护水平
  将家政工人纳入劳动法范畴并给予其劳动法上“劳动者”身份与待遇已成为我国当前学界关于家政工人劳动权益保护的主流范式。对此,杨大文教授主张将家政工人权益保护纳入劳动合同法并以专章规定,他认为专门针对家政服务工作做出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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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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