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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 《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
电影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之研究
【作者】 陈绍玲【作者单位】 华东政法大学
【分类】 著作权法
【中文关键词】 电影作品;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单独行使著作权
【期刊年份】 2010年【期号】 12
【页码】 74
【摘要】

从电影作品属于演绎作品的角度出发,在先作品著作权人只是授权电影制片人利用其作品摄制并传播电影作品,因此在先作品著作权人是能够单独使用在先作品的。从电影作品属于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的角度出发,各合作作者也仅授权制片者利用合作作品摄制并传播电影作品,各合作作者自然能够单独使用其作品。因此,电影制片者利用电影作品的方式是有限的,而“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著作权人也仅能对其享有著作权的作品本身单独行使著作权。

【全文】法宝引证码CLI.A.1155055    
  一、《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二款在实践中的争议
  (一)实践中关于何为“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争议
  《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的剧本、音乐等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有权单独行使其著作权。”但何为“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著作权法》并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司法实践中法院针对这一问题的判决也不尽相同,从“曲建方诉北京阿凡提公司案”以及“美国迪士尼公司诉米奇乐公司案”的判决即可见一斑。
  “曲建方诉北京阿凡提公司案”原告曲建方是阿凡提美术形象的著作权人,被告阿凡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未经原告许可在其公司网站上使用了阿凡提的美术形象。庭审中被告辩称:阿凡提美术形象产生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系列美术片《阿凡提的故事》,原告在该片中仅署名美术设计,该片的著作权及片中阿凡提美术形象的著作权均应归属于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而非原告,因此,原告无权就阿凡提美术形象主张权利。{1}而法院审理认为:虽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出品了美术片《阿凡提的故事》,但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只对该美术片享有整体著作权,而原告作为该片的美术设计,对其创作的阿凡提美术形象享有独立的著作权,原告可就此作品单独主张著作权。{2}根据上述分析可知:“曲建方诉北京阿凡提公司案”中法院认为电影作品中的动漫人物形象属于“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
  “美国迪士尼公司诉米奇乐公司案”中涉案的米老鼠形象首次出现于电影《疯狂飞机》中。2005年原告发现被告深圳市米奇乐公司生产销售的衣服上抄袭  使用了原告所有的“米老鼠”和“米妮老鼠”系列图案的标识及设计,原告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被告诉至法院。法院认为被告“生产销售带有与原告涉案米老鼠图形极为近似图案的服装,构成对原告著作权侵权”,{3}于是问题的关键在于原告对米老鼠动漫形象享有著作权的依据何在?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疯狂飞机》作为电影作品其保护期限应该截止于首次发表后的第50年即1978年的12月31日。但米老鼠形象是沃尔特·迪斯尼和UBIWERKS共同创作的美术作品,如果将其视为电影《疯狂飞机》中“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那么根据中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其保护期限应该截止于UBIWERKS死后的第50年即2021年的12月31日。但法院在判决书中认为:原告米老鼠美术作品为原告具有独创性的卡通人物图形,并在美国办理了著作权登记。原告对米老鼠美术作品享有著作权,依法应受保护。{1}但是原告于1999年4月8日在美国进行的“米老鼠作品-米老鼠”版权登记并不能成为其在中国受到保护的理由。笔者认为原告对米老鼠作品享有著作权的理由在于:如果把米老鼠动漫人物形象看作电影作品《疯狂飞机》中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那么该形象作为美术作品在中国的保护期则应截止于2021年。遗憾的是“美国迪士尼公司诉米奇乐公司案”审理法院并未据此判决被告侵权,由此可见把动漫人物形象认定为电影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还是很有争议的。
  (二)实践中关于如何对“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单独行使著作权的争议
  “美国迪士尼公司诉米奇乐公司案”与“曲建方诉北京阿凡提公司案”的判决凸显了司法实践中法院对于电影作品中的动漫形象是否属于“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这一问题的分歧。但问题不止于何为“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如何单独行使“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著作权也是问题所在。2001年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陈佩斯、朱时茂诉湖北省扬子江音像出版社案”中原告陈佩斯、朱时茂于1986年、1994年、1997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合作表演了《烤羊肉串》、《大变活人》、《宇宙体操队选拔赛》三个小品,同时原告也是上述三部作品的著作权人。被告扬子江出版社、中凯公司出版发行的《陈佩斯小品》中使用了原告在春节联欢晚会中表演的三个小品。原告以著作权侵权为由将被告诉至法院,法院首先将中央电视台摄制的春节联欢晚会认定为电视作品,并据此做出判决:虽然电视作品的整体著作权归制片者所有,但是作为电视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其作者仍享有单独行使著作权的权利。本案中,两原告创作的三个小品虽然是春节联欢晚会电视作品的组成部分,但三个小品又是能完全单独使用的作品。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两原告对三个小品仍享有单独行使著作权的权利。……他人如要出版发行两原告创作的小品,仍需征得两原告的许可并支付报酬。{5}
  按照“陈佩斯、朱时茂诉湖北省扬子江音像出版社案”的判决逻辑,陈佩斯、朱时茂作为小品作品的著作权人对春节联欢晚会中小品片段的使用即构成对电影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单独行使其著作权,同理电影插曲的音乐著作权人许可电视台播放电影中带有插曲的片段也构成对电影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音乐作品单独行使其著作权。对此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电视台播放的是有伴音(电影插曲)的一段连续的画面,既然音乐原本就是电影中的伴音,随着该电影中的画面被播出,那么电视台就不是在“单独使用”电影作品中的音乐,而是在使用含有伴音的电影片断。{6}创据此推知,陈佩斯、朱时茂春节联欢晚会中小品片段的使用并非对电影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音乐作品单独行使其著作权,这与法院的判决形成了矛盾。
  归根到底,笔者认为电影作品中“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看待视听作品整体著作权人的著作权·,即制片者的著作权,与可以单独使用的作品的作者的著作权的关系。{7}
  二、电影作品中“可单独使用的作品”的界定中小学减的负已经加到家长身上了
  (一)基于在先作品演绎形成的电影作品中“可单独使用的作品”
  电影作品往往是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演绎形成的,比如在“董国英等诉上海谢晋中路影视有限公司等案”中涉案的电视连续剧《世纪人生》即是根据董竹君的自传《我的一个世纪》改编、摄制完成的。摄制《世纪人生》时必然复制了《我的一个世纪》中独创性的表达,但是演绎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复制,它必须体现某种创作性劳动。{8}因此,演绎作品一般表现为两种类型:对形式的改变以及对内容的改编。{9}所谓“对形式的改变”一般表现为将一种作品类型转变为另一种作品类型。比如“董国英等诉上海谢晋中路影视有限公司等案”中,将文字作品《我的一个世纪》摄制成为电影作品《世纪人生》,其中高度独创性的智力劳动体现为将文字作品《我的一个世纪》中的文字通过摄制成电影而转化成为人人可以理解的声音、图像。而所谓“对内容的改编”主要是指演绎过程中产生新的独创性表达的同时保留了在先作品独创性的内容。比如,将文字作品《我的一个世纪》摄制成为电影作品《世纪人生》的过程中势必改编了在先作品,如对《我的一个世纪》中的人物刻画、场景对话等必然有所改动。但是人们在欣赏电影作品《世纪人生》的时候仍然能够从中发现文字作品《我的一个世纪》中独创性的故事情节、人物刻画等。
  正因为演绎作品中保留了在先作品独创性的表达。因此,在一部演绎作品中至少有两个著作权。一个是原作的著作权,一个是演绎者就自己的创作成果所享有的权利。{10}易言之,如果把利用在先的小说、剧本摄制完成的电影作品看作是演绎作品,那这部电影作品中至少存有两种独创性的表达,这也导致演绎作品著作权的行使必然依赖于在先作品著作权人的许可。正因如此郑成思先生才认为:演绎作品的作者享有的著作权是“完整的”却不是“独立的”。据此,如果制片者需要对利用在先的小说、剧本等摄制的电影作品行使著作权,势必要征得在先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但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五条,制片者享有的却是“完整的”且“独立的”著作权。
  实际上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制片者必须通过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明示或者默示)从在先作品著作权人处取得对在先作品的使用权。即由在先作品著作权人授权制片者将其作品摄制成为电影,并以非排他性的方式许可制片者对电影作品行使著作权。至于许可的权利范围可以参照《伯尔尼公约》(1971年巴黎文本)14条之二第(2)款b项的规定。尽管该条款仅适用于艺术创作者被确认为电影作品著作权人的国家,但是该项条款中“合法化推定”的内容却是确定这些著作权人“不得反对复制、发行、公开表演、公开有线传播、播放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公开传播该作品”。实际上述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恰恰是电影作品制片者传播作品过程中必须实施的。而笔者认为这是值得我国借鉴的,电影作品中必然包含了在先作品独创性的表达,因此在我国制片者必须取得在先作品著作权人的授权以复制、发行、公开表演、公开有线传播、播放、信息网络传播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公开传播电影作品。至于许可使用的地域范围和期间,笔者认为基于方便电影作品传播的考虑不应该做出任何限制。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五条的规定,如果将电影作品看作是演绎作品,那么在先作品著作权人只是将特定的著作权以非排他性许可的方式授予了制片者来行使,并没有把著作权转让或者排他性许可给制片者,因此尽管电影作品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但在先作品著作权人自然能够单独行使其著作权。
  由此可见“曲建方诉北京阿凡提公司案”法院的判决无疑是正确。电影作品《阿凡提的故事》中对阿凡提的形象的利用无疑属于演绎行为,而曲建方作为在先作品阿凡提形象的著作权人虽然无权阻止《阿凡提的故事》的制片者复制、发行、公开表演、公开有线传播、播放、信息网络传播或以其他任何方式公开传播电影作品《阿凡提的故事》,但对于网页中的阿凡提形象却是享有专有权利的。而在“陈佩斯、朱时茂诉湖北省扬子江音像出版社案”中法院认为“两原告创作的三个小品虽然是春节联欢晚会电视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但三个小品又是能完全单独使用的作品”。{11}在法院把春节联欢晚会认定为电视作品的前提下,如果把原告创作的三个小品看作是在先作品,那么法院认定原告享有著作权的小品属于可以单独行使著作权的作品无疑是正确的。
  (二)各合作作者创作完成的电影作品中“可单独使用的作品”
  根据著作权法的规定,电影的编剧、导演、摄影、作词、作曲等人是电影作品的作者,如果把电影作品视为合作作品,那么他们属于合作作者。但根据《著作权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合作作品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类是可以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第二类是不可以分割的合作作品。“可分割使用的合作作品”类似于德国著作权法中的“结合作品”或者法国著作权法中的“合成作品”。德国著作权法强调“结合作品”不可“单独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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